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对小说《繁花》有着独特的见解。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帮人噶姘头的故事”。

可谓是言简而意赅。

电视剧版的《繁花》将原小说里的三个男人的寻欢史，变成了其中一个男人，也就是阿宝的商场打拼史，改编是彻底地踢开了原著，基本情节，在原著小说里一点影子都找不到。这种改编，也是开创了一个“蹭”原著的先河。

小说里的作为男人猎艳目标的女人，在剧中也作了简单的归并与合并。

在小说里的女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她们的主要本色，就是逃避婚姻，泄入自由的情天欲海，在里面放荡不羁。

这样的女人模式，显然是难以搬上屏幕的，也注定难以赢得观众的伤感留恋的。

我们不妨继续从小说里的三个男人的视角，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与他们猎艳的女人，产生复杂的交集的。

小说里的三个老男人——阿宝、沪生、小毛，他们的艳福不仅延续到他们的九十年代的四十岁的时候，而且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由作者安排给他们了。

这三个男人的幼年的小相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文艺女青年。

沪生，他的青梅竹马是那个爱写诗歌的姝华。她的年龄，较沪生大一点。姝华的父母是区工会干部，虽然生活在现代上海，但沉迷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的氛围及文字里，笔下的诗歌也弥散着一股民国文字的慵懒、倦困的意蕴。

后来姝华插队到吉林，嫁给一个朝鲜人，一连气生了三个孩子。文革期间精神一度有一些异常，突然回来，被沪生恰好看到，送回她的家中。

而在姝华插队之前，时间应该在七十年代吧，那时候沪生应该不到二十岁，第二十三章第二节里，提到沪生是姝华的第一个男人，两个人发生过关系。沪生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算是一个逍遥派，经常和姝华一起逛街，看街头乱象，期间发生一点肉体寻欢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女人的情感问题，丝毫没有影响到沪生日后的情感波澜。人物的情感前因，没有对人物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大家，往往能够写出前面的一段情对人的一生的情感定位，会产生“蝴蝶效应”一般的影响。

与姝华的爱情或者叫青春的性的发泄，在之后的沪生情史中，再也不见一点因果关系的联动效应。《复活》里写到男主人公因为与一个女人的性关系，影响了他的一生的人生观，这就是世界经典文学与中国旧文学的差距所在，而这种差距因为《繁花》对旧文学的学舌，继续延续着这种落差。

文革期间，沪生与小毛的弄堂邻居兰兰，也有了那么一段接触。这一段时间，应该在七十年代左右。沪生经常到小毛家的楼下理发店里，与兰兰鬼混。不过，这一段感情只能算是青春的荒唐，同沪生与姝华的性行为是相似的。

与兰兰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沪生的父亲踏上了贼船，搬出了昔日的大宅。兰兰的母亲“变了面色，一直托人找香港女婿”。小说里的爱情的断舍离，多数是家庭与社会的原因。

80年代，沪生经人介绍，有了他的后来的妻子白萍。但在与白萍轧朋友的时候，还与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女人梅瑞有来往，一起去看电影、逛马路，此时沪生应该接近三十岁了。

沪生与梅瑞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两人的结识，是沪生在法律夜校里认识的。应该说两个人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已经到了上床偷欢的阶段，但是后来遇到了阿宝，梅瑞移情别恋了。

当时的阿宝比沪生大，不知为什么，阿宝比沪生更有魅力，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碰到一个写作规律，是凡小说里的人物脱胎于作者自己这个原型，都是蔽帚自珍、人见人爱的。作家不管男女，都有这种自恋。

不自恋的作家也有，如莫言。他的小说里的当代即时情况下的男主人公，总是在女人面前无能为力，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实际上反映了莫言小说里的代入自己设计的男主人公都在女人面前毫无魅力，遭受到歧视与唾弃，这也是导致莫言这类题材包括《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白棉花》等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丝毫见不到一点自恋倾向，而完全被自卑所左右。

这是莫言的强烈的对自己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决定的。莫言的痛，是他的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后来成为左派作家兼导演的刘毅然曾经与莫言是在艺校里的同学，他在描写莫言的一篇特写里，写到莫言内心里的痛苦，莫言的痛苦主要表现在青年时在女人面前的压抑感与在中年之后受传宗接代传统观念胁迫产生的痛苦感，后者的痛苦凝聚成《蛙》的主题。

而《繁花》作者则不同。作者对小说里代入了自己的心理与经历的阿宝是充溢着自恋的情结的。所以，沪生搞上手的女人，很快被阿宝吸引了去。

但梅瑞的一厢情愿，只能是妾有意，而郎无情，阿宝当时似乎并没有女性对象，但不知为何对梅瑞没有什么感觉，根本没有什么回报。梅瑞在看到自己的一头热的感情找不到归宿之后，只得去嫁了那个早就谈妥的有房子的北四川路的男人。

梅瑞是小说里的一个比较有完整情节线索的女人（电视剧里这个角色被删除了）。她嫁给的男人，却是性无能。后来吃了壮阳药，搞坏了身体，梅瑞便离开了丈夫，独自在外居住。不久，她的母亲碰到了青年时代的情人，一起做生意，梅瑞参与其中，与母亲的情人关系暧昧。

从梅瑞的情感历程来看，可以看出，小说里的女人都是这样的类型，女人的主要乐趣就是放在自己的情欲的放肆与放纵上。她的母亲，在年近五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放纵着自己的欲望，与昔日的情人、那个香港小开重续鸳梦，梅瑞与她的母亲几乎如出一辙，穿插在数个男人之间。在小说的现代环节里，她与小说里的一个重要的但同时也模糊不清的康总一直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两个人经常逮到机会，便在那里侃侃而谈。康总本有妻室，对梅瑞的明显与妻子不一样的风情颇感兴趣，无可置疑地带有一点非份之想，梅瑞不断地把家里的母亲与小开的相处资讯，向康总汇报，康总一边安慰，一边趁机揩油，但梅瑞总是适可而止。

梅瑞的心目中最认可的男人是谁？当梅瑞与小开合作的生意因为融资诈骗的原因而鸡飞蛋打的时候，梅瑞重新坐回到早期情人沪生的身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内心的苦闷。这时候，之前如同她的知己的康总在她的叙述中成了一个向他揩油的丑恶色鬼，沪生再次成了她的内心苦闷的最好听众。

可以说，小说里分配给沪生的爱情还是比较吝啬的。

真正的大情种、人见人爱的老男人应当算是“阿宝。”

从小说里实在看不出阿宝有什么奇货可居的地方，但在作者的心目中，以他的人生经历为原型的阿宝，肯定是百里挑一，称得上是如同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般的重量级人物。

这也是电视剧把他抽取出来，进行进一步拔高的文学基础。

阿宝年幼的时候，楼下有一个会谈钢琴的小女孩蓓蒂，在他十岁时，蓓蒂六岁。

小说开头部分，描写阿宝与蓓蒂一起爬到楼顶上浪漫地看风景，算是小说里较为少见的涉入到人物内心的部分，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超越肉体的精神上的相通与互联。

在小说里的其它部分，很少会描写到男女之间还有这样的对城市的共同的遥远观望的感受。浪漫地看夕阳，这是《金刚》里的人猿与美女都曾经有过的一段打动人类的迷人剪影。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宇澄在这一个缘自于他自己真身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较多的主观体验。

文革开始后，蓓蒂的父母受到冲击，在小说里，蓓蒂化成了一条鱼。其实暗示着她投水自杀了。这种传闻，是通过姝华的嘴里透露出来的。姝华是沪生的女人。

在童年的时候，沪生与阿宝各自有着他们的自己的情感对象，但沪生的女友姝华热爱诗歌，蓓蒂则喜欢钢琴，两个女孩都属于文艺少女。

阿宝后来与邻居小珍之间有过一段混乱的关系，就像沪生与兰兰一样，他们在理发店的底层空间里胡乱鬼混，但小说里对这时男人接触的低俗的弄堂女儿是不作正视的。

小说根本没有交待沪生与兰兰、阿宝与小珍之间在交往时有什么高雅的举止，至少姝华与蓓蒂这样的文艺少女，她们吟诵的诗歌与弹奏的乐曲在小说里是屡屡加以提及的。这些没有文艺气息的女子根本不是作者予以正视的一种。

后来阿宝结识了公共汽车售票员雪芝。这是沪生当时的女友兰兰介绍认识的，之后，没有任何的缘由，阿宝几乎没有展开什么有效的攻击，雪芝便投怀送抱了。

雪芝在她公共汽车的售票员的工作岗位上气定神闲，威严十足，但在家里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闲暇时刻喜欢听唱片，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几乎延续了那个可怜的早夭的蓓蒂的优良的艺术细胞与高雅秉性。

但这段感情，以雪芝的父亲及她的哥兄的反对而告终。在分手之际，雪芝再次像小说里的所有女人一样，主动向阿宝出示自己的身体，但阿宝像小说里的男人们所习惯的动作一样，后退了，却步了。

之后，阿宝碰到了开饭店的李李。两个人同居。在同居之时，李李还游走在多个男人之间，但据李李自称，从来没有别的男人，像她对阿宝一样。

这时候的阿宝已经接近五十岁了，但在小说里却依然是一个情种。

小说里提到一次聚餐会上，一个已经结婚了的吴小姐主动地拉阿宝去跳舞，依偎在他的怀里，称他像爸爸。这样的一幅荒唐的景象，究竟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在作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创作主旨之下，统统得不到解释。作者为他的支离破碎的画面，潜伏了一个自我开脱的理由，就是：你想为人物找到心理流程，可以找那些书店里的文艺小说啊。

题外之意，他这本小说不提供任何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如果你不满足，那你去找那些文艺小说啊。作者把自己的不负责任、浮皮潦草的叙说推的一干二净。

而王家卫正是在文艺小说与通俗小说里的找到了剧版的情感模式，那就是男女之间至少是存在着可以理解、可以用影像公示出来的互动成份的。并由此形成了电视剧抛开原著的所有设定而另起炉灶、大干一场的移情别恋与瞒天过海。

不过，作者的这种不负责任、把自己抛弃到文艺小说之外的推托之词，恰恰遭遇到了文艺奖的青睐与重视，而在这种叙述里，恰恰可以看到，作者打了那些授予它奖项的文艺奖包括茅盾文学奖、施耐庵文艺奖等奖项一记耳光。本来作者的笔墨就是玩世不恭的，开刷了那些以文艺为已任的文艺奖项，但偏偏是这些奖项，却把自己的老脸贴了上去，让他再扇一个耳括子。

再来看看第三个老男人“小毛。”

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但实际上，小毛自小练过拳术，应该是身宽体壮的。这个角色，同样在作者的笔下，被同化为一个酸酸文文的文青模式，与沪生、阿宝同样难分彼此。

比如，小毛从小的时候，也喜欢文艺，喜欢抄写一些古诗词，曾经慕名去拜访大他们几岁的诗歌爱好者、文艺女青年姝华。只不过后来与姝华没有什么交集。

小毛后来与小珍关系暧昧，但正和沪生与兰兰的半路情缘一样，在作者的眼里，那些胡同妞是不入法眼、根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这些没有文艺气质的街弄里长大的上海小妞，只是这些老男人擦肩而过的过眼烟云。小说里把她们藏得很深，很朦胧，稍不注意，根本不会看到她们的存在。文字里对她们的遭际也是一笔带过。

电视剧里，更是把这些混迹在上海底层的不把肉体当一回事的胡同妞给藏得一点影子都不见。

小毛碰到的女人，都是姐弟恋模式的。不知为什么，比小毛大一些的女人，都喜欢小毛这样的男人。

小毛最重要的女人，就是二楼的那个丈夫是海员而不得不寂守空房的银凤。

小毛能够与沪生他们结识，也是因为小毛受银凤之请，去购买电影票，正好与买电影票的沪生排了一个队，于是结识。这使得沪生能够结识上海“下只角”的现实生活。

小毛与银凤的关系是否真实？只能说这里面给人一种下作的恶心的感觉。小毛为银凤跑腿的时候，大约在9岁左右（1960年买《摩雅傣》的时候），当时银凤的身份是新娘子，大致在二十二岁左右。也就是说银凤要比小毛要大12、3岁。所以小说里才描写到，银凤生了小孩之后，乳房胀痛，银凤不得不向小毛的母亲提出，让小毛来吸奶。如果小毛的年龄过大的话，银凤是不可能生出这种想法的。

大概在1972年，小毛已经工作，银凤在自家屋子里投怀送抱，这时小毛20岁，而银凤32岁，两个人开始了持久的偷情。两个人的不伦的姐弟恋掀开序幕。

直到两个人的事情被银凤的丈夫发现（其实是隔壁二楼爷叔想揩油不成，向银凤的丈夫作了告密），小毛的偷情好事就此终结。小毛的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春香，她也是一个大小毛几岁的女人，她的前夫，与梅瑞的丈夫一样，缺乏性能力。小毛不情不愿地与春香结了婚，结婚后她的轻车熟路，让小毛产生了感情。但春香因难产离世，从此小毛再也没有结婚。

但小毛身边并不乏女人。后来在班上，还与跳舞皇后纠缠不清。小毛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二楼六十多岁的薛阿姨，主动要求小毛按摩，并且作出了明显的色诱暗示，小毛并非不心动，只是害怕薛阿姨儿女的威胁，而没有回应老阿姨的性诱惑。

这一段香艳情节，作者却是以一种大呼小叫的笔墨写出来，好像这里隐藏着一个什么巨大的不伦。比照一下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写到王琦瑶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对青年人的肉体之欢的期待，作者也是极力渲染人物的内心罪恶感。

上海的两位性别不同的作家，在小说里都描写到上海六十多岁女人的性取向，但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一种猎奇式的罪恶感的描述，反映了一种受到传统意识左右了的陈腐观念，不敢予这种不伦行为以一种正视的态度。

一个作家可以原谅任何一种奇形怪状的性取向，至少你应该能够予以心理的认可与重视，去解密这种倾向背后的发生与生发基础，而不是采取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去搪塞、胡弄过去。这是对人性的拒绝与惧怕，而在一个作家的笔下，人是不应该有品性与地位的高低的。

再后来，阿宝、沪生与小毛修复关系后，年龄都在四十岁奔五的年龄了，小毛知道他的童年的伙伴们需要什么，特意招来了两个发廊女来作陪。一帮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与年轻的卖身女人在小毛处调情作笑，其乐融融，我们不希望作者在描写这种准“嫖妓”行为时有什么审视意识了，至少这些老男人应该发一些千古之幽情，慨叹物是人非吧。

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初期，就曾经看到准妓女（小毛称之为“赖三”，指随便乱搞的女人）如大妹妹、兰兰在街市上招摇过市，搭讪男人，当时小毛还很不以为然，但在二十年后，他们自己却与比他们整整小了一代的新时代随便乱搞的女人乐此不疲地苟且鬼混，这无论如何叫人相信呢？

他们之前曾经热衷过的诗词歌赋，这些新招来的卖笑女人能够提供吗？他们毕竟自命为一帮有一点学识的老男人，竟然不得不让女人的卖笑来填充他们的谈话空间，难道他们的思想与灵魂真的是空无一物了吗？

所以小说里的设定相当的荒唐而不真实，如果这些段落，被王家卫拍成电影，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一帮老男人，正与一帮年轻的小姐搂搂抱抱，不正不经，这与香港那些老油条影星跑到深圳去嫖娼有什么不同？整个电影会呈现出一幅恶心绝伦的群丑图。幸好，王家卫把这一切浊流都给剔除了，而加塞了爱情溪水。

小毛不仅在与朋友相会的时候，端出女儿辈的女人犒赏只能说是酒肉朋友的一帮老男人，而且他还得到了童年结识的女人所给予的同样的洋女人的犒劳。小说后部分写到，日后他的邻居兰兰成了贵夫人，在组织太太团到泰国旅行时，专门让小毛陪同，主要目的是让他开开洋荤，这时候，小毛也应该四十多岁了，在泰国用太太们给他的钱，胡天海地，浪迹于女人丛中，回来之后，还大加炫耀，引得同事嫉妒万分。

由此可见，小毛与兰兰，这些当年的“下只角”的棚户区长大的男男女女，都有着相似的思维模式，就是招待老朋友的最佳美味，就是年轻的女人，小毛是如此用发廊女来款待老友，兰兰则是用洋女人来满足老友。

他们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采取相当的招待老友的方式，并且在小说里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炫耀张扬，令我们洞见的是一种小说基本价值观的倒退、沉沦，作者在津津乐道这些拿女人犒赏男人的细节中，洋溢着一种羡慕、显摆、得瑟的恶心的情调，延续的恰恰是中国文人及中国旧小说里的约定俗成的“嫖妓有理”、嫖妓有趣”、“嫖妓有味”的优良、悠久传统，让这一早已被新文化运动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沉滓再一次鲜亮地闪耀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实在是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奇葩“恶之花”。我们不得不再次设想如果茅盾有在天之灵，将会如何面对这一足以让他尴尬不已的历史退潮？

可以看出，小说里的基本格调，就是男人玩女人是一种本事，所以里面的男人一有机会，便会炫耀自己的玩女人、招小姐的奇遇，这也使得小说里的大量的篇幅，被这些男人的“嫖经”所占据，如果删掉饭桌上这些属于“色情段子”的段落，那么，小说至少要删减三分之一。

通过人物的对话，介绍天南地北的“嫖经”、“嫖的经历”，在世界文学史上也算是划时代的。但是在中国文学里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九尾鬼》这类被新文化运动打出原形的小说汗牛充栋，终于借着《繁花》的模式而借壳复活，再绽繁华。

小说里另有一个有名有姓的男人，就是陶陶了，但他没有童年经历，应该属于年轻的一代。此人与三个出身在五十年代的寄予着作者的艳福厚望的男人完全是难兄难弟，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

此人应该说是一个小贩，但他却同样与三个老男人一样，对女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大致他的艳史经历是这样的：他与小说里的一个从日本回来的老板娘玲子相识，两个人曾经有过肉体之欢，通过这个老板娘，他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芳妹。（电视剧里，小说中不显山不显水的玲子派上了用场，成为阿宝的红颜知己与经济后盾，这个拉郎配也是够猛的。）

芳妹也是摆小摊的，于是，陶陶与她的摊位合并，两人成一家。陶陶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从事的是贩运海鲜一职，同时，还去购买一些黄碟，以与他的海鲜配合成一套“色、食”大餐礼品，在去采购黄碟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石家庄的到上海经营的女人潘静。

陶陶的艳史，据他自己说，一般是女客户要海鲜，他送货上门，顺便也把自己送给女客户。

这一情节，得要发挥多大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来？陶陶究竟有多大的魅力，才可能成为女人人见人爱的“人鲜”？

你想象一下，那些送货上门来的小贩，浑身洋溢着刺鼻腥味的送货人，会成为女人的青睐之物吗？

但在小说里，陶陶就靠他的这个行当，在女人行里相当的吃香。

与潘静的接触，就是陶陶玩女人的一个经典案例。

小说里的女人，基本都是向男人作出恬不知耻的贴靠的。这潘静自称她在上海看不上很多男人，但却对陶陶情有独钟，不但向陶陶发出约见的诱惑，而且还打电话给陶陶的妻子摊牌，摊牌的底牌居然是比较两个人的性事能力。

但是陶陶一直对潘静若即若离，即使他拥有了潘静的房间的钥匙，他也是能躲则躲。何因？小说里反正不会像《安娜·卡列尼娜》那般写出一个已经结婚有了小孩的女人为什么看上贩海货的陶陶。虽然小说里描写到潘静与陶陶在一起的时候，设计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火灾事故，两个人逃出生天，这就是潘静一心一意地要攀附着陶陶的原因？

在与潘静有勾搭的时候，陶陶遇到了同样摆服装摊的小琴。小琴是玲子的朋友，陶陶是在玲子的饭局上认识小琴的。玲子作为陶陶的前情人，一直反对小琴与陶陶之间有勾搭关系。但是小琴主动联络了陶陶，很快把陶陶引诱上钩。

小说在这里安置了一个通俗小说的俗套情节，小琴作出一副温柔状，不求陶陶离婚，只求与陶陶共厮守，显示出一个女人毫不争风吃醋的完美个性。其实陶陶身边的女人都是这样一种类型，迫不及待地要与陶陶同居。同样没有缘由？陶陶的魅力在哪里？

直到陶陶终于离了婚，与小琴结了婚，小琴兴奋过度，碰倒枯朽的阳台栏杆，摔楼而死，小琴的日记曝光，才披揭出一个惊天逆转的大秘密：其实看似温柔的小琴，非常有心机，她一直在暗中勾引着陶陶，心里迫不及待地希望陶陶及早离婚，而表面上，她却温柔异常，对陶陶不逼不追。在她的日记中，还透露出她有一个男友叫“大江”。

小说里引述的日记是不全面的，可以看出，她与陶陶结婚绝不是为了爱，而是有其它的目的。

这个情节确实是对前面的小琴的温顺形象来了一个底朝天的翻转。但是，小说运用了一个侦探小说的谜底揭开，能给人一种说得过去的合理性吗？你小说里声称自己绝不仿造文艺小说的心理探索，但是却在这里更加不负责任地运用了侦探小说里的生搬硬套的情节惊艳，却连生活流的基本合理性都弃若弊履，恰恰为本小说所号称的先锋性自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作人性的探讨，却向侦探小说袭仿了通俗性的懒惰性的套路，为小说掀起了一个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成立的波澜，在拒绝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描写的时候，却来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对女人的性格出于拍案惊奇目的的重大逆转。假装不分析女人，却在这里，抛出了一个女人的真实大心理，作者自食其言，岂不怪哉？

关键是，小琴的形象是不是作者对于人性的认识？恰恰相反，是作者沿袭了通俗小说的惯有套路，得来全不费功夫地抄袭了侦探小说的偶然性的揭开谜底方式，不得不借用日记来交待出人物的内心秘密。

作者没有意向也没有心情去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但却用最俗套的日记来折射人物的心曲，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偷工减料，甚至可能是……（见下一节）。

小琴秘密这一段情节的最为关键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小琴作为一个卖服装的农村姑娘，她有什么必要在与陶陶同居的时候，在本上记述下她的真实的想法？小说里多次提到，陶陶在起床的时候，发现小琴偷偷摸摸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这不会引起陶陶的怀疑吗？

通过日记来夯实人物的内心独白，就像“三侠五义”里写到包公通过做梦看到人物的内心一样，完全是一种黔驴技穷之举，是通俗小说无能无力、不得不经常使用的一种最笨拙的构思技巧，但是《繁花》作者却大言不惭地拿过来当作宝贝一样，在小说里作为重要的情节架构，实在让我们看到作者在拾旧小说的唾沫星乐而不返的可笑现状。

小说里的其他男人，便是几个更加模糊不清、令人难以分辨的“老总”了。康总、范总、徐总、陆总、韩总，不知有几个读者能搞清楚这几个“老总”的状况？与这几个“老总”混搭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小姐，同样叫人看得混天黑地。这几个名字模糊不清的小姐包括：汪小姐，章小姐，秦小姐，吴小姐。还有李李小姐，梅瑞小姐。

电视剧则把老总与小姐姐都进行了简化，然后深描了一下，在他们之间建立了围绕商战而萦绕起来的交锋，重新界定了人物的个性与取向，情节线索比较明确，且人物形象也较为凸显了。

这些老总的特点是，最高的徐总已经六十岁了，基本过的是独身生活，没有儿女（徐总有两个小孩，但在小说里绝不提及他们在做什么），与小说里的有名有姓的几个男人一样，都没有子女，这为他们放荡不羁、放浪形骸提供了极为宽裕的自在空间。

同样，里面的几个小姐，大部分已经结过婚了，但不是离婚，就是关系不好，所以她们能够把大部分的精力，去勾引小说里的那几个老男人。

在作者的笔下，男人的放荡与女人的风情，得以成立的原因，恰恰是回避了他们身份职责在一个正常中国人身上的转变，用他们在饭桌上这一人生非常局促的一隅的风流放荡来代替他们是一个社会的的人，一个家庭的人，一个为人父母的角色担当。酒桌文化为什么会成为诲淫诲盗的温床，就是因为饭桌上形成的是一种虚假的人际关系，带着夸大与虚伪，并不代表着人们生存的真实与本质关系。

电视剧改编的时候，也沿有了小说里的饭桌上的调情与调侃设定，把商战搬到了饭桌上来，所以，餐饮为招牌的黄河路，被电视剧突出出来。在小说里，根本没有黄河路的灯红酒绿什么事，而在电视剧中，所有的白天的博弈与经营，都虚幌一枪，一笔略过，而到了华灯初上的黄河路的夜生活开启的时候，各种商战与情感的交锋，便在各个夜店里亮相。

于是，我们看到宝总出现在哪一家黄河路上的夜店，便撼动了整条马路上的动向，好像这是大上海的华尔街，商战对决，都必须依靠餐桌上的包厢与定座来一决雌雄。

这应该是电视剧接受了小说里的餐桌论“经”风格、转化为餐厅论“商”的夜战而导致的结果。

在原小说里，这样的准“老男人”与亚“老女人”煮成的一锅粥，能否反映上海的现实？能否如小说封底推介词说的那样“对日常世界的从容还原？”恐怕不是吧。

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的意淫与想象，是把饭桌上的道听途说的残茶剩饭，收收刮刮拼凑到一个口水锅里端了上来，弥漫的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基本合理性的浅薄、幼稚与色情的怪味。

我们不得不认为，一个整天困守在编辑部里的男人，一个不时混迹于餐桌上的男人，是否能感知到真实的现实生活？恐怕答案是否定的。编辑部里的纸上谈兵，往往充斥着猎奇、以及追求拍案惊奇而渲染的肉欲、色欲的一面，而餐桌上的谈吐，同样在酒精的刺激下，也没有多少实际真实的成份，交际上的夸大其词、调侃搞笑往往已经蒸腾化了现实中纠结着的没有着色的人欲横流，段子手可以在餐桌上大行其道，但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餐桌上绝对是一款不受欢迎的冷菜。

所以，我们不得不依然回到我们一个认定中来，依靠编辑部里听来的故事以及餐桌上的不着边际、大而无当、小而搞闹的段子拼凑出现实生活的镜像图景，那只能说是一个镜花水月的虚无之物。把虚无当成生活的真实，这是分不清真实与虚拟的关系。

儿童动画片《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里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教导孩子要分清真实与虚妄的关系，由此可知，童话对于成人也有启迪与教育作用，因为很多成人恰恰忘记了童话里的简单的哲理。

在这一群大同小异、难分彼此的男女之间，老总与老总之间难分彼此，小姐与小姐之间同样大同小异。

小说里以大段的章节写到“饭桌”，而这种饭桌能够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小说里的“小姐”竟然有两个开饭店的。

这就是李李小姐的“至真园”饭店，与玲子的“夜东京”饭店。

小说接近尾声的段落里，曾经写到两个饭局里的人，都汇聚到一起，对这两桌饭局的人，有一个全面的犹如《红楼梦》大观园那般的饭局名单图，但是，要把这两个饭局的常客能够分清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除非依靠小说的一个注释本，才能够帮助浑沌不清的两个饭局的关系得到一点澄清的可能。

这两个饭店在小说里交叉进行，作者似乎却有条不紊，胸有成竹，把两路人马在饭桌上的乱七八糟的谈天说地给娓娓道来，但苦的却是读者。

李李小姐与玲子小姐，其实两个人的身份有着极大的相似，李李小姐过去是模特出身，后来到澳门去，被逼卖淫，在澳门有一段香港电影都匪夷所思的惊险经历。

本小说再次显露出传奇性的情节不得不向通俗小说的低级趣味袭仿的迹象，在这段经历里，我们倒可以让王家卫之外的香港导演王晶之流改编成一部中国模特澳门复仇记，这个复仇里包括：李李巧设计谋，攀附上司，枕边刮风，把出卖李李小姐的介绍人小芙蓉杀掉，铸入墙体内，然后完壁归国。

这么一个经历过投靠老板、借机离间、借刀杀人回到上海的不凡女人，开了一个饭店，并且与小说的主人公能够在“久经沧海难为水”之后逆向成为一对心灵上的鸡汤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就像把王晶的猎艳、凶杀插入到王家卫的小资情调里竟然能合煮一锅汤，这样的功夫，《繁花》的作者达到了。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小说的内里，恰恰是各种香港三流电影里的资讯，在作者脑子里混杂到上海记忆里的四不像残絮。

这么一个经历奇特、混迹于肉场之中、杀掉仇人安居上海一隅的女人，竟然成了阿宝的红颜知己，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小说里可以看出，李李小姐参加过模特班，由此可以判断，她的年龄很小，至少要比阿宝小二十岁，就是这么一个女人，竟然与阿宝惺惺相惜，同居在一起，用小说中的口头禅来讲“可能吗？”

阿宝深知这样的女人是他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也从无嫉妒之意，对李李的私生活也不加干扰，于是，我们看到李李在与阿宝闲谈之际，谈及了她接触的不少男人对她的追求，像新加坡男人对她的死搅蛮缠。奇怪的是，她竟然向阿宝征求意见，是否与新加坡男人结婚。

有趣的是，阿宝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装傻，刨根问底新加坡男人有没有对她霸王硬上弓，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得出结论是新加坡男人性功能障碍。

这一小说里“男人不主动就是性功能有障碍”的判断，如果仅仅是阿宝一时性的理念，那么，还能证明小说是作者的如实记录，但是在梅瑞的述说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作者赋予人物的这一判断：梅瑞在向康总抱怨的时候，认为沪生不想与他结婚，是因为生理有问题。

而后来与小毛结婚的春香，以前曾经结过婚，离婚的原因，也是因为丈夫缺乏性功能。而小毛的师姐金妹，她的老公却是一个异数，性功能特别强大，天天做事，金妹几乎受不了。幸好他去世了，金妹才没有遭到屠掠。把性夸大到决定婚姻重要的唯一性地步，而决不给予感情一点地位，这样的小说，能说它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吗？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里竟然有数个人物在提到男人温文尔雅的原因，肯定是生理有问题，这恰恰构成了小说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知与判断。

在小说里，有一种把性欲作为稳定与构建人物关系的核心理念。作者把这一理念，赋予了小说里描写到的男男女女之间。比如潘静向陶陶的妻子挑战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性功能强大来威胁陶陶的妻子，终于让陶陶的妻子与陶陶反目成仇，终至分离。

梅瑞结婚之后，丈夫性功能不行，于是梅瑞寻来壮阳药，让丈夫帮助自己怀了小孩，但丈夫因此而被淘空，瘫痪在床。

汪小姐的丈夫，精子数量不足，导致汪小姐红杏出墙。在作者的意识里，男人没有床上功夫，最终就是在瘫在床上，成为废人。

这里，还看到作者的一个共性的设定，就是女人在决定自己的归宿的时候，都喜欢问他们的情人自己是否出嫁，上面的李李小姐在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时候，问了她的同居情人阿宝。

同样，梅瑞在谈及自己如何处置母亲的情人小开关系的时候，也是征求康总的意见，康总后来不见了，她又征求沪生的意见。沪生的女友兰兰在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人的时候，也来征求沪生的意见。

P360：“沪生说，兰兰再三问我，只要我反对，坚决不谈，如果我同意，就跟香港人接触，包括结婚。阿宝说，小姑娘有良心。”

真是奇闻。男女在分手之后造成的芥蒂在小说里是忽略不计的，人物永远像是不设防的城市，随时随地在事过境迁之后，依然与昔日的情爱对手敞开心扉，寻求资助。

其实我们知道情场上的分手，往往意味着旧伤痕的愈合，从此两个人会形同陌路。我们经常看到一对明星在分手之后，当他们再次在公开平台上相遇的时候，往往是面无表情，不打招呼，似若不曾相识。甚至一逮着机会，还要暗箭互黑，不伤到对方好像不能表示当初他们曾经相爱过。

到网上搜索一下“明星分手后成陌路”，你会看到非常真实的情伤之后的名人的内心胶着与对立关系。而这种最常规的、在当今被时尚理念灌输透了而有着足够的与道德伦理的安全距离的明星阶层，都无法做到如此面对旧欢能够敞开心灵、倾述情感，却在作者笔下成为一种小说里的人物相遇与相逢的常态，我们能说小说谙熟一点基本的人情事故与人性本真吗？平凡的普通人真的能够做到比明星乱洒情水更潇洒、更无谓吗？

小说里的另一个老板娘玲子，有着到日本的经历，去干了什么。据一位日文专业，后来与余秋雨齐名的中国散文作家的亲口所说：到日本的女人，大部分是妓女。

对玲子的日本经历，小说里没有提到玲子今日的男性情人是谁，或者是没有被作者收入镜中，所以玲子没有在小说里出镜，像李李小姐讲述自己的青春往事。回到上海后，玲子离了婚，盘了一个小饭店，这个小饭店里，成了陶陶与小琴幽会的约会之地。

可以说玲子就是李李小姐的另一个翻版。

小说里另一个重点人物汪小姐，同样给人一种莫名其妙之感。汪小姐在小说里算得上是一个有头有尾的重头人物，除了梅瑞之外，汪小姐的戏分最多了。

汪小姐与小说里的所有的女人的基调一样，对丈夫不满，所以喜欢单溜出行。从小说前面的叙述来看，她曾经生有一个小孩，但被婆婆领去收养，所以她就萌生了再生一个的想法。“可能吗？”婆婆收养她的小孩，给她以单身的自由，何乐而不为？还偏偏要生二胎？生二胎也罢，偏偏丈夫的精子有问题。十六章第一节写道：“宏庆一直看男科，因为数量不足。”可以看出，小说里的男人不是性功能有问题，就是精子质量有问题。

后来汪小姐到常熟徐总那里，酒后与徐总发生了肉体接触。这徐总多少岁了？小说里写到他有六十多岁，竟然能够把汪小姐搞到七晕八癫，再次让我们看到作者对老男人的偏爱。

之后，汪小姐与丈夫假离婚，而与小毛结婚，生下小孩之后，再重新与丈夫复婚。这一段关系不可谓不复杂。汪小姐怀孕，小说里写到阿宝去看望，闻到一股腥气，作者用了一点魔幻笔法，但连续起来看，汪小姐为了生一个孩子的折腾，里面怎么都看不到有一点必然的合理性。人物的动机何在？全是人物的自述在那里起作用。

另外小说里还有几个太太。林太，台湾人，与阿宝认识，认识的原因是到西北地区做一个什么公益活动，路上撞上一座古坟，里面的骷髅头淹没了车子，阿宝也在车内，两个人在危险的境遇中相逢。两个人有没有深度关系？小说里提到，林太曾经给阿宝打电话，有某种暗示，然后小说里描写了阿宝的想象，说阿宝似乎看到林太孤身在宾馆里，欲火焚身，暗示林太有勾引阿宝之意。但这一段想象，出自于作者之笔下，只能说是作者代小说人物想象，但这种想象，却是一种颇为可笑的自恋。一个男人最乐于想象的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期望与欲火攻心。但是，林太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那样不能自制吗？

再看小说里的几个老总，在小说里几乎看不清他们的什么面容。

按出场序，先说康总。康总的年龄也无法猜测。小说二章三节里提到康总：“想到八十年代，老婆就是跳舞跳来”。应该康总在八十年代结婚，大致1960年前后出生，比阿宝他们那一群以作者为原形的老男人要小一代。

从小说透露的信息来看，康总的夫妻表面上看颇为良好。汪小姐形容道：“康太，实在标致，又温柔，夫妻两个人，情投意合，一辈子像情人。……所以康总，不可能有外遇。”

但奇怪的是，小说里提到的三次大同小异的外地一游，分别产生了两个婚外情。这三次外地游，分别是某江南农村游、苏州游记与常熟游记。这很可能源自于作者的一次笔会的经历，把这种散文化的记游体历程，转化为到小说中来。但是，在一部小说里，分别用三次游记同花顺地交待让人难分彼此的情节，也算是等同于小说里设置了两个“饭局”一样，是一对让人搞得头大的奇葩设置。

第一次外地游，是汪小姐与丈夫宏庆提议，到乡下去散心。宏庆认识康总，于是男的方面邀请了康总，而女的方面，汪小姐邀请了她自己的同事兼竞争对手梅瑞。

从小说的交待来看，梅瑞因为与阿宝之间的熟悉，抢了原来一直由汪小姐主导的生意，所以，汪小姐对梅瑞心里是暗中嫉妒的。所以这次乡下之行，汪小姐自己与丈夫作为一对夫妻全程参与，尚没有什么，但是分别邀请了孤男康总与寡女梅瑞，其实是有着别有用心的阴谋的。

后来在乡下一所孤零零的旧宅里，汪小姐无论是在散步之时还是在用摸牌分房间的时候，都在为康总与梅瑞制造一种危险的居于一处的可能。虽然康总与梅瑞当时没有共居一室，但无形中影响了康总的心理定势。

这一次之行回来之后，康总与梅瑞俨然成了一对密友，用小说里的话说，康太太单一，梅瑞的复杂，让康总趋之若鹜。之后，康总与梅瑞之间一直处于暧昧状态，两个人有手脚接触，但每到关键之处，梅瑞便收起了手足，令康总无从得手。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直到小说结尾部分，梅瑞重新向沪生倾诉的时候，梅瑞归结为康总对她的揩油，而她坚贞地拒绝了。这基本是康总与梅瑞之间这么一点暧昧的情态基调。

再来看看范总。他出现在小说里的第二次出游。

小说里写到的第二次外地游，是到苏州。一行人包括陶陶、沪生、阿宝，牵头人是陶陶，结识了陶陶的朋友范总。在这里，阿宝与沪生分别结识了几个陪酒陪座的小姐，其中吴小姐还主动向阿宝发起了诱惑，阿宝自知年龄太大，有心理障碍（这正是梅瑞对阿宝的评价），而吴小姐趁机称阿宝为老爸，算是遮掩了她的主动攻击。

范总在这里并没有与各色人等发生什么关系，所以，更加没有影响。总体印象是范总招待的比较寒酸。

这一次之行中提到一个投资客户俞小姐，一起同行，但她比较强势，没有卷入到小说里的情天恨海之中。

再看看徐总。

徐总出现在第三次到常熟一游之中，徐总的前面总挂着常熟徐总。年龄大约在六十岁上下。在小说里，是几个老总里最有风情的一位。但他的年龄实在谈不上有什么优势。他成功地俘虏到了汪小姐，汪小姐的年龄应该不超过三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在小说里却颇有魅力，用一套旧时代的风情便把汪小姐掳获了，但从情理上却让人难以理解。但对照一下作者的已经六十多岁的年龄，我们只能说，徐总代入了作者心理上的渴望，以及对同一个年龄的男人的体能上的期许，才成就了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徐总与汪小姐的一段孽缘。

常熟徐总的豪宅无疑是俘获女人的一个重要的法器。里面的层层叠叠的结构，为他斩获女人提供了可能。小说里多次提到汪小姐在徐总豪宅里失身怀孕这一事件。但从不同角度观看的景象却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小说里提到的一件重要的扑朔迷离事件之一。在作者的闪烁其词里，我们恰恰洞见情节的不可考究性。

小说的正常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汪小姐这一次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带着自己的丈夫宏庆前往，而是与阿宝他们一起同行。从阿宝他们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汪小姐喝多了，下午在楼上休息，这一段时间里，徐总也在楼上，没有下来。

但随后不同的对这个神秘莫测的下午的回顾，我们知道，徐总在楼上陪汪小姐听音乐，喝茶，渐渐情不自禁，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徐总的身边，另有一个秘书苏安，女，四十多岁，近似是他的御用情人，对徐总看守甚严。从她的眼光看去，其实那天下午还有一段二女一男的冲突。这苏安从一个秘密通道里，曾经深入到汪小姐与徐总幽会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最后被徐总呵出。

这构成了徐总与汪小姐的幽会之谜的层层叠叠的事件。奇怪的是小说里的这个事件，却是通过人物在饭桌上断断续续倒出来的，包括当事人汪小姐都在饭桌上口无遮拦地倒出这些本来应该羞于启口的偷欢之事，“可能吗？”

但徐总在事情发生之后，便开始甩开了汪小姐，再也不理她。而苏安一直到上海去找着汪小姐闹，不知道究竟闹什么。所以小说里的情节，都给人一种编造与不真实的感觉。

汪小姐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里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哪里看出上海女人的一点精明、随性与机智？完全是一个愚蠢的角色。这一点我们在上面汪小姐的段落已经分析过。

可以看出，小说的现代部分，就是三段江南不同地方的游记加上饭桌上的杂七杂八的假语村言组合而成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游记加上饭桌纪实拼凑而成，里面的男男女女，如果我们仔细地理清他们的实际年龄，便会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违悖常理的虚无感喷薄而出。小说里实指的现实生活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貌似真实记录生活的幌子下，小说里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生活作了一次浮光掠影的擦肩而过。

另外还有一个投资公司的韩总。

韩总的身边有一个丽丽小姐，丽丽是玲子的小学同学，“爷娘有背景，北京做官”，丽丽做钻石生意。她与韩总之间究竟什么关系，小说里无暇作出深究。在小说里的几个老总与小姐的关系中，也似乎只有她与韩总得到了善终。小说最后交待她因为做钻石生意发了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性情怪僻的陆总。此人在歌厅里招小姐的时候，以戏弄小姐为能事，逐一叫来小姐，然后挥斥方遒，把小姐呵来叱去寻乐。后来他看上端茶的白衣小妹，据他自己说，他竟然与白衣小妹在歌厅里跳舞之时，拱进了帘幕里成就了好事，一下子萌生了爱意，晚上等小妹下班，但小妹从后门通道走了，未果。这个陆总在小说里基本没有介入到主体的故事链条，只能说是小说里嫖客大放送里的一个有姓的一员了。

还提到一个“亭子间嫂嫂”，名字源自于一本曾被打成黄色小说的解放前出版的书。她与其追随的葛先生，是玲子开的饭店的常客，其中葛老师还资助了玲子开的饭店。葛老师是一个老上海的代表，三代做生意，60年代吃定息，80年代吃外汇，90年代独守洋房。亭子间嫂嫂似乎照应着他，也看守着他。他资助玲子，有没有什么不良动机？亭子间嫂嫂心知肚明，所以在小说里整天地看着他，防止他上当。这造成了玲子与亭子间嫂嫂之间的矛盾，曾经两个人在饭桌上指桑骂槐，吵的不亦乐乎。最后，玲子与葛老师的合作解体，葛老师缩回家中，由亭子间嫂嫂照料。

电视剧里，葛先生资助玲子，变成了宝总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把小说没有多少亮镜机会的玲子拉成了一个重要角色。

葛先生与亭子间嫂嫂这两个人物，再次让我们看出，他们没有什么后代，所以他们孤独一生，也为他们的放纵与无耻提供了没有后代约束与压制的空间，让小说里的“嫖”的天地得以成立。

我们抽出上面的几条线索，便大致可以看出小说的主体架构是什么了。它可以说是三个老男人的成长史、中年时代的纵欲史，然后再配上几个老总与小姐的放浪史，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情节。

这些情节，是让王家卫改编电视与电影时的头痛的地方，他不得不抛开所有这些情节，而让人物干一项看起来正二八经的谋生之事，于是，他抽取了小说里的人物，让他们围座在商战的宴席上，另行编组了一套故事系统，已经把小说里的无所事事的、只为围绕着男女之事的那么一点风花雪月给彻底地置换了。

至关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小说里的混乱的男女关系，给他们安置了一条情感的线，一道能够在镜头里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人面上说得过去的纯真心灵的碰撞。

这就是电视剧里尚还有伤感、失落、怀恋这些元素的原因，而这些人之常情，在小说里的姝华、蓓蒂的童年段落还有所表现，但用在电视剧里的人物身上，恰恰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