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主席如何实现东北局势惊人逆转：缘起林彪和陈云一份决议

序章：杜聿明兵临松花江畔

1946年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随后撤离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

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

从松花江南岸的鲍家屯到哈尔滨不过150公里，这个距离杜聿明的美械部队坐着大卡车两三天就能赶到了。

当时东北的局势恶劣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甚至已经做好了放弃哈尔滨的准备，打算把部队拉到农村去打游击，独立开创局面了。

这种情况甚至与长征前夕有几分相似。

在毛主席的考虑中，他对东北民主联军的最大期望是“坚守哈尔滨10天”！除了拖住杜聿明进攻的脚步等待关内形势变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由于民主联军还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在农村也无法立足，北满的山林里全是土匪和降而复叛的伪军，作为民主联军司令员的林彪甚至要亲自带着队伍去打土匪。

实际上，此时的杜聿明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何尝不想一举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林彪和他的部队撵进黑龙江，但是对这位新任“东北保安司令”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兵。

他带出关的国军一共就5个军11个师，由于前期迅速攻城拔寨，辽阔的黑土地出现了势力真空，现在国军一个师要防守上百公里的铁路沿线，要想再打过松花江，杜司令实在是连一个团都拿不出来。

更加尴尬的是，随着补给线不断向北延伸，国军的汽油、弹药也都接济不上。

杜聿明当即向蒋介石发电报要兵，蒋介石也答应再增调2个军到东北，让杜再组织一次进攻，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但这时候有一个人不答应了，那就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6月7日，陈老总指挥华野部队向国民党军和伪军发动猛烈进攻，连续攻克了泰安、枣庄、德州、高密等城镇，国军大败亏输。

此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已被华野掐断，看起来就像两条死蛇，完全无法通行，即使可以行车，国军部队的安全也无法保证。

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把原来答应交给杜聿明的两个军调回山东战场应付华东野战军凌厉的进攻，至于在东北的杜聿明，那只好再等一等。

1946年入夏之后，全国形势已经随着国民党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公开进攻而陷入全面内战，对蒋介石来说，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要派兵。

在远水难救近火的情形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6年6月下令东北停火，国共双方沿松花江形成对峙，东北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

一、毛主席的关键一招：全力建设根据地！

此时的东北局势，已经从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转变成了军事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由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担纲负责东北全局显然更加合适。

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这相当于把东北的军事、政治全权交给了林彪。

林彪一个中央军委委员当一把手，四个政治局委员给他打配合，这在我党在全国的组织安排中都是少见的。

随后，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由陈云主笔起草了著名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又称为《七七决议》，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七七决议》作了若干修改后批复“完全同意”。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刊物《群众》的发刊词最能说明我党、我军对时局的认知：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

为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林彪领导的东北局主要抓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在民主联军控制的根据地全境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的高潮就是从1946年6月开始的。

在合江省（即今天黑龙江东部的三江平原），从1946年6月开始，15个县市的35万农民在斗争中获得20万垧（一垧等于一公顷，即等于15亩）熟地，并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一切只用了5个月。

又过了4个月，另外37万贫苦农民分到了28万垧土地，1.7万头牲口，3.6万余间房屋，4万余石粮食。

在松江省（即今天黑龙江南部地区），从1946年7月开始，解放区政府给14个县的40万农民分配了36万垧土地，以及大批牲畜、房屋，有了房，有了地，有了耕牛，大批青年农民因此还娶到了媳妇。

在黑龙江、绥宁、嫩江等省，解放区政府给140多万翻身农民分配了110万垧土地，以及恢复生产所需的粮食、种子、牲畜。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6月到1947年5月，11个月的时间里，在东北的党和政府共给629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了503万垧土地，40多万头各种牲畜，4.5万吨的粮食，甚至还有10亿多元用于恢复生产的无息和低息贷款！

祖祖辈辈受够了地主盘剥，官府欺压，土匪掠夺的东北人民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几乎彻底翻了身，生产的积极性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

1947-1948年，除了原来已经分配的熟地，复耕和新开垦土地达到150多万垧，平均每一垧的粮食增产300斤以上。

1947、1948年两年，解放区人民一共上缴了380多万吨的公粮用于支援民主联军和后来的东北野战军作战。

同时，解放区掀起了保卫土改成果的热潮，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成了普遍情况，1946年-1949年，东三省参加解放军的青年男女达到惊人的160多万人。

此外，还成立了大批基层民兵组织和基层政权，光吉林，热河，合江，牡丹江四个省，就组建了21万多人的民兵队伍，上百万人的农会组织。

连不识字的老大娘都夜以继日地给子弟兵做棉鞋棉袄。只为了让地主土豪反动派永远不能回到这片土地上欺负咱们老百姓！

1947年6月，林彪主持的东北局决定当时还在南满工作的陈云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陈云同时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书记。

1944年初，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两年时间就搞活陕甘宁财经全局，这样的能力和魄力在东北确实不做第二人想！

在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实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陈云上任之初，就以高度精准的政治眼光向中央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东北财经委员会使出的第一招就是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平抑物价。通过解放区的商店和农民合作社的运营，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高。

从1946年底到1948年初，仅仅隔了一年，在东北一吨大豆所能换到的粗布就从70尺增加到330尺，盐巴从100斤增加到1000斤。

同样的农产品可以换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了，得到实惠最多的就是农民，因此，在解放区到处都涌现出农业生产热火朝天的景象。

第二招，通过新修水利，改进耕作方式，新增支农贷款4000亿元继续鼓励农业生产，短短两年，东北的耕地面积竟然翻了一倍，从1947年的840万垧增加到1949年的1668万垧。

1948年一年，东北解放区共生产粮食1226万吨，每垧地产粮从75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以上！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2018年陕西省的粮食产量。

1949年1-2月，解放区各省先后组织了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数千名劳动模范受到表彰，许多劳模代表上台讲话时，说到党和政府领导他们翻身、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竟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

东北财经委员会使出的第三招，就是大力发展公营企业和公营农场，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党政军机关自给自足。

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公营及机关农场共新垦耕地15万垧，其中还有4个机械化农场耕地4000垧，共收13万吨粮食。

各地政府大量恢复和兴办因为战乱废弃的厂矿，公营工厂和煤矿、铁矿招收的职工从1946年的1.3万人增加到1947年的5万人和1948年的12万人，这使得城市就业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林彪主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剿除为祸东北多年的匪患。

在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之后，一部分之前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公开叛变，这些匪徒竟然叫嚷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在各地疯狂进攻解放区，围攻我基层党组织。

是可忍，孰不可忍，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后方，以支持长期战争。”

根据这一指示，北满解放区出动12个团和6000人的机动部队，从6月份开始全力清剿猖獗的土匪和叛军。

仅仅2个月时间，在民主联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在北满的土匪势力土崩瓦解，罪大恶极，被称为北满土匪“四大旗杆”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四个惯匪，前三人在1946年11月底-12月初陆续被我军俘虏处决，孙荣久于1947年3月被抓获后枪决。

1947年2月6日晚，牡丹江军区独立第2团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了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被称为“座山雕”的土匪张乐山以及所属25名残匪。

后来，这段传奇的战斗故事被改编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闻名全国。

到了1947年4月，我军共歼灭在东北的土匪10万余人，缴枪5.6万多支，各种炮360多门，除了小部分怙恶不悛，负隅顽抗的土匪被击毙外，大部分投降或接受改编。

道理很简单：其实大部分土匪还是被裹挟的老百姓，在解放区的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谁还愿意过那刀头舔血的日子？

通过强有力的根据地建设措施，仅仅一年时间，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装备就大大增强，到1946年11月，已从1945年底的27万人增长到36万多人。到1947年4月，又进一步增加到46万多人。

1947年5月20日，毛主席给林彪发报说：“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二、国民党倒行逆施、失尽民心

就在毛主席与中共东北局逐步稳住阵脚的同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是昏招叠出，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个昏招，就是通过调整流通货币，对东北人民进行直接掠夺。

国民党在接收东北后立即宣布，原来通行的伪满洲国货币作废，这个安排很正常，没问题。

但是杜聿明于1945年11月紧急宣布，东北流通的法币必须盖有他的名章，否则不准流通；盖印法币与伪满洲国货币1：1比例限期收兑，这就很要命了。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在关内流通的法币已经爆发了恶性通胀，其价值比伪满洲国货币低了一半以上，强行收兑相当于把东北老百姓的财产硬生生卷走一半。

更要命的是，由于收兑满洲国货币的点有限，消息传递又不是很灵通，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当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得到消息赶去兑换时已经过了期限，导致他们手中的“伪币”一文不值，如同废纸。

这就完了？远远没有，由于“东北剿总”随意滥发盖印法币，法币很快贬值，1947年，国民党派驻东北的中央银行分行发出告示，将流散民间的“盖印法币”收回时，兑换比例变为1:15。

到了1948年7月，东北国统区法币的发行量已经是1946年1月的2.4万多倍（而国统区的面积则缩水到只有东北面积的3%），无数家庭被洗劫到一文不名而破产，城市中到处都是嗷嗷待哺的饥民。

第二个昏招，是随意制定田赋征收额度，横征暴敛。1945年9月4日，由原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张嘉璈为主任，成立了“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

这个“经济委员会”网罗了一大批所谓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然而却不经任何深入调查即宣布：田赋征实改为照伪康德十一年（1944年）税率加150倍折收现金。

当时东北物价比1945年初上涨不过2-3倍，而田赋竟然上涨150倍！不种地也还罢了，种了地竟然都不够交租、交税的！广大农民活不下去，干脆把土地抛荒，把耕牛宰了吃肉。

讽刺的是，时任国民党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熊式辉竟然声称，即便征收了150倍的田赋，比关内还低“十分之六”，如此丧心病狂，简直连伪“满洲国”都不如了。

1945年底，在东北的国统区，可耕土地的荒芜面积竟达321万垧，耕畜数量仅为354万头，村镇杳无人烟，满目凋敝。

第三个昏招，就是放任官僚资本垄断的煤、盐大幅涨价，而将农产品价格恶意限价，导致官僚和资本家大发横财，而农民买不起过冬必须的煤炭，只好以大豆作为燃料取暖。

国民党接管东北之前，在东北一斤高粱米原来可换粗盐3斤，结果到了1947年4月，一斤高粱米只能换3两粗盐。

煤炭就更离谱了，国民党官方收购来的煤炭在沈阳只公开销售了一次，剩下的全部流通到黑市，价格昂贵，而且经常断货，搞得城市居民怨声载道。

由于国民党官员垄断了东北铁路运输业，农村生产的农产品运输到城市，一车皮要加收10万元的所谓“流动费”，农民无力承担，索性把粮食堆在地里任由烂掉。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任职的许多伪政权官员，在日本投降之后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大肆贿赂国民党接收官员，反而升任要职，大搞“五子登科”，加倍地盘剥老百姓，搞得国民党东北政府乌烟瘴气，一团乱麻。

1947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以前就是军统）局长郑介民向蒋介石做秘密报告，列举了国民政府在东北行政上的种种弊端，并且沉重地指出：东北因政治、经济措施颇多失策，民心失望，危机隐伏。

然而奇葩的是，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也致函蒋介石，认为吉林省的老百姓都是刁民，不是党国的政策不行，而是“这届老百姓不行”，他振振有词地说：

本省沦陷过久，民众习于敌伪时代之苟安生活，不解现实环境与时间之困难，心存奢望。

这像极了一个被同学打了的小学生向老师告状的架势。估计蒋委员长看到这份致函也要无语凝噎，实不知梁主席这般奇谈高论到底是如何总结发现，又是如何提炼而成。

三、消灭一切负隅顽抗的敌人，解放全东北！

枪杆子有了，粮袋子也鼓了，信心倍增的林彪开始指挥部队，从松花江边一步步反推国军。

1946年12月中旬，杜聿明在得到增援之后开始向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南满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他的思路很明确，就是“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先消灭实力较弱（民主联军只有2个纵队）的南满解放区。

没想到，6个师的国军刚刚围着南满解放区开始进攻，松花江以北就打响了，1947年1月5日，林彪率3个主力纵队越过松花江猛扑国民党新一军，威胁长春，迫使杜聿明不得不调兵北援。

在随后的4个月中，陈云、肖劲光指挥的南满解放区队伍与林彪的北满主力配合默契，采用“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术，使得杜聿明南北不能相顾，史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此次战役我军先后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近5万人，使得国军士气大挫。此时，杜聿明已经拿不出机动兵力来发起主动进攻了。

1947年5月13日，林彪统一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我军越过松花江，基本解放了长春以东地区，歼灭国军8万余人，实现了南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

到这个阶段，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已经不弱于国民党军，还略有胜之。

1947年5月19日，林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意气风发地说：

“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去年之今日，我们主动撤离公主岭；今天我们又收复公主岭，恰恰是一周年了！”

1947年9月，民主联军又发起秋季攻势，切断了长春到四平的铁路，歼灭国民党军7万人，给刚刚到沈阳就任“东北行辕主任”的陈诚送上了一份“大礼”。

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在民主联军的打击下龟缩于中长、北宁铁路沿线20余个城市，过着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日子。

1947年年底，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增加到近74万人，加上民兵部队总人数已过百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

12月15日，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1948年3月，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9个师15.6万多人，解放17座城市，迫使国民党军困守锦州、沈阳、长春3座孤城。

在民主联军节节取胜的同时，在东北的陈诚、杜聿明、孙立人、熊式辉等国民党高层各分派系，仍然争权夺利不止。

陈诚更是为了一己私利将国军主力部队分拆，掺入大量新收编的游杂武装，排挤有一定军事才能的陈明仁等将领，导致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和士气一落千丈。

1948年1月，卫立煌接替陈诚担任东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但他面对极端被动的局面已经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国军仍在到处烧杀抢掠，抓丁抓夫、派粮派款，早已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本质的东北人民开始齐心一致地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争取早日打倒反动派。

1948年7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发起战略决战，第一个战场就选在唯一我军实力对比国民党军占优势的东北。

在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共组织了183万人的支前队伍，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辆，抢修公路2185公里，筹集运送粮食5500万公斤，提供棉衣100万套。

在辽沈战役第一阶段，不怕牺牲的民工支前队伍和医护人员从火线抢下来6万多解放军伤员，使得绝大多数战士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塔山阻击战，塔山村全村200多青壮年和附近几个村上千名群众一起帮东野4纵修阵地，3天就挖了8000多米长的交通壕，人民群众把自己家的果树、门板、炕沿全都拿出来盖工事了。

后来，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来到塔山前线时，打死都不相信东野是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防御阵地的。

战役第二阶段，廖耀湘率强大的“西进兵团”向锦州方向攻击推进，却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遭到东野10纵顽强阻击。

黑山人民出动了2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帮助10纵快速修好了17公里长的防御战壕，在战斗中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和食物、药品，甚至和东野并肩作战打击反动派，在战斗中仅支前人员牺牲的就达400多人。

廖耀湘怎么都想不明白，他的第九兵团有5个军11个师，12万人的兵力，居然打不动东野10纵区区一个4万人的纵队。

因为无法突破黑山防线，廖耀湘不得不命令部队往南向营口撤退，终于在辽西平原全军覆没。

可以说，辽沈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之间战略、战术、勇气和智慧的较量，更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较量！

民心向背，已经注定了这场较量的结局！

向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