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世界各国的安全焦虑呈现出了显著提升的趋势。在欧美国家的恶意煽动下，部分国家打着“去风险”的旗号鼓吹“对华脱钩”，“中国形象”再度被恶意扭曲。

在冷战与地缘政治重回世界舞台的大背景下，以“黄祸论”为代表的“排华思潮”，不排除出现死灰复燃的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黄祸论”？在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这一“理论”都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呈现？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北约峰会现场

进入19世纪中叶，顺利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各国，陆续进入了“电气时代”。史无前例的工业大发展，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到了19世纪后半叶，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的华人劳工群体，相继涌入到了被称为“金山”的加州境内，旨在寻找发家致富的机会。

资料显示，他们大多从事采矿和修路工作，少部分从事种植业、渔业和洗衣等工作。

修铁路的华人劳工

1）什么是《排华法案》？

众所周知，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进入到了最为贫弱的历史周期。这就意味着，初来乍到的华人劳工们，很快便沦落到了“鄙视链的最底端”。

具体而言，他们不但只能从事大多数白人劳工们不愿意做的危险工作，还要忍受着与劳动强度极不相称的低工资。

伴随着种族主义思潮的滥觞，美国国会于1862年颁布了第一项限制中国移民的措施，即“通过征收高额税赋的方式，阻碍华人进入加州”。

与此同时，西海岸的一些州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旨在阻止华人购买土地与从事商业、渔业等生产活动。”

1882年丑化中国人形象并支持排华的漫画

1869年5月，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正式修建完成。为了生存，大量华人劳工不得不涌入城市。由于他们工作刻苦，对工资要求不高。于是，华人劳工一下子成为了“不受其他各族裔劳工欢迎的竞争者”。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进入经济衰退周期。很快，反对移民的情绪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不出意外，华人成为了美国人眼中最好拿捏的替罪羊。不久，美国政府先后通过制定移民税与洗衣店开设费等法令，严格限制华人移民美国。

漫画中在加州淘金的华人矿工

1882年的5月6日，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的赞同票，通过了旨在限制华人移民的《排华法案》。

该法案要求：

《排华法案》内页

坦诚说，《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移民自由出入境实行限制的国家法案。

这就意味着，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低劣、肮脏、不开化、廉价”的华人族群，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不能自由移民美国的种族。与此同时，针对华人的歧视风潮又双叒叕迎来了一个新高峰。

面对这一惨淡的局面，当时被清廷特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和古巴四国大臣”的伍廷芳无不悲愤地表示：

“美国政府难道不能公正一点吗？如果我的祖国不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你们还会这么做吗？如果华人有投票权，你们还敢这么做吗？”

伍廷芳（1842－1922）

2）什么是“黄祸”？

最早提出“黄祸论”观点的，正是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为了宣扬和推广自己的“理论”，他甚至还发明了“Yellow Peril”一词来形容“华人对西方世界的侵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威廉二世特命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自己的“想象”画了一幅所谓的“黄祸图”，并将该绘作制版印刷后，送到了欧洲多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手中。

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

在《黄祸图》中，绘有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她们分别代表了德、英、法、美、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

七个“天使”手执长矛与盾牌站在悬崖上，背景是一个悬挂在众人头顶上的大十字架。大天使米歇尔站在悬崖边，面向大家庄严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国家！”

在悬崖陡谷的另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隐约地闪现着一团火焰一般的佛陀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传说中的《黄祸图》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得“黄祸论”迅速在西方各国弥漫开来。

原因很简单，一直骄傲的他们惊讶地发现，“在那样一个腐朽不堪、风雨飘摇的中国内部，竟然涌现出了一股以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为主力的野蛮势力”。

具体而言，欧美各国的人们，从主流与非主流媒体或归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的口中，听到了各种骇人听闻的留言：

“一些居于中国的“野蛮人”，不仅大肆捣毁铁路、打砸外国人的商店和药店、焚烧教堂；哪些不幸被义和团抓获的外国侨民，要么被砍头，要么被虐待致死，下场极为凄惨；领事馆被愤怒的义和团里三层外三层的困住，整个北京城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廊坊大捷”主题绘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离中国的欧洲人脑补出了一个可怕的“黄祸”景象：

“野蛮残忍的中国人，头上、腰上缠着染着血的红布，挥舞着大刀长矛，野兽般地嚎叫着，漫山遍野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受害者哭声恸地，四周火光冲天，这场杀人狂潮卷过之后到处废墟一片，宛如人间炼狱。”

可以预见，那些一直生活在欧美境内的华人移民，不时会唤起他们的“黄祸”噩梦。

八国联军侵华主题明信片

3）“黄祸”之源：对“东方入侵”的恐惧

结合多方资料看，《排华法案》的颁布极大程度削减了美国华人移民的数量。在1882年8月至1885年7月间，仅从加州离开和死亡的华人居民就多达5万人。

更为残酷的是，居于美国境内的华人们，几乎都遭遇到了长时间的系统性歧视和虐待。

具体而言，华人的传统和习俗遭到了抵制，华人劳工成为了其他族裔肆意侮辱、囚禁、毒打甚至是杀害的对象，华人妇女更蒙受了一系列的“荡妇羞辱”。

《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

那么问题来了，华人为何成为了在美国境内最受排斥的族群？

对于这一疑问，《排华法案》的起草者们指出，“华人劳工的到来，让美国境内一些地方的良好秩序受到了威胁。”

但文献数据告诉我们，这个理由实在是过于牵强。

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1860年到1900年间，美国人口从3100万上升到7600万。其中，大约有1400万人是外来移民。然而，从1820年至1882年的60多年间，累计进入美国的华人加起来还不到30万；截至1882年，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只有10多万人。

《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

所以，体量一直很小的华人群体，为什么会沦为被社会主流肆意凌辱的对象？

学界普遍认为，“华人迥异的外貌特征和相对保守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被美国主流视为不可同化的种族”。

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美国政界人士认为，“华人不仅会危及到美国民族的构成，还会对美国精神构成严重威胁，甚至会造成“美国民族主义的丧失”。

比如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在一篇撰写于1894年的书评中指出：

“美国政府之所以颁布《排华法案》，主要是因为已经提前预判到了华人族群对于白种人有毁灭性的影响”。“根据民主原则，在看到种族敌人入侵后，政府有必要阻止危险的外国人进入”。

实际上，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排华法案》在1902年正式“升级”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永久法案”。

对此，他曾得意洋洋地表示，“将来的整个文明应以超出于语言所能表达的感激之情，来感谢那种民主政治的政策，因为它保持了新世界和最新世界的温带地区成为白种人的一项世袭财产”。

《时代》杂志封面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在《排华法案》颁布后不久，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相继参照该法案制定了一系列排华法规，海外华人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了（拓展阅读：）。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排华法案》还是“黄祸论”，不仅体现了西方“种族利己主义的本能”，而且展示了西方政客和学者将这种本能“文明化”、“民主化”的娴熟技巧，即“可以基于自由、民主的层面，堂而皇之地损害其他族裔的权利。”

用发展的眼光看，当这种“种族利己主义的本能”在被贴上“文明冲突论”的标签，并被程序合法地激发出来后，造成的蛊惑力和破坏力是很难估量的。

《排华法案》发布后歧视华人的海报

在美国电影史中，与“黄祸”相关的影视作品，出现过两次放映“高潮”。

第一次“高潮”，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旨在维护“排华法案”的合理性以及宣传“殖民落后中国”的“必要性”。

第二次“高潮”，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原因很简单，“红色中国”的高速发展让资本主义世界寝食难安。基于舆论战的需要，“黄祸”形象迎来了“二次复兴”。

唐人街

1）“亚洲英雄”傅满洲的前世今生

最早的“黄祸”形象，非“亚洲英雄”傅满洲莫属。

在“傅满洲”系列作品中，“他个子很高、瘦削，像猫科动物一样高耸着肩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一样的脸型，尖窄的头盖骨，细长的眼睛闪烁着猫一样绿色光芒”。

“傅满洲”形象的出现，与《排华法案》有着直接关系。学界普遍认为，这一人物的雏形，很可能是纽约影戏公司于1914年制作的影片《神秘的傅武春先生》中的“傅武春”——一个暗设牢房的黑帮头目。

不过，蒙古国民俗学家purevjal认为，傅满洲的原型可能是这位名为yundendorj的蒙古王公

1923年，在斯通公司制作的电影《傅满洲之谜》中，“傅满洲”迎来了“银幕处子秀”。鉴于票房实在过于火爆，“傅满洲”系列电影在当年拍摄了15部之多。

次年，该公司又拍摄了8部系列电影，即《傅满洲的进一步神秘》。

眼见斯通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不甘示弱的派拉蒙公司迅速决定“打造傅满洲宇宙”。资料显示，他们先后投资并拍摄了《神秘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的归来》等多部知名“傅满洲”系列电影，同样取得了不俗反响。

“傅满洲系列电影”动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傅满洲的形象不仅日渐“饱满”，人物的破坏力也显著增强了，最终“升级”成为了“西方和平世界的破坏者”。

比如在《傅满洲的面具》中，他的终极目标是“从成吉思汗的陵墓中获取成吉思汗的面具和弯刀。理由很简单，“一旦戴上这个面具，整个亚洲就会听命于他”。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回暖，“黄祸”形象也渐渐淡出了银幕。比如共和制片公司一度打算在1942年筹拍《傅满洲的回击》，但在民国政府的抵制下最终不了了之。

傅满洲的银幕形象

二战结束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再度掀起了“傅满洲系列电影”的拍摄高潮。数据显示，在派拉蒙公司和华纳兄弟拍摄的14部“傅满洲系列”电影中，有6部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以后。

实际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依然保持着对“傅满洲”的“偏爱”。

比如在拍摄于1980年的《傅满洲的恶魔诡计》当中 ，傅满洲不仅准备窃取作为英国“镇国之宝”的乔治五世的黄钻石，还企图劫持玛丽女皇。

当然，“傅满洲”再怎么阴狠奸诈、毒辣狡猾，也无法摆脱被白人一次次击败的宿命。

《傅满洲的恶魔诡计》的海报

2）威胁“性安全”的邪恶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以“傅满洲”为代表的“黄祸”形象，不仅会大肆“颠覆西方秩序”，还有一定的概率被打造成为“威胁白人女性性安全的不安定分子”。

就像美国学者吉纳玛契提所说的，“好莱坞关于黄祸的叙事类型，就是以丑恶的亚裔男性对纯种白人女性的强奸和强奸威胁为特征”。

比如在《傅满洲的面具》中，头戴成吉思汗面具，手握成吉思汗弯刀的傅满洲慷慨激昂地对所有人说，“我们要碾碎我们的敌人，占有他们的妻子。”

手握“成吉思汗弯刀”的傅满洲

另外，还有一些华人男性形象，会在影片中“与白人女性角色展开一段罗曼史”。

比如上映于1933年的电影《袁将军的苦茶》中的“袁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这部影片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袁将军在战乱中抢夺了白人传教士的未婚妻密根，并把她软禁起来。不过，密根不仅没有感到恐惧，还利用女性的魅力进行传教，最终将冷酷无情的袁将军引向了正途”。

微妙的是，在影片的结尾，当密根跪在袁将军面前讲述自己的爱意时，袁将军突然“莫名其妙”地喝下了一杯毒茶。于是，这段跨种族的“爱情故事”被毫无逻辑地终结。

简言之，“忤逆”的华人男性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死亡”。

《袁将军的苦茶》剧照

由此可见，这一类的华人男性形象，或许存在爱慕或意图占有白人女性的心思。但现实情况是，这些角色“不仅不能或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性动作，甚至连个像样的接吻镜头都没有。”

对于这一现象，有西方学者认为，以“袁将军”为代表的“黄祸形象”的出现，本质上是欧美国家的恐惧心理作祟。

不过，“与其说华人男性可能会威胁到白人女性的性安全，倒不如说华人男性可能威胁到白人男性的性霸权”。

原因很简单，在男权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体系中，“白人女性是白人男性的征服物，决不允许华人心存觊觎”。

《傅满洲的面具》剧照

3）华人男性角色的几个特质

概括地说，好莱坞电影中的“黄祸”形象，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他们大多是天生的阴谋家。在早期的“傅满洲”系列电影中，他对于西方国家的仇恨是有迹可循的，即“他的妻儿被入侵的八国联军杀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傅满洲妄图摧毁西方文明的决心和统治世界的野心，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言了”。

其次，他们大多数具备较大的破坏力。以傅满洲为例，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仅拥有海德堡大学、索邦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的学士学位，还是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克里斯丁大学法学博士以及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另外，他精通汉语、英语、法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掌握着足以毁灭西方的秘密武器，比如成吉思汗的面具和弯刀。

电影里的傅满洲

第三，他们基本以反派形象为主。就拿傅满洲来说，他不仅毫无法律观念，手下还有众多忠心的爪牙。这些小喽啰们不仅甘心替主子卖命，并掌握着诸如操控毒蛇、蝎子、毒箭、迷香、迷幻药等“邪典”手段。

第四，几乎都难以摆脱死亡或失败结局。正所谓“邪不压正”，尽管这些黄祸形象奸诈狡猾、阴险毒辣，但在耍尽花招，阴谋即将得逞之时，无一例外都会被“从天而降”的白人男性主角砸场子，所有的诡计只能以失败告终。

《傅满洲的新娘》中的白人角色

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列强用自己的重炮轰开了东方的大门。于是，以东南亚各国为代表很多东方国家，先后沦为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暗搓搓地妄图将东方男性“去雄化”或“女性化”，还不怀好意地给东方女人们打上了“温顺、诱人、易支配”的刻板印象。

美国华人女按摩师：“我们值得被尊重。”（图：BBC）

对此，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如是评价道：

“在美国，最新的事态已迫使我们最终承认，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其具体表现是：一个集团，凭借了天生的权力，可以支配另一个集团。”显然，这里的支配者在西方，被支配者在东方。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华人女性银幕形象同样让人扼腕叹息（拓展阅读：）。

亚马逊在售的“我爱亚洲女人”T恤

1）不怀好意的刻板印象

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女性的刻画，始终在积极与消极、妖魔化与天使化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

但无论怎样表现，她们的形象是刻板的、是“约定俗成”甚至是诡异的。

具体而言，大多有以下几个特质。

首先，她们大多外形妖娆。

具体而言，这些人的着装妖艳且夸张，行为和举止渗透着一股微妙并诡异的淫荡气息。换言之，她们是白人眼中的“东方诱惑”，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视觉欲望。

其次，她们大多地位低下、职业卑微。

具体而言，这些人大多没有正式且像样的职业，要么是孤苦伶仃的孤女，要么是妓女或舞女，与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形象完全绝缘。

电影《上海快车（1932）》中的黄柳霜

第三，大部分具有“即用即抛的特质。

从影片的结局看，她们尽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白人男性角色的“消费”，但不仅不能得到对方的“拯救”，很多角色只能走向自杀或他杀的“命运”。

第四，她们普遍缺乏缺乏父、兄、丈夫等男性角色的有效保护。

展开来说，当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产生爱情”时，白人女性都在父兄等男性的“保护”下全身而退。作为对比，华人女性在同白人男性接触时，既缺乏父辈的约束，也缺乏同族男性的保护，可谓“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们面前，“完全不设防”。

于是，一个“不可思议”但“意料之中”的现象出现了——“一边是绝对禁止华人男性觊觎白人女性，一边却将华人女性贩卖甚至赠予给白人男性，供其享用”。

电影《武先生（1927）》剧照

2）谁是黄柳霜？

说到好莱坞的华裔女星，就不得不提及“黄柳霜”的名字。祖籍广东台山的她，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也是第一个进入好莱坞的华裔女性。

遗憾的是，受限于时代背景与中国羸弱的综合国力，她不得不忍辱扮演各种带有“东方诱惑”特质的角色。资料显示，她曾扮演过6次舞女，2次妓女以及若干次被抛弃的普通少女。

在今天看来，好莱坞为她打造的银幕形象，完全是西方世界主观臆断的“倾情制造”——“夸张而神秘的中国服饰、裸露的肌体、扭动的身躯，伴随着性的挑逗和暗杀的诡异气氛”

来到中国“寻根”的黄柳霜

1922年，17岁的黄柳霜第一次作为女主角在电影《海逝》中亮相。资料显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人工着色的彩色影片。电影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由黄柳霜饰演的莲花，在海边救了溺水的美国青年阿兰. 卡维尔。很快，两人产生了爱情并有了孩子。卡维尔走后，莲花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盼望他的归来。

孩子3岁时，卡维尔带着他的白人妻子来到中国。当莲花知道真相后，痛苦地把孩子托付给卡维尔和他的妻子，临别时告诉孩子，我只是你的中国保姆，这才是你的美国妈妈，然后就跳海自杀了。

电影《海逝》剧照

1927年，她参演的《中国鹦鹉》正式上映。不过，对于她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北洋画报周刊》刊发的一篇影评文章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黄小姐赤身裸体在一群白种人面前起舞，粗俗地扭动着她的屁股。除此之外，她的舞蹈就没有别的动作了。”

令人玩味的是，影片中的这些华人女性角色，尽管可以赤裸裸地为白人男性角色“提供服务”，“但任何一个擦枪走火的肢体接触动作，都不会在银幕中有所呈现”。比如接吻的场面要么会被黑场省略，或者干脆被剪掉。

电影《中国鹦鹉（1927）》中的黄柳霜

另外，黄柳霜还扮演过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恶女形象”。

1931年，派拉蒙公司特意找到了她担纲“傅满洲系列”电影《龙女》的女主角。《龙女》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隐姓埋名20年的傅满洲，再次来到了伦敦并成功报复了比丘博士一家。不过，他在毒死比丘博士后也身负重伤，最终从秘密通道逃到了舞女梅玲那里。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傅满洲告诉梅玲，自己是她的亲生父亲，并希望梅玲能够“替父报仇”。

梅玲成功诱惑到了比丘博士的孙子小比丘，但就在她抓获小比丘及其白人女朋友“准备复仇时”，由日籍影星Tetsu Komai饰演的侦探阿基及时到来，解救了主角一行人。但是，梅玲与阿基侦探双双死去。

用发展的眼光看，影片除了告诫白人男性“要远离华人女性”之外，还展示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可怕力量——“华人对西方的复仇，具有血统上的延续性”。

《龙女》剧照

3）冷战时期的华人女性形象

冷战时期，好莱坞寻觅到了新的扮演者——关南施。说到他的代表作，非上映于1960年的《苏丝黄的世界》莫属。

该片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女主角苏丝黄，是一位寄居在一家小酒馆里，夜夜充当英国水手“猎物”的妓女，男主角罗伯特是一位落魄的美国画家。值得玩味的是，罗伯特不仅没有“厌恶”她，反而更为她坎坷的身世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所倾倒。在他的“不懈努力”，苏丝黄从肉体到心灵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最终得到了罗伯特的“拯救”。

在关家倩逐渐淡出银幕后，陈冲又被好莱坞选中，担任了《大班》的女主角。

她扮演的角色美美，是清朝官员金桥送给鸦片贩子大班的“性礼物”。“《大班》以暴力与性作招徕，至于片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是中国女性被支配的典型”。

一言概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人女性大多只能承担着类似于“性商品提供者”的角色。

对此，有西方影评人淋漓尽致地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华人女性的角色，提供了被禁的欢愉，保留了激动人心的、不平等的种族、性和阶级的高位”。

电影《大班》剧照

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那个积贫羸弱、任人宰割的弱者。不客气地说，即便“黄祸论”思潮真的再度卷土重来，也不过无病呻吟而已，根本不足为惧。当然，我们终究要明白提个硬道理——“无论在哪个领域，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