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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当年下乡插队时我是最后一个回城的天津知青。那期间，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给了我很多关爱和照顾，他也曾经向我示爱，却被我无情地拒绝了。应草根作家的邀请，我把当年下乡插队经历的那些事分享给大家，也算是对我下乡插队的一个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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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旬，离校在家待业半年之久的我和一帮初中学生一起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天津，来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任县的张固大队，我和十二名天津知青被分派在第八生产小队插队落户。

我高中毕业后，原本可以在天津安置工作的，可就在我准备去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我父亲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被停职反省，我去新华书店工作的希望也就化成了泡影。工作无望，我只好听从了街道干部的安排，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

张固大队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全大队有一千多人口，光接收我们天津知青就近百人。分派在八队的十三名天津知青数我年龄大，队长就让我担任了八队知青小组的组长。

当年秋后，队里为我们天津知青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我还是知青点的点儿长（小组长）。因为我是女生，干活不如男生有力气，也没有男生的威严和霸气，有的同学不听我的安排，我就想让贤，想让男生担任点儿长。可那几名男同学都不愿当这个出力不讨好的点儿长，队长只好让我继续担任点长，我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队长就来帮忙。

那年年末决算分红的时候，几名男生觉得分到的红利太少，都不够回家过年往返的车票钱，他们就找让我去找队长讨公道。我说你们谁觉得不合理谁去找队长，我觉得合理，所以我不能去。那两名男生说我这个点长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嘛用没有。我问他俩我当点儿长谁给我多记工分了还是让我少干活了？对我不满意你就来当点儿长。

那两名男同学没话说了，竟然怼我说：“不怪你是右派的女儿，和你爸一个德行……”那时我才知道，我爸被停职反省，原来是被打成了右派。那两名同学不服气，去找队长理论，队长让会计重新核算，结果我们女知青每人已经多分了两块块多钱，男知青多分了三块钱，按道理我们都该退还给队里，队长和几名老社员都说算了吧，说我们从城里来农村插队不容易，多分给我们几块钱大伙都没意见。

第二年秋后，利用冬季农闲，我们生产队也响应上级号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队里成立了青年突击队，让一名叫张吉田的年轻小伙子担任突击队的队长，带领我们知青和队里的年轻社员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张吉田年龄不大，和我同岁，长得高大结实，很淳朴很善良，干活不偷懒，一担能挑一百八十斤高粱头（高粱穗）。

后来的生产劳动中，张吉田总是吃苦在前，对我们知青特别照顾，特别是对我们女知青，他更是格外关照，尽量给我们安排轻松的农活，每天收工回家时，他还让我们女知青坐在架子车上，他拉着我们回家，我们女知青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利用两个冬季农闲，平整好了村东的十八亩耕地，还修建了一条引水渠，随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也就过去了，青年突击队解散了，张吉田成了我们小队的副队长。

1972年冬季，我们几名女生结伴回天津探亲过春节，张吉田用队里的架子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去车站送我们，那天天很冷，我穿的有点单薄，张吉田脱下他的大棉袄扔给我说：“我拉车不冷，你把我的棉袄穿上吧，别冻着了。”

说句实话，去车站的路上，要不是张吉田的那件大棉袄，我非得冻感冒了不可。春节过后从天津回来我才听说，春节前张吉田送我们回家后就发起了高烧，过了六七天才好利索。

到了1973年秋天，厂矿企业开始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其他生产队的知青有好几个人去了钢铁厂和化肥厂，我们队的一名知青去了国棉厂，还有一人去供销社当了售货员。起初我对招工进城抱有很大希望，可后来才知道，进城当工人也要政审，因为我爸的问题，我却不能通过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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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天，队长安排我跟着张吉田副队长去学习犁地，休息期间，张吉田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父母早就逼着他订婚了。我就笑着说：“你去相看一下，看能不能看中人家，兴许人家还看不中你呢。”

张吉田问我是咋打算的，我说：“我才二十三岁，不着急，最早也得二十五岁以后考虑个人问题。”“你不着急我也不着急，我也等到二十五岁订婚。”张吉田笑着说。

言外之意，张吉田这是在向我示爱，可我当时一直在期盼着招工进城，根本就没有心思考虑个人问题。当时的农村青年订婚结婚都比较早，到了二十二三岁的年龄，就该结婚了，张吉田却不着急相看对象，他的父母能不催他吗。

转眼又是一年，大队书记看我招工无望，就安排我到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这期间，张吉田一直都在关爱我帮助我，我明白他的心事，可我已经好几次委婉拒绝了他，他好像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照样给我送好吃的，照样关心帮助我。

1976年秋天，张吉田的二婶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她娘家侄女，那个闺女二十一岁，初中文化，可张吉田还是不同意订婚，气得他母亲坐在地上哭。过了不久，张吉田去县城给队里买生产资料，他给我买了一块围巾。我看他还是在追求我，就生气了，没好气地对他说：“张吉田，我都给你说了好多遍了，我不想在这恋爱结婚，我早晚都要离开这里的，我早就劝你找一个好姑娘赶紧结婚，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个好青年，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看我死活不收他的围巾，张吉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一刻，我心里很难受也很生气，没想到一向通情达理的张吉田，非要在我这棵上吊死。怕以后不好收场，我找了我们队的队长，找了大队书记说明了我的立场。大队书记批评了张吉田，也找过张吉田的父母，张吉田答应不再纠缠我了，可他就是不相看对象，愁得他父母都吃不下饭。

1977年冬季，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南开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到了1978年的春天。离开张固大队时，我看到张吉田蹲在村口呜呜大哭。我也听到了个别老乡的议论，说我这人不厚道，可算把人家淳朴善良的张吉田给坑苦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计委工作，后来和一名部队转业干部牵手红地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96年秋天，我到邢台出差，顺路回到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的第二故乡，看望了老支书和乡亲们，也见到了当年追求过我的张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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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十八年再相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四十五岁的张吉田已经很苍老也很憔悴，他娶了一个跛脚女人（小儿麻痹后遗症），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不能下地干活，在家做家务都有些困难。好在他的女儿很聪明很漂亮，四肢健全，正在读初中二年级。

看我流泪了，张吉田苦笑着说：“陈老师（我姓陈，叫陈晓曦），你不要难过，我生活的挺好。当年我钻进了牛角尖，让你笑话了……”

离开张固村的时候，我把一千块钱塞给了张吉田的爱人，他爱人说啥都不要。看我流泪了，她才勉强收下，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张吉田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乡里的汽车站，给我买了几斤苹果，还买了一只烧鸡。分别的时候，张吉田双手交替着一个劲抹眼泪，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001年秋天，张吉田的闺女张玉英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我去火车站接站并把他父女俩送到了学校，帮孩子办理好了入学手续，替孩子交上了学费。当时正准备秋收，张吉田当天晚上就坐车返回了邢台。分别时，他一个劲说给我添了很多麻烦，说了好多感谢的话语。看他穿着发白的解放胶鞋离去的背影，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张玉英大学毕业时，我帮她联系了一所学校，想让她留在天津当老师，张玉英却说在邢台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父母，她执意回到了邢台，在邢台市郊的一所学校当了老师。

离开天津回邢台时，张玉英搂着我的脖子，很亲切地叫了一声姑姑。那一刻，我的泪水都流了下来，多么懂事多么孝顺的孩子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父母，她放弃了留在天津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

目前，我和张吉田哥哥一家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张吉田的生日比我大一个月，他成了我的哥哥。每次回邢台，张吉田哥哥都会亲手杀一只他家喂养的大公鸡给我们炖鸡肉吃，还要煎上一大盘子土鸡蛋。嫂子（张吉田的爱人）虽然腿脚不利索，可她很热情很亲切，总是拉着我的手半天不松开。她总爱说她家是我的一门穷亲戚，我说亲戚不在乎穷和富，只要有真情，就是好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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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跟大家讲述到这，张吉田哥哥一家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在这里，衷心祝愿当年下乡插队的那一代人都幸福快乐，也祝福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幸福快乐，生活越来越美好。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陈晓曦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