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长的时间内，仰韶文化区呈现出东西分立的文化格局。其中，陕西关中地区等西部区域在仰韶文化中期时既无用鼎传统，又无随葬陶鼎的葬俗。例如泉护村“陶鹰鼎”形制与功用不符合陶鼎的特征，应是盛酒用的陶尊，在特殊活动场合用作祭器或法器，与商代盛行的鸮鸟造型青铜酒尊在形制和功用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当然，仰韶文化中期，陶鹰尊等特殊物品开始具备象征权力或身份地位的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识物。

陕西没有发现距今7800年白家文化还要早的新石器早期的陶器遗址。

而河南郑州新密李家沟文化以压印纹直腹筒形器为代表的陶器风格，是万年以来北方筒形罐文化传统分布的南部边缘。

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向北可达许昌地区北部的长葛石固遗址、颍河上游地区，西北方向则进入了伊洛盆地西部的沿黄地带涧河流域，向南分布已达南阳盆地、汉水中游地区。从贾湖文化早期开始，鼎类器物大量出现，鼎和夹砂罐成为贾湖文化的主要炊具。

陶鼎最早见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早期末段，绝对年代约为距今8200年，以罐形鼎和盆形鼎为主。

贾湖遗址是新石器中期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重要代表性遗址，从1983年发现至今有过8次发掘，据碳-14等方法检测得知，其年代为距今9000至7500年，分为三期。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是同属于裴李岗时代大体并存的两支亲缘文化，既有时代共性，但也有各自特征。需要一提的是，在延续了1500年后，贾湖文化衰落，继而转化为距今7000年的仰韶时代文化。

陶鼎代表东南方圜底器的传统，与代表北方平底器传统相结合，催生了鼎的发明，把角把罐的角把移到圜底釜的底部，就形成了鼎类器，这个比罐用起来要方便。河南中原漯河舞阳贾湖人首先把陶鼎引入葬礼。葬礼用的鼎的个头比实用器小得多，火候也很低，只能参与葬礼活动，而不合适活人使用。这种冥器的鼎，个头还没有脑袋大。这种理念迅速传遍了淮河、黄河、长江流域，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华礼乐文明重要的元素。后来“鼎”类器物由陶器演变为金属器，从一般的炊器发展为传国重器，现在还有“定鼎中原”的说法。而其源头就是由贾湖人发明的陶鼎。

需要指出：不早于距今7800年的大地湾文化和陕西白家文化，都没有发现陶鼎。

而仰韶时代早期阶段，从大河村遗址前三期遗存、长葛石固遗址第五期遗存、淅川下王岗一期文化看，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罐、盆、缽，炊具以鼎、夹砂罐为主。

据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时，洛阳—郑州及周围地区则普遍流行各类鼎形器，包括盆形鼎、罐形鼎和釜形鼎等。不过，整个仰韶文化区的鼎类器自东向西呈递减态势，至豫西三门峡一带仅有少量的釜形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关中及汉中地区半坡类型基本不再有鼎。整个渭河流域全境及其以西的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均不见或少见鼎类器物，关中东部等地仅见极少量的釜形鼎。

仰韶文化中期时，关中地区没有用鼎的传统，更不见有随葬陶鼎的葬俗，这在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不断得到证实，如近年来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高陵杨官寨遗址，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均未见陶鼎的踪迹。

在河南中原二里头，铸铜作坊 位于二里头宫城以南的围垣作坊区内。面积1.5万～2万平方米。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制造青铜礼容器的铸造作坊遗址，也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容器的唯一一处作坊。

作为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古文化唯一一个青铜容器陶范铸造遗址，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肇建了泥范块范法技术体系，生产造型独一无二的所谓礼器。在二里头遗址，泥范块范法迅即独占，几乎不见锻造器件，石范铸造也被排斥出中原。

河南中原偃师二里头遗址具有铸铜产业链的绝大多数要素，说明那里不仅铸造铜器，而且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铸铜业。例如，在河南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熔炼遗物和遗迹，包括金属锭块、坩埚、炉壁和熔渣，红烧土产地或加工铸型遗迹、浇铸遗物的范、芯和浇口、飞边等金属残余、产品或废品。

二里头文化由多块内、外范拼合而铸造的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在中国古代金属铸造工艺史上是个飞跃，为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遗迹，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石）范、坩埚、铜渣、矿石、木炭和小件铜器等遗物。这些用于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房子，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的专门化。有的陶范刻有兽面纹等纹饰。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出土一件陶范，范内有阴线刻划出的龙纹，龙的嘴部和左前肢尚有保留，龙口大张带尖齿，利爪。这件陶范残块可能是鼎形铜器外范的一部分。从残范看，所铸铜器的最大直径可达36厘米以上。

但是，并不稀罕的石范在中原周边地区广有发现，自漠北至岭南，自东海至云贵高原均有出土，从青铜时代早期持续到20世纪，且分布明显集中在边远地区。

在陶寺遗址中，迄今还没有发现熔炼铜的炉具、渣等及铸造铜器的范，即没有证据说明陶寺文化有铸铜活动，也不能说明陶寺出土的铜器产自本地。

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自三期已经建立起青铜工业。而且，所出土的材料确证二里头青铜器没有锻造品，系由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并由此肇建了河南中原独特的技术体系和传统。

出土过十块石范的山西东下冯遗址还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已经有青铜工业。

石峁城的发现，迄今报道只有铜器和石范，发掘报告更未涉及到任何与熔炼铜的炉具、炉渣、碎铜、木炭等遗物，以及铸造铜器场所的遗迹，同样没有证据说明石峁城存在铸铜活动乃至铜工业。所出铜器甚至石范有可能属于传入的物品，年代也待进一步判明。

众所周知，陕西石峁发现的石范，同属偏远地区的赋存，说其对中原青铜技术发生影响，证据不够充分。

二里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明”，因为有最早的范铸法青铜容器。从河南中原地区铸铜遗址所出土者看，箭镞和刀、凿俱以块范法铸造，说明中原的铸铜工业传统排斥石范铸造。

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在手工业区内发现大量铸铜、制骨与制陶遗存，集中分布于宫城北城墙以北约570米，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

2016年在距离殷墟宫殿区东北约10公里处新发现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铸铜作坊遗址，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最新考古发现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约占辛店遗址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仅仅在4000平方米范围内，就出土大量与铸铜相关遗物，经初步统计出土陶范约1.2万块左右，主要以容器范居多，有鼎、簋、卣、尊、罍、瓿等各类青铜器，还有少量兵器范如鐏、镞等。熔炉器具残块约3690块，可分为草拌泥熔炉和夹砂坩埚两种。生产工具有磨石、铜针形器、铜刻刀、鼓风管、骨铲、骨锥等上百件。辛店遗址发现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大多“戈”字铭文，这一遗址的主体族邑应该就是“戈”族，这一族邑从辛店遗址的殷墟二期延续到殷墟四期，是该聚落的实际控制者。

在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且以礼器陶范居多。

何尊征集于陕西民间。其铭文内容是两个陕西人谈论了中国一词，为后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一个载体。

西周的周武王克商后，西周已经不再是以前偏居一隅的诸侯国，要在洛邑这个中央王国统治黎民，这个中央王国必然不会是以前诸侯国那个国都。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只是陕西民科想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

如果陕西民科否认成周、“宅兹的那个中国”就是洛阳，那对比近代历史想想:为什么清朝入关后就定都北京，而不是重新回到他们的“龙兴之地”关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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