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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经历过坎坷、挫折和悲伤，可以这样说，没有遗憾的人生，就不叫人生。王宝伦老师已年过七旬，他说他的人生经历很波折，吃苦受累倒是不算什么，最大的痛苦是他亏欠了父母双亲，对父母的不孝成了压在他心口永远卸不掉的十字架，他将会为此痛苦愧疚一生。

年过七旬的王宝伦老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目前他还生活在贵州省贵阳市，和他的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有关王宝伦老师的人生经历，根据王老师的讲述，我编写了这篇文章。征得王老师的允准，我把这篇文章发布在自媒体平台上，分享给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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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伦老师说，他是1969年3月下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的，那年他十八岁。离开上海那天，是他的父母和姐姐送他去的彭浦火车站，火车启动的时候，他听到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有生以来，那是他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汽笛一声肠已断”的那种亲人别离的苦痛，他深有感触。

到达贵州的遵义后，他们闸北区的几十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遵义地区的田家塘大队，王宝伦他们十一个人分在了三队，分到其他生产小队插队落户的知青，基本也都是他们闸北区的学生，大家虽然不是很熟悉，但都感觉很亲切，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区的，好多人还是同一所学校的。

田家塘大队虽然是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山村，可那里乡亲们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贫穷比较落后，别的不说，就说王宝伦他们十一名知青居住的那三间房子，门窗都是破损的，就连房顶都能透进光线。外边刮风，屋里顿时感到冷飕飕的。外面下雨，房顶上也滴滴答答掉雨点。好在那里的民风淳朴，乡亲们都很热情善良，大家感到很亲切。

帮知青们做饭的是一位大嫂，第二天一早，大嫂挑着一担水来做饭，王宝伦赶忙上前帮大嫂把水桶里的水倒进水缸里，他看那位大嫂折身还要去挑水，就笑着说：“大嫂，我去挑水吧，你告诉我水井在哪。”“胡同南头那棵皂角树下就是，你小心一点。”那位大嫂倒也不客气，一边说一边往水井的方向指了指。

水井距离知青们居住的地方很近，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胡同口的坡下就是，那棵皂角树特别显眼。王宝伦挑着水桶来到井台上，看着那架古老的辘轳，他却不知如何是好了，长到十八岁，他头一次见到这玩意。

就在这时，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也挑着水桶来打水，她看王宝伦站在那不知所措，就笑着说：“你是上海来的知青吧，我来教你打水。”

看着那个姑娘很熟练地用铁环把水桶挂好，很轻松就打上两桶水来。王宝伦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挑起水桶一步三回头地回到住处。王宝伦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学习挑水，第一次学习挑水就遇到了一个热心肠的姑娘。可惜的是当时也没问一下那个姑娘姓啥，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后，第一天去参加生产劳动，王宝伦就遇到了那个姑娘，一起挑了一上午粪，途中也相遇过两次，可他也没好意思跟人家说话，看到她只是笑着点点头而已。

中午收工的时候，听到一位大嫂喊她玉芳，王宝伦记住了这个名字，但他不知道玉芳姓啥，也不好意思问。

忙完春耕忙春播，那天队里栽红薯，男社员和男知青挑水，女社员和女知青在地里挖坑（挖埯子）浇水埋秧苗。每次王宝伦把水挑到地里，玉芳姑娘都拿着水舀子过来帮王宝伦浇水，但她不和他说话。趁她浇水的功夫，王宝伦仔细打量了一下玉芳，她虽然算不上有多漂亮，可她长得绝对不丑，眼睛黑亮有神，眉毛特别浓，扎着两条小辫子，洋溢着青春活力。

到了半晌，队长让大家坐在地头歇歇，男社员们都坐在地头抽烟，女社员们聚在一起拉家常，男知青和女知青保持着挺远的距离，那几名年轻姑娘紧挨着女知青，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流，应该是大家还不熟悉的原因吧。

那天下午收工回家时，正好路过村里的水井，王宝伦就走上井台，想顺便挑一担水回去。玉芳看他打水笨手笨脚的，她就走上井台，告诉他往井里放水桶时，身体要尽量往后斜，以免被辘轳把打伤，她还给他做了示范。整个生产队的年轻姑娘，就玉芳姑娘主动和王宝伦说话，她的性格明显比别人开朗大方。

过了挺长一段时间，王宝伦才知道玉芳姓田，她叫田玉芳，当年十六岁。在田家塘大队，姓田的人家占了一半还多，三队的队长就姓田，他叫田吉龙。善良大方的田玉芳，给王宝伦留下了很深刻的好印象。

之后的生产劳动中，田玉芳经常有意无意地关心王宝伦，有一次在收工回家的路上，她还和王宝伦走在一起，问王宝伦：“你们来插队是坐火车来的吗？火车上烧火吗？上海离这远吗？不坐火车能去上海吗？”王宝伦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田玉芳，就笑着说：“上海离这很远，不坐火车也能去上海，那要走很久很久。”看田玉芳很天真，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他就给她讲上海的故事，讲火车上的情况，还问她什么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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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王宝伦和田玉芳慢慢熟悉起来了，因为田玉芳经常和王宝伦走在一起，她妈还说过她，社员们背后也说她的闲话，说她不安稳，疯疯癫癫的没有个姑娘样，像个野小子。

后来王宝伦才知道，在整个田家塘大队，就田玉芳一个女生读到了初一，男生都没有几个读初中的。知道田玉芳愿意学习，王宝伦就把他的初中课本和词典都借给田玉芳，让她自学初中课程，还说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来找他。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遵义化工厂又有了招工名额，王宝伦也想去当工人，就找大队书记要了一份招工审批表。田玉芳的母亲听说王宝伦要去遵义化工厂当工人，她就来找王宝伦：“王宝伦，全队的人都知道你和我闺女谈恋爱了，你抬屁股就想走人，玉芳咋办啊？我们一家的脸面往哪放啊……”

田玉芳的母亲不让王宝伦去当工人，她还去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就问王宝伦：“你和玉芳到底咋回事啊？我也听说你俩恋爱了，你要是进城当了工人，这不把人家玉芳给坑了吗？”“田书记，我跟玉芳说好了，我先进城当工人，等我安顿下来，就和她结婚，就接她进城。”王宝伦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大队书记觉得这样不妥，以后的事情还真不好说，他对王宝伦说：“你既然答应娶人家，干脆就结婚算了，也不差这一年。何况还有人看到你俩牵过手，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也不一定就没发生。”王宝伦无言以对，他说先给他父母写封信，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半个月以后，王宝伦接到了父母寄来的挂号信，他父母说别人都招工进城当了工人，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和农村姑娘结婚，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他父母的意见，坚决不同意他和农村姑娘结婚。

纠结了好一阵子，王宝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先和田玉芳领取结婚证，等生米煮成了熟饭，他再带着田玉芳回上海见父母。

那年夏天，王宝伦和田玉芳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知青点当时正好空出了一间房子，王宝伦和田玉芳就住在了知青点的那间房子里。到了秋后，男知青都去化工厂当了工人，王宝伦却没能招工进城。原因是王宝伦和农村姑娘结婚了，他也就失去了招工进城的待遇，这是上级的政策规定。

那年年末，王宝伦带着田玉芳回到了上海，没想到他的父母说啥也不让他俩进家门，还说就当没生这个儿子，以后就断绝关系了。实在没办法，王宝伦带着田玉芳在他姐姐家住了两天，第三天就买票返回了贵州。离开上海时，他发誓一辈子也不回上海了。

第二年春天，大队书记突然找到王宝伦，对他说：“宝伦，看这情况，你一时半会很难招工进城了，干脆这样吧，你到咱田家塘小学来当民办教师吧，当老师总比下地干活要好一些。”就这样，王宝伦成了田家塘小学的民办教师。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降生了，有了可爱乖巧的女儿，王宝伦的心情好了很多。

恢复高考后，王宝伦考上了遵义师范学校，他去遵义读书，田玉芳就替他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教三年级的学生，后来就留在学校当了民办教师。王宝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的联办中学（联中）教书，转成了公办教师，吃上了国库粮，不比去化工厂当工人差。

十年后，田玉芳转成了公办教师，她也能月月开工资了。

1995年春天，王宝伦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父母消气了，让他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看看。一向倔强的王宝伦却对他姐说，这辈子再也不回上海了。

一晃又是十年，也就是2005年的初冬，王宝伦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姐姐哭着对他说，说她爸去世了，问王宝伦回不回去。那一刻，王宝伦突然瘫在了地上。

当天，王宝伦和田玉芳就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到达上海后，王宝伦跪在他父亲的灵前，额头都磕出了血。刚料理完他父亲的后事，他母亲又病危住院。在医院抢救治疗十多天，王宝伦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了。双亲的离世，对王宝伦的打击很大，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他的头发全白了，人也瘦了一圈。一想到自己没能早点回上海看父母，他就后悔得要死。

料理完他母亲的后事，王宝伦的姐姐拿出了他父亲生前写好的遗嘱。遗嘱内容是：他们的父母去世后，老弄堂的那套老房子（待拆迁）由王宝英（王宝伦的姐姐）继承，新房子（王宝伦父母居住的房子）由王宝伦继承，银行存款姐弟俩平分，其他财产由王宝英继承。

看完遗嘱，王宝伦跪在地上呜呜痛哭，哭的他肝肠寸断，痛不欲生。老话说百善孝为先，他却没能为父母尽孝，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报答，成了王宝伦心里永远的痛。

之后的日子里，王宝伦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回上海，每次回上海他都会跪在他父母的墓前长跪不起，对父母的不孝，将会令他愧疚自责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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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王宝伦和他老伴都生活在贵阳，和他们的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他姐姐多次打电话，希望他们都回上海生活，王宝伦却说都这把年纪了，就守在孩子身边安度晚年吧。若有来世，他将会永远守在父母身边，用一世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宝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