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如果中举，还会有《聊斋志异》的
张洪兴
有好几次听到这样一种书法：“假如蒲松龄中举了，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
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
历史上一些名人的出生，大都有些离奇的色彩。
蒲松龄的出生也有传奇色彩。明代崇祯十三年，公元一六四零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蒲家庄商人蒲磐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有一块铜钱大的膏药，他一下惊醒了。
这时，他听到婴儿的哭声，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他父亲惊奇的发现，三儿子的胸确前有一块痣，与梦中和尚的膏药完全相符。这是《蒲松龄自志》中说的，不会太假。
转眼间，蒲松龄长成了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这一年，他娶了庠生刘国鼎的次女，在春宵梦醒之后，他坐在床前，端详着他那美丽的妻子的脸庞，心里升腾起一些春丝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摆脱不了的命题。“洞房花烛夜”已经有了，“金榜题名时”，对他和他的妻子是多么重要！
第二年，他考了县、府、道童子试三试第一，崭露头角。蒲松龄名气也大了，他踌躇满志的踏上了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
据说，《聊斋志异》自他二十岁写起。
为什么是从二十岁写起呢？蒲松龄参加县乡省三试时是十九岁，接下来的乡试还有三年，准备三年后的乡试是枯燥的。一个正处于幻想、热血奔腾的年轻人，总不会再这样枯燥里消磨下去，他和好友张笃庆、李希梅闲里空里便舞文弄墨，吟诗谈文，还成立了一个郢中诗社，经常搞些笔会之类的活动。
可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政府便下令严禁“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诗社自然也就完结了。
后来又发生了金庸《鹿鼎记》中所写的庄氏史案和苏州哭庙案，在苏州哭庙案里，大文豪金圣叹被处死了，可死时他也不忘幽默一下：“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
在当时，把政治和文化拉得紧紧的，许多文人哪有时间，有心情幽默呀！年轻狂放的蒲松龄选择了“隐语”的世界，花妖狐魅们登上了他的舞台。
这个时候，家庭的困难又来了。蒲松龄的父亲与儿子们分家了。蒲松龄只分到了二十亩薄田，二百四十斤粮食，只能够吃三个月。还有三间位于村口的破房子，连门板也没有。夜里，蒲松龄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这孤零零的破草房。“夜里有狼，没有门板可怎么过啊！”妻子刘氏哭着说。
蒲松龄从堂兄家里借了一块门板，才过了夜。接下来，两个人忙忙碌碌，修了好几天，房子才能凑合着住。
分家后，蒲松龄日子过得很清苦，便去当了塾师。到离家五十余里的王村设馆教书。
后来，随着女儿及次子篪的降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加之灾年庄稼歉收，为了一家五口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的聘请，南下宝应县署做了幕宾，帮办文牍，有点像今天的那钟私人顾问的样子。
各种原因，他仅在好友孙蕙家里住了一年，便回到了淄川老家。
他还是来到了周村毕家教书。毕家当时是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曾是山西稷山县知县，他的兄弟八人都是明朝的进士，位居高官，特别是毕自严，曾是明崇祯时的户部尚书。家有宅第数百间。
蒲松龄在绰然堂里授徒，在振衣阁里写作。
蒲松龄南游回到淄川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秋天，他又没有考中。他在给孙蕙的诗中写道：
“君疲马牛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义气已阑珊。
不堪蟋蟀愁中听，但把茱萸醉后看。
千里踟蹰何所寄？惟凭尺一劝加餐。”
孙蕙回信到：“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看得出，他这位朋友劝慰他敛才攻苦，继续努力。
这里的“敛才”是耐人寻味的。他的好友张笃庆也不赞成他写这些狐鬼之文，劝他把精力放在科举上。很早的时候就对他说：“涪水神刀不可求”，又劝蒲松龄“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切莫竞空谈！”
接下来的数年，他与丰泉乡王氏家族的王橘及其子侄王观正、王华正等密切交往，写狐写诗，又与唐梦贲等好友的游览山水，东去崂山，南登泰山，有时候又“日夜攻读，冀作一第”。
冬去春来，三十九岁的那年，他还是没有考上，这让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在《秋斋》诗中说：“回首生平是与非”他自知“狂态招尤”而“清夜悔”真让他强颜于世，却又“素心违”。
他没有低头，还是满怀希望，努力支撑着。夜深了，他在寒碜的院子里，仰望明月：“世上相逢惟按剑，明珠此夜向谁投？”
没有办法了，他要实实在在的生活。第二年他又来到了毕家，与另一位塾师王宪侯同教毕际有的几个孙子。
也就在这一年《聊斋志异》初步结纂完成，那篇人们耳熟能详的《聊斋自序》也在这时写完了。
在毕家，蒲松龄尽心教授弟子，又承担了毕家繁琐的文事杂务。在这里他认真教书勤恳做事，深得馆东的信赖与礼遇。毕际有不仅生活富足，且喜欢诗文，善交游为文友。宾主相处融洽，情谊深厚。蒲松龄真情的写道：
“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
生徒抱子皆如许，犹当童蒙提耳嗔。”
这里有秀丽的石隐园、类似现在图书馆的万卷楼，蒲松龄在这里可以说是生活安定，既读书、著述方便，还方便应试。
在他四十八岁和五十一岁的时候，蒲松龄的科举又败北了。这对他打击很大，这时的妻子也出面干预。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试想，蒲松龄《聊斋志异》在其四十岁时就初步完成了。如果在四十岁以后的两次科举中考上了，《聊斋志异》不光有，他还会根据做官的情况，继续写作，可能会有更精彩的小说添加进去。退一步讲，相信他的《聊斋志异》在三十九时，已经具备雏形了。如果在三十九岁那年考上了，那《聊斋志异》也会得到不断完善的。
因为，我们看到，蒲松龄是一个不断进去的人，他的一生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不停地奋斗，不管干什么，他都在研究，都在著述，除了小说，他还有，俚曲、农业等方面的著作。
所以，以他这样的个性，可以推断，即使他在三十九岁中举，《聊斋志异》照样会出来的，会得到完善的。
蒲松龄七十岁的时候，从毕家回到了家里，回到了蒲家庄，回到了柳泉。他的晚年生活也算是小康了。
这时，他已有了“养老之田五十余亩”，还有仆人，且有四个儿子“均输国课，不使租吏登门”。他可以心境闲暇的安居斗室中，日以抱卷自适，“时邀五老斗酒相会”以自娱，或养生学趺坐或东阡以课农，虽说瓜壶豆角少肉食，然而 生活富余足供杯酌。这在当时是不错的家境了。但不论如何，在外三十年，回家的感觉还是有些陌生的，他叹道：
“伯叔一不存，兄弟皆凋零。
侄行止六七，余者半玄曾。
出门皆少年，一九不知名。
何怪此老叟，白雪头忽盈！”
是啊！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
回到家的第二年春天，蒲松龄前往青州参加了科举。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进科场了。终于援例出贡，得到了岁贡生的头衔。
从康熙二年（1663年），他参加山东乡试，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他经历了四十八年的挣扎，他才勉强熬成了贡生。
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原来，这次出贡与当时的山东学政黄叔琳有很大关系。黄叔琳是王渔洋的门生，从王渔洋那里读到《聊斋志异》。既是对《聊斋志异》的欣赏，也是对蒲松龄的同情，还有老师的关系在那里摆着，他帮助蒲松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