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事务韩复榘为保一己私利，竟带着八万多山东军不顾一切地逃跑。他的这一不战而逃之举，不仅让国民党众人震惊，就连日方也未曾料到。

欣喜若狂的日寇迅速攻陷了邹县。凭借机械化作战的优势，他们至多三天便可杀到徐州。

实际上，山东地域广阔，韩复榘有人有枪，即便只是做做样子，也能坚持个十几天。

如此一来，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完全可以腾出时间完成徐州会战的部署。但韩复榘的逃跑大大压缩了徐州会战中国军队的准备时间，此时一半的兵力还在路上。

更为关键的是，距离徐州一百多公里、进攻台儿庄的必经之路滕县无人防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宗仁立即向老蒋要人，但老蒋被日寇在其他战场牵制了大量部队，根本无法分出多余兵力。

正当李宗仁急得满嘴起泡、恨不得自己能撒豆成兵时，一个电话打到了他的徐州指挥部。

这个电话究竟是如何影响台儿庄战略部署的呢？在台儿庄战场上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话说在李宗仁的徐州指挥部内，他的参谋长徐祖贻拿起电话，发现对方竟是老熟人白崇禧。白崇禧先是简要询问了第五战区的战况，接着便要求李宗仁亲自接电话。

李宗仁接过电话，便听到白崇禧在那头说道：“委员长让我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量满足你。”

李宗仁长叹一口气：“还是那件事，滕县没有我军强力驻守部队，只要一支两到三万人的部队就行，至少在三天内赶到，否则日寇趁机突进，台儿庄和徐州都守不住。”

白崇禧笑着说：“我手上有这么一支部队，不过担心你不想要。” 一听说有兵可用，李宗仁大喜过望，却在听到是川军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散了大半。

这支川军就是邓锡侯、孙震的 22 集团军。那时的川军在世人眼中形象不佳，他们吊儿郎当，背着老套筒，吸着老烟枪。

全国抗日后，四川王刘湘向老蒋请缨出战，于是三十万穿着草鞋的川兵奔赴前线杀敌。他们缺乏特种兵编制，武器装备落后，被称为 “叫花子军”。

川军一出川，多疑的老蒋担心刘湘势力扩大，便将川军一分为二，其中 22 集团军归了山西阎锡山。这支部队在山西与日寇打了四十天，损失惨重。太原沦陷后，22 集团军幸存部队在撤退时既没粮食又没棉衣，向阎锡山索要补给却遭到拒绝。

在饥寒交迫之际，川军遇到阎锡山的晋绥军仓库，一拥而上将吃的喝的抢掠一空。阎锡山本就埋怨川军没保住太原，这下更是气得跳脚。他向老蒋打报告，说川军抗日不利却扰民有余，坚决不要这支部队。

老蒋无奈，准备将 22 集团军调到山西附近第一战区的程潜处。程潜委婉地表示，第一战区补给困难，实在养不起川军，无法接收。

眼见被人嫌弃的川军毫无用武之地，即将回老家时，白崇禧便准备为川军和李宗仁牵线搭桥。

李宗仁听了白崇禧的提议，沉默片刻后便答应了，要求川军速速赶到山东，毕竟他实在太缺人了。

与此同时，川军上下都知道自己处处不讨喜，差点卷铺盖回家，如今得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收留，还能赶赴山东作战。众人在激动和感恩之余，憋着一口气，要让世人看看川军的血性，抗日不成功绝不活着回川。

事实上，22 集团军经山西一战，折损大半，名下的 41 军和 45 军全部兵力不过两万人，武器装备更是落后，他们拿着锈迹斑斑的川造步枪，每人二十发子弹，两个土制手榴弹。

李宗仁与邓锡侯、孙震会面了解情况后，马上拨给川军五百支最新的中正式步枪，同时还发放了大量子弹、手榴弹和一些迫击炮。

1938 年 3 月 10 日，因邓锡侯被调回川，孙震负责所有军事职务。他命令 122 师、364 旅、124 师、127 师进驻滕县，陈离负责指挥防守滕县，王铭章负责滕县守备并担任前方总指挥。

就这样士气高昂的 22 集团军开启了新征程。与此同时，日寇攻占邹县后，在向南推进过程中发现了滕县附近的川军，随即停止推进，等待后续部队。这又为台儿庄防御部署争取了时间。

3 月 14 日拂晓，滕县保卫战正式打响。进攻滕县的日寇是矶谷廉介第 10 师团，配备大炮七十多门，战车五十辆，辅助作战飞机四十架，装甲火车两列，共计四万人。

对日寇来说，围攻小滕县易如反掌，再加上韩复榘不战而逃的先例。所以他们只派出了约一万五千人为主力部队，但也有坦克、野炮、重型机枪等火力装备。

面对这样的装备，别说是川军，就是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难以相比。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濑谷支队一万人全线进攻滕县外围阵地。

日寇炮火猛烈连续不断，川军的迫击炮发一下就得停一下，川造步枪射击时咔咔作响，子弹乱飞，根本无法击中敌人。川军只能背着步枪，拿着大刀和手榴弹，在日寇靠近阵地两百米时才能给其造成伤亡。

结果可想而知，外围战线的川军死伤大半，127 师周营官兵全部牺牲，他们用血肉之躯将日寇阻挡在防线前。

15 日，狡猾的濑谷启除了发动正面攻击外，还派部队从侧面迂回包抄滕县。在猛烈的攻势下，当天黄昏时分，经过飞机的又一轮狂轰滥炸，滕县外围阵地全部丢失，封锁线被撕开，日寇蜂拥而入，滕县危在旦夕。

此时城内可战斗的部队有两千五百人，加上县内警察保安团的五六百人，实际兵力不过三千人。一场悲壮的战斗就此奏响。

王铭章先将城外的 41 军全部调入城内，并传令全体官兵，与滕县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任何人不得出城，否则立即处死。

川军与日寇的生死之战发生在 17 日。这天天刚擦亮，日寇就以山炮、野炮向县城内猛攻，滕县城瞬间陷入火海。

由于防守东关的团长王麟带领两个营的兵力驻守东关，与日寇拼死肉搏，屡次击退敌人的攻击。

日寇无奈改变攻击方向，下午以榴弹重炮攻击南城墙，同时二三十架飞机集中轰炸南关。一个小时后，南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面到处是川军战士的残肢断臂。

夕阳西下时，王铭章向孙震发出最后一封战情报告：“17 日晚，日寇大部队冲入城内，我等与敌作最后血战。” 发完后他砸毁电台，命令城内各部与敌军展开巷战。

他决定赶到西关车站组织残部与敌再战，没想到行至半路，突然遭到日寇猛烈火力袭击，王铭章腹部中弹倒地。卫兵将他扶起时，他已奄奄一息。

卫兵急忙取出云南白药想让王铭章服下，但他已无力张口，随即光荣殉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滕县内仅剩的几百名川军，在主将阵亡、到处都是日军的情况下仍继续作战，无一人缴械投降。

即使是重伤无法作战的士兵，也纷纷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他们宁可战死，宁可自尽，也不当俘虏，不做亡国奴。

直至 18 日中午，滕县才彻底沦陷。两万川军除了最后突围的二百余人外，其余全部阵亡。他们用生命为台儿庄、徐州战场争取了四天半的战备时间。

矶谷廉介师团从遍布川军尸首的滕县碾过，继续南下，18 日晚上攻陷临城。与此同时，第五战区也等来了援军，其中台儿庄的主力是孙连仲的第 2 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 20 军团。

汤恩伯擅长运动战，李宗仁将外围正面战场的任务交给他。孙连仲的 2 集团军是老西北部队，擅长工事，他们进入台儿庄后将房屋加固，把一千多座房屋打造成碉堡。

然而，当时中国军队的单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与日寇相差甚远，所以台儿庄战役进行得十分艰难。

3 月 24 日，矶谷廉介师团逼近台儿庄，展开大举进攻。三天后，战斗进入最艰苦阶段，台儿庄东南处被攻破，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台儿庄内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形势严峻。

3 月 30 日，日寇又占领了台儿庄的西北角，这里是城内守军与城外联系的要道，若被封死，城内守军将陷入危险境地。

于是当天夜里，守城主将 31 师师长池峰城决定组织 57 人敢死队，力求全歼西北角日军，夺回阵地。敢死队出发前，池峰城拿出大洋准备重赏他们时，众成员却异口同声大喊：“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

接着这 57 人换上日军军服，每人左臂缠上白毛巾为标志，手持长枪，身背大刀，腰上挂满手榴弹。他们分成六组，每组带着一架云梯，趁着夜色，在炮火声的掩护下，迅速摸入西门。

57 人跳出掩体后，见到日寇挥刀就砍，听到动静举枪就打。一小时后日寇丢下60名同伴身首异处，仓皇逃窜，57 名敢死队员仅剩 13 人，西北角阵地被成功夺回。

4 月 7 日，中国军队终于吹响了反攻号角，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日寇最终下令 “全线撤退”，至此 “台儿庄一战” 大捷。

据台儿庄战后统计，中国军队约 29 万人参战，伤亡 5 万人左右，其中 22 集团军、2 集团军、59 军和汤恩伯军团伤亡人数都在一万以上，而日军伤亡人数不到 1.2 万。

这样的战损比确实相差不少，而且事实上由于南北两线日军不断增兵，徐州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完全得到扭转。

但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迫使日军改变作战策略。要知道此前日寇侵华方针是 “速战速决”，甚至扬言 “三个月侵占中国”，他们采取从北向南的侵略路线。而我国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

日寇的作战策略改为从东向西后，敌我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台儿庄胜利暂时保住了徐州，使得沿海工厂有充分时间经武汉迁到大西南，完成武汉保卫战的部署。

也正因为武汉保卫战的充分部署，中国军队才能在武汉坚持抵抗四个半月，歼灭日寇二十多万人，进一步削弱了日军的兵力。

要知道，中国军队以前与日寇在华北、上海、南京等地会战中都是阵地防御战，无论是单兵素质、战斗素养还是武器装备都不如日军。

战士们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铸就城墙，却无法阻挡敌人前进的步伐，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一直笼罩着全国人民。但台儿庄一战后，人们发现日寇并非不可战胜，全国上下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大增。

不仅如此，台儿庄的胜利也在国际社会上改变了对中日对抗前途的看法，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声望，为日后争取外援创造了条件。就如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台儿庄战役的评论：“大大沮丧了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如今的山东半岛，齐鲁大地已经是焕发新生，欣欣向荣。台儿庄依旧还在当年的位置，仿佛在向后人诉说着昨日被历史赋予的荣光与哀荣。

让我们再次向革命英烈、抗日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为自己、为后人开创了最为珍贵的和平局面，他们的功绩将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