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省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起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75年，先后分7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
正是在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下，曾经的“军统三剑客”才可以迎来新生，然而，有些人在出狱后依旧对蒋家王朝报以幻想。
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是在云南起义中被抓捕的，他们本来打算随运输机飞往台湾，没想到被卢汉给扣留下来。
得知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抓捕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将军亲自对三人进行了审讯，随后，他们三人被押送到重庆正式宣判，并分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虽然都是功德林监狱中的战犯，但是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沈醉就跟其他两个人有很大不同，他是起义投诚过来的。
包括后来可以顺利抓捕徐远举和周养浩，也是因为有沈醉的帮忙，这或许就是当他们一同被关押在重庆时，周养浩要痛打沈醉的原因吧。
沈醉是三人里能力最强的一个，也是蒋介石最为器重的国民党高官之一。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时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第一个被扣押。
沈醉是个聪明人，多年的军统生涯，也让他早就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而他也意识到在这样的局势下，蒋家王朝衰落也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
所以沈醉被抓捕后，直接向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卢汉因此一举抓获了当日途经昆明，准备飞往台湾的军统特务徐远举和周养浩。
除此之外，沈醉还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局潜伏在云南、贵州等地的特务人员。昆明军管会根据沈醉提供的线索，一举捕获了军统贵州行动站站长汪剑英。
沈醉弃暗投明的关键抉择，不仅斩断了潜伏在云贵地区的特务指挥链，更以详实情报为盾牌，构筑起坚固防线，成功遏制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妄图在昆明、贵阳两座省会城市实施大规模破坏的罪恶图谋。
而对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审讯，沈醉也提供了帮助。一次，审讯人员问沈醉：“徐远举多次表示愿意好好交代问题，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周养浩思想消沉，一句话都不愿意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沈醉一直审时度势，所以被俘后也一直坦言相待，对于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同盟，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经过一番思考后，沈醉说：“徐远举这个人对上级是很圆滑的，对下级的态度非常不好。他想交代问题，但又怕罪恶大，还怕别人往他身上推，自己说不清楚。周养浩的问题比他多，犯下的罪行也比他重，他觉得共产党政府是不会放过他的……”
沈醉对其他两个人的了解还是非常到位的。徐远举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一个商人家庭，1928年考取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当时还不到15岁，完全可以叫做“少年党员”。
完成在军校的学业后，徐远举开始做些像助理员之类的基层军务工作。1932年，徐远举参加了复兴社，从此，开始了他职业特务生涯，一干就是十八年。
这十八年里，徐远举用残忍手段杀害了无数共产党战士，而他自己也十分清楚，他欠人民的实在太多太多。所以，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时，他依旧全力顽抗，他认为，即使不这样干下去，如果落到共产党手里，以前欠人民的债也足以枪毙。
徐远举的顾虑很多，这也是为何他一开始愿意交代问题，事后又没有兑现承诺的原因，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直接被判了死刑。
但是经过改造后，徐远举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从事事怀疑，对自己的问题上推下卸，变成了主动承担责任，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而且从思想上认清了方向。
徐远举知道政府对战犯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后，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问题，想出了怎么办的计划。
他认为要洗清自己的罪恶，就得付出努力，要有实际表现。可是，自己的罪恶太大了，特务本来就难赦，自己比一般特务更难赦免，别人做一分努力可能达到“改善从恶”的标准，而自己则需要做出百倍于他人的努力。
1956年到1960年，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战犯被释放，但都没有轮到徐远举，这也让他变得焦虑起来。但徐远举也明白，这跟他罪孽深重有关，怨不得别人。
徐远举虽然可以安分改造，但是他的暴躁脾气却没有彻底改变。1973年冬天，徐远举突然犯了高血压，当时监狱的医生立即抢救，但一直不见效。
没办法，监狱里的医生只好把他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22日死亡。
徐远举的意外死亡让周总理感到非常生气，深怕他是被人陷害丧命的，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根本原因在徐远举自己。
因跟监狱里的人发生了争执，争吵完他仍放不下，非常激动，接着他洗了个冷水澡，用冷水浇头，结果发高烧，血压猛升，最终去世了。
沈醉被提前释放，徐远举因意外死亡，那周养浩的结局如何呢？
徐远举虽然罪恶深重，但他起码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能够积极改造，而同样罪恶深重的周养浩，自从被关押后，一直表现不好。
周养浩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官员，他不是军校出身，而是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1932年毕业后，他进入军法会当官，1939年加入军统后也是当法官，长期从事审讯工作。后来跟着戴笠、毛人凤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特务。
被抓捕后，周养浩经常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来为自己辩护，将自己由血债累累的罪人辩护为受冤枉的无辜受害者。
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罪恶是相当大的，监狱里的法官自然也不允许他狡辩。
这就导致让周养浩一直背负着沉重包袱（杀害杨虎城将军一事），他没有办法跳出自己给自己划定的圈圈，这也是他为何长期寡言的原因。
衡量战犯改造表现的好坏，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可以坦诚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一个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至于学习、劳动等，都是与此相关的。然而，周养浩没有一项可以达到标准。
但是随着我党对战犯的特赦，让周养浩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他也幻想着自己可以像老战友沈醉一样，提早被释放出去。为了能达到早释的目的，周养浩开始“积极”表现，原先不爱劳动，现在也变得勤快起来，原先我行我素的他，也开始按照监狱里的规章办事，甚至后来他主动阐述了自己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过程。
虽然这时候的周养浩“改过自新”，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由于他曾经犯下的错太多，导致始终没有达到特赦的要求。
后来是在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下，周养浩作为最后一批战犯，于1975年被释放出狱。
既然出狱了，中央也彻底还给他们自由，这些战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回老家，或者留在北京，也可以去台湾等地。
当周养浩得知可以回台湾后，他就一整天独自坐在卧室，反复推敲“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这句话。
他还是想去台湾投靠老上级蒋介石，投靠蒋家。但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如他所愿，直接回绝了周养浩回台湾的申请，被阻扰后，周养浩之后暂时滞留香港。
在香港期间，他联系了定居在美国的女儿，女儿得知他的情况后，给他办好了赴美手续，就这样，周养浩来到女儿家中养老。
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于1990年逝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