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历经风雨洗礼的华夏大地，像刚从漫长冬眠里懵懵懂懂醒来的大熊，瞧哪儿都透着股百废待兴的劲儿。就在这时候，中国那扇紧闭许久的国门，被轻轻撬开了一条缝，跟个好奇宝宝似的，小心翼翼地瞅瞅外面的世界。
5月，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大地，从没跨出过国门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着一群特殊的“探险家”，一头扎进了西欧五国的考察之行。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那阵仗，就像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开拓者，满脑子都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还扛着给国家找发展新路子的“重担”。你能想象吗？代表团里，从谷牧副总理到几位省部级干部，全是出国“小白”，第一次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打交道，那新奇劲儿就甭提了。
刚到欧洲，面对这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中央官员，也闹出了不少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团里有个同志，看到餐桌上精致的冰淇淋，眼睛瞪得溜圆，愣是不敢下嘴。别人问为啥，他一脸严肃地说：“我怕冷。”旁边有人开玩笑：“嘿，那你把它放锅里热一热再吃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候国内房子少见玻璃门，可在欧洲，玻璃门跟不要钱似的，到处都是，宾馆、商场、政府大楼还有写字楼，放眼望去，全是亮晶晶的玻璃门。出国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扯着嗓子反复叮嘱：“大伙都给我听好了，那些看着没门，其实是玻璃门，可千万小心，别一头撞上去，脑袋开花可就丢人啦！”
结果呢，意外就像个调皮鬼，专挑人不注意的时候捣乱。每次进出大楼，大家都跟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可还是挡不住小插曲一个接一个。礼宾司司长忙得像个陀螺，一门心思照顾大家，自己反而把这个问题忘到九霄云外了。在法国马赛的一家宾馆，他风风火火地往外冲，“砰”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玻璃门上，那狼狈样，把大伙笑得肚子都疼了。
一走出国门，代表团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看直了。面前是一座座现代化大都市，高楼大厦跟雨后春笋似的，密密麻麻。街道上车水马龙，热闹得不行。
先进的工厂里，机器嗡嗡响，好像在演奏一首激情澎湃的发展之歌。人们走路都带风，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工人住的别墅那叫一个漂亮，院子里停着小汽车，屋里电器应有尽有。就算不小心失业了，也不怕饿肚子，人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把你照顾得妥妥当当。居民收入高得让人眼红，福利待遇好得没话说，社会安定得像泰山一样。好多企业还搞出了工人参股的新鲜玩意儿，让工人也能参与企业管理和分红。
就说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好家伙，46万股东，没一个能当“老大”的，股份最多的也不超过总股份的1%，全公司8万工人，一半都拿着股份。这可把代表团成员惊得下巴都快掉了，嘴里不停地嘟囔：“哎呀妈呀，这可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啊！”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有20到30平方米，城乡差别小得都快看不见了，农民的生产和收入水平跟城里人没啥两样，简直太让人吃惊了。
不过，代表团在日常生活里也碰上了不少麻烦事。在国内，上厕所那都是免费的“午餐”，可到了国外，上厕所还得掏钱，这可把大家难住了，毕竟谁也没这方面经验。参观凡尔赛宫的时候，几个同志突然感觉肚子里翻江倒海，火急火燎地找到厕所，结果看到收费的牌子，瞬间傻眼了。几个人站在门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跟被点了穴似的，不知道咋办才好，那场面，尴尬得能抠出三室一厅。
那时候，西方国家早就被电子计算机“占领”了，原子能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地铁这些地方，全实现自动化了。再看看咱们国家同行业、同类型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差距大得能装下一个太平洋。1977年，联邦德国褐煤产量1.23亿吨，职工才2万人；来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那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就2000人。
咱国家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得要16万工人，人数是德国的80倍，全世界其他国家煤炭工人加起来，都没咱国家多。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工人7000人；咱武汉钢铁公司，年产钢230万吨，职工却有67000人。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咱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这差距，简直让人欲哭无泪，心都凉了半截。
从5月1日到6月上旬，这场经济考察活动就像一场紧张刺激的冒险，马不停蹄地跑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上，代表团成员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讨论一边思考，学习人家的长处，反省自己的不足。
这趟旅程，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他们视野的大门，让他们见识大增，思想也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性，有了特别直观、特别强烈的感受。就好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渴望变革、努力追赶的种子，激励着这片古老的土地，甩开膀子，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大步流星地往前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