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一支手持旌节的队伍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踏入西域大漠。他们没有千军万马，却以一人之躯震慑诸国；他们未动刀兵，却让“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响彻丝路。这不是演义，而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的真实历史——汉朝使臣用铁血与智谋，书写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最硬核的篇章。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
公元前77年，汉使傅介子仅率十余人出使楼兰。他设宴诱楼兰王安归，席间突然发难，两名壮士“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面对惊惶的楼兰贵族，傅介子持剑宣告：
“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汉兵方至，毋敢动，动则灭国矣！”
结果：楼兰改名鄯善，立亲汉王子为王，西域诸国震恐，“自龟兹、姑墨皆遣使谢罪”。
班固称傅介子“以单使制敌国”，开创“斩首外交”先例，后世甘延寿、陈汤皆效其风。
《汉书·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与都护甘延寿假传圣旨，调集四万胡汉联军，奔袭三千余里，直捣北匈奴郅支单于老巢（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战前檄文：“臣闻天下大义，当混为一……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
战后上疏：“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结果：斩郅支单于首级，悬挂长安蛮夷邸示众十余日。西域五十余国“莫不震慑，遣子入侍”。
陈汤虽立奇功，却因“矫制”遭弹劾，最终封爵关内侯。班固评其“沉勇有大虑”，但“侥幸以成功”。
《后汉书·班梁列传》载：
公元73年，班超率36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察觉鄯善王态度动摇后，他召集部下疾呼：“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
行动细节：夜袭匈奴使团营地，顺风纵火，斩杀百余匈奴使者。 次日以匈奴首级示鄯善王，“一国震怖”，当即归附汉朝。
后续传奇：班超以“以夷制夷”之策，三十年未动汉朝一兵一卒，收服西域五十余国。其名言“宽小过，总大纲”至今仍是边疆治理圭臬。
《汉书·冯奉世传》载：公元前65年，冯奉世持节护送大宛使者归国。行至伊循城（今新疆若羌），突闻莎车国弑杀亲汉国王，拥立匈奴傀儡。
临机决断：“不亟击之，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
雷霆手段：持节征调西域诸国兵万五千人，急攻莎车。破城后斩莎车伪王，传首长安。
此战开创“使臣持节调兵”先例，《汉书》赞其“矫制立功，威震西域”。
《汉书·苏武传》载：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面对单于威逼利诱，他啮雪吞毡，持汉节牧羊北海（今贝加尔湖）。
气节对话： 单于问：“汝主已死，何不降？” 苏武答：“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愿勿复再言！”
十九年后，旌节旄毛尽落，苏武归汉时长安万人空巷。班固评：“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然而，在两汉四百年的外交史中，汉使这一群体也有其复杂性——既有忠勇高光，亦有冒进失控，安国少季与涉何就是他们之中极具争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主要事迹更偏向“外交事故”而非“高光时刻。”
《史记·南越列传》载：“樛太后未嫁时，尝与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汉使少季往谕王、王太后入朝。”
事件核心：安国少季作为汉使出使南越，与昔日恋人樛太后重逢，二人私情被南越权臣吕嘉察觉，成为政治攻击把柄。
催生叛乱：樛太后欲借汉使推动南越内附，引发吕嘉弑杀太后与南越王，汉朝被迫发兵灭南越（前111年）。
班固在《汉书》中隐去私情细节，仅称“太后恐乱起，欲倚汉威”，实则暗指安国少季未能妥善处理私人关系，导致外交任务失败。司马光更在《资治通鉴》中尖锐批评：“以闺房之私，谋国家之事，鲜有不败者。”
《史记·朝鲜列传》载：“（涉何）归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事件本质：
杀使冒功：涉何出使卫氏朝鲜未完成使命，归途刺杀朝鲜护送官，谎称“杀朝鲜将”以求封赏，被汉武帝任命为辽东都尉。
引发战争：朝鲜报复杀涉何，汉武帝以此为由发兵灭卫氏朝鲜（前108年）。
司马迁以春秋笔法揭示真相：涉何之死实为“咎由自取”，其行为暴露汉使队伍中存在的“贪功躁进、滥用国威”痼疾。相较于傅介子“斩王立威”的精准果断，涉何的莽撞更像是个人投机。
汉使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汉武帝“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的雄心，更是“一汉当五胡”的国力支撑。但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亦反思： “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
这些手持旌节的孤勇者们，既是帝国扩张的急先锋，也是华夏精神的传火者。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虽远必诛”，不在刀剑之利，而在气节之刚、制度之优、文明之盛。正如两千年后丝绸之路上残存的汉简所书——
“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