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是一个连警察都奈何不了的职业“医闹”，曾将一具遗体往二院门诊一放，就从医院讹走40万元。但没想到，他死后，遗体竟被妻子用来讹诈二院，开口就要170万，可惜没闹成功，妻子逃跑了，刘斌死无葬身之地。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名声响亮，据说只要他出面，就没有要不到的钱。在医院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二院就曾数次吃过刘斌的亏。

现在，刘斌死了，遗体就躺在二院的太平间里。

三天前的深夜，刘斌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水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但实际上，刘斌是癌症晚期，虽然一直在村里的卫生院挂水维持生命，但这次来二院的路上就没了呼吸。

刘斌一死，他的妻子就开始闹，她捧着刘斌的遗照，领着一大帮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与医院保安吵成一团。直到警察到来。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医院保安科张科长激动地回应道。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得说话都结巴了。“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边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警察急忙阻止。

好说歹说，刘斌的妻子才同意谈判。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但刘斌的妻子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元。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

不出所料，谈判不欢而散。“你看你看，和当年刘斌的套路一模一样。”张科长对警察气愤地说道。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个多月。时间一长，刘斌妻子那边也有些兴味索然了。前来“维权”的“家属”数量不断减少，来到医院也不再哭闹，只是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其间，刘斌妻子还与一名“亲属”发生了争执。

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公安机关基本确定了前来“维权”的“亲属”身份，其中大多数人并非刘斌的亲属，而是受雇于一个名叫“王拐子”的职业医闹牵头人。

警察搜集了足够的证据，随时准备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但毕竟刘斌的遗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放着，医院还是希望能够平和处理，因此提出最后一次谈判。

“领导说，只要刘家人同意走司法鉴定程序或者把遗体拉走火化，不再闹下去，医院愿意出两万块钱的‘救济金’。我们花钱求个平安吧。”张科长告诉警察。

谈判桌上，刘斌的妻子也显得急躁起来。两万块的“救济金”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死者妻子开始歇斯底里谩骂起院方谈判代表来。

谈成这样，也就没法继续下去了。警察开始做强制带离的准备。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刘斌的妻子跑了。从谈判室出来后，她悄悄混入人群中，溜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的“亲属”开始以为刘斌妻子被警方扣留，哭闹着要求警方放人，但后来发现警察也在找她，方觉不妙。有些“业务不熟”的“家属”情急之下说漏了嘴：“她还欠着我们的劳务费呢！”

不久之后，职业医闹王拐子被抓捕归案。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刘斌和王拐子是同行，一天晚上，刘斌的妻子突然联系王拐子，对他说，刘斌快嗝屁了，想起以前他做医闹能赚死人钱，自己也想做一把，让王拐子帮帮忙。王拐子爽快答应了。

二人知道刘斌当年曾在二院闹到过几十万元钱，觉得那家医院有钱又好说话，便决定连夜把刘斌送去。谁知刘斌“不争气”，路上就咽了气，王拐子本想算了，但刘斌的妻子说来都来了，就试一试吧。

双方约定，王拐子负责组织人员，“赔偿金”一九分成，刘斌妻子负责支付医闹的工钱、车马费、午餐费等。二人本以为会像刘斌几年前那样，闹个三五天，医院便承受不住压力付钱。不料刘斌妻子寄希望于通过此事一夜暴富，开出了170万元的天价，直接堵死了与医院对话的大门。

“都怨她，我一开始就劝她，要个三四十万就算了，但她不愿意，她太贪了！”王拐子抱怨道。

王拐子给刘斌妻子找了20个人，价格是每人每天200元，30块午餐费和两包黄鹤楼“硬蓝”香烟，抱孩子的每人每天加50块。“维权”半个多月，一共要花十几万元，刘斌妻子支付了两万块钱预付金后便再也拿不出钱来，后来的钱一直由王拐子出面欠着。

眼见成本越来越高，刘斌的妻子就跑路了。她一跑，医闹们天天去找王拐子要账。“警官，你说我冤不冤啊，我也是受害者！”王拐子最后冒出这么一句话。

——《深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