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学一个著名学者郭先生对《道德经》中“人”和“民”的辨析文字说：老子把社会成员分为“人”和“民”两大类：“人”是指贵族统治者或者管理者，“民”则是百姓或者被领导者。

并认为，“人”具有法地、法天、法道的自觉能力，而“民”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民”应当接受“人”的统治、领导和教育。

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对老子思想的曲解。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难道“人”不包括“民”？

孔子尊老子“ 其犹龙邪”，出神入化，难窥其宗；庄子称“老子澹然独与神明居”，乃“古之博大真人”，而《道德经》其言妙，其用密，故被称为“万经之王”，不可不察。

“哲学的国度”德国思想家称老子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创始人（黑格尔）”，“世界精神孕育者（曼纽什）”，老子“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谢林）”，“比西方人讲的‘理’、‘精神’、‘意义’等更原本（海德格尔）”。亦不可不察。

现以此文予以辨别，并将《道德经》中的其它代称一并做比较，探讨这些代称背后的“主人”应该是谁，他们在老子的“道论”体系中都居于什么位置。

“圣人”与“圣”：“圣人”是老子塑造的为道者；“圣”是明察、聪明。

老子论道，是通过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老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自然自然”、“道法自然”、“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总之不离“自然”二字，即万物不受外部力量的强力干涉，自然自在、自我实现的状态。

将这一关系准则落实在为社会实践上，就是人主与百姓之间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即顺应百姓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发展为准则，简言之就是“无为”：不倡导与主宰，只辅助与服务。

老子说“侯王若能守之，天下将自宾”，人主若能谨守“无为”准则，天下人自然归附和拥戴。“若能”意味着不易做到，所以老子为人主塑造了一个为道的“圣人”。

既然是塑造的，就不是实在的，也不可能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帝王”，因为一旦确定为某一个帝王，这个“圣人”就会受限于某帝王，而不具有“为道者”的全部特征。

所以，《道德经》所言之圣人，不是具体某人，而是“道”在社会实践上的“化身”。

但“圣”却不具有“圣人”的特征属性，它只是“圣”的本义：聪明。明察。老子云“绝圣弃智”，这个“圣”就是聪明、明察。而老子主张的却是“我愚人之心也哉，蠢蠢呵，我独闷闷呵”，反对的正是“昭昭”“察察”。

人与民、百姓：人是泛称，民是庶民，百姓泛指百官

“人”：是指天下所有的人，包括无论年龄性别，如“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之耳聋”，“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乐杀人”，“知人者，智也……胜人者，有力也”，“邦利器不可以示人等等。

另外，还有“众人”、“俗人”；“善人、不善人”、“善救人”、“弃人”之说。

上述句中的“人”都是统称，北宁非特指某一领域、某一阶层的“人”。

“民”：义项较为复杂，但通常指平民、老百姓。早期的甲骨文“民”字为被刺伤眼睛的之人，即犯人、俘虏、贵族家中的奴隶等所谓的“下等人”。但在周代以后，“人”作为种群的名称，与动物相对，“民”则是“人”中的一类。

比如《诗经·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这个“民”就是“先民”，与“人”义相同。

但在《道德经》中，常用于“官”“君”“官府”相对。比如《诗经·假乐》中的“宜民宜人”，“民”是普通民众，“人”是官人。

“百姓”：据文献所记，“百姓”是战国之前是对贵族的统称，战国之后则是平民的通称，今天常用的平民、国民、普通人、老百姓等，皆是有此而来。

早期文献，比如《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诗经·天保》“群黎百姓”，《国语·周语中》“官不易方，而财不匮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等等。

其中的“百姓”均含有“天下诸家”、“百官”之意，类似于今天的社团组织，因为在分封制时代是，天子或诸侯的“百官”皆出于“亲兄弟”。

比如鲁国的国君是伯禽，伯禽的兄弟（大夫）被封于不同地方，大夫的封地称“家”，“国、家”并提，即源于此。因分封制可以世袭，所以，以封邑为姓，以官职为姓的“百家”——“百姓”，就成了对众多部族的称谓。

就是说，“百姓”有“百官”之意，但更多的是指“天下诸家”，老子常以“圣人”对应于“百姓，比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百姓皆谓我自然”，“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等，因为“圣人”发号司令最直接、接触最密切的还是这些“百家”人物。

所以这个《道德经》中的“百姓”泛指“百家”之人，他是相对于各部族而言的，与今天的群众团体性质差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帛书甲乙本和汉简本《老子》“人之饥章（传本75章）既有“人”，也有“百姓”，还有“民”：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帛书、汉简将“人”“民”“百姓”分别论述，即是说，在老子时代，这三者概念是有所不同的，无论什么行业，只要承担税赋的，都是“人”。

而“百姓”则是相对于独立的“圣人”而言的“诸家”，“民”是泛指人民群众。

但无论“人”、“民”、“百姓”所指族群有什么区别，都不是郭教授认为的那样“人与民”尖锐对立，更不是“人”具有法地、法天、法道的自觉能力，而“民”不具有这种能力。

我与吾：“我”是对为道者圣人的专称，“吾”是作者的自称

“我”，在《道德经》中，“我”和“吾”各出现23次，“我”是对“道”的拟人化的称谓，因此，对为道的圣人言也是以“我”来表达的。

比如：“我泊焉未兆……我独顽以俚”，“使我介有知”，“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天下皆谓我大”，“我恒有三宝”等等。

其中的“我”，都是对道的拟人化代称，或者是对为道圣人的代称。

“吾”，则是老子自称，有时也是对圣人之外，比如侯王、用兵者等的称谓。但”圣人“之外的人只能以“吾”代称，不能以“我”自称。

比如：“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吾以观其复”，“吾何以知众父之然？”“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等等，都是老子的自称。

“吾”也是圣人之外其他人的代称。比如：“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退尺”等等，都是对侯王等人的代称。

由此可见，“我”“吾”是有明确指向的，弄清楚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子思想。而古代的“人”“民”“百姓”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存在大的区别，但依然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对老子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