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郑维山收到了一份来自家乡的信。还没来得及拆开看，郑维山就接到了杨得志有事相商的电话。

郑维山放下电话匆匆离去，那封信被搁置在办公桌上。

从杨得志那里回来后，郑维山在妻子的提醒下，才想起了那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家乡人询问当年郑维山当年带走的70多名赤卫队队员的下落。

看到这里，郑维山脸色突变，神情异常严肃……

郑维山的父亲郑国祺是一名老战士，曾参加过黄麻暴动，还担任过村苏维埃主席。

在父亲的影响下，郑维山13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童子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这一年，郑维山带着70多名赤卫队队员，加入红军。

此后，郑维山一步步从排长、连指导员成长为师政委。

担任30军88师政委的那一年，郑维山还不到20岁。足以见得他有多优秀。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郑维山率领这个由全军三个有荣誉称号的老团组成的88师，作为30军的开路先锋，先后进行山地攻坚、攻城拔寨、江河强渡等作战行动中，打了很多漂亮仗。郑维山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在这个时候初步显示出来。

1936年底，郑维山率领这支部队参加西路军的西征。

期间，郑维山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带领战士们打了多次血战，一直到部队被打散，郑维山因为头部负伤陷入昏迷。

后来，郑维山与副师长被好心的百姓救下，藏身在一个山洞中，侥幸逃过了马家军的搜捕，最终乞讨回延安。

这段经历，让郑维山印象深刻，一生都难以忘怀。

乞讨回延安的途中，郑维山一边走一边哭，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要清洗这笔血债！

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多月，郑维山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参加兰州战役。

当时，兰州守军总指挥是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仗着易守难攻的地势，马继援非常嚣张，叫嚣着要让彭德怀栽在兰州城下，还吹牛说就算解放军10万人马也攻不下兰州的东南要冲。

彭德怀经过周密部署，将攻击豆家山阵地的重任交给了郑维山。

郑维山虽然非常清楚其中的难度，但他没有一丝退缩，反而斗志满满。

最终，郑维山率部攻占了豆家山阵地，成功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

战后，郑维山的脸上没有喜悦之情，而是神情肃穆，骑马来到兰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对着河西走廊的方向，摘下军帽，立正鞠了三躬，语气沉重的说道：

“战友们，今天我郑维山带着部队回来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即便如此，郑维山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依旧放不下这件事，西路军战事成为他一生都解不开的心结，每当回想起当年20000多人的部队，跟着他饱受饥寒交迫、血流如注、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郑维山就愧疚不已……

多年来，这件事让郑维山忘不掉，却又不敢想。此次这封信，再次将郑维山的记忆拉回到十多年前。

随后，郑维山马上致电杨得志，请求杨得志给自己买四张去武汉的火车票。

匆匆交接工作后，不明真相的杨得志拦住准备离开的郑维山，询问缘由。

郑维山说出老家来信的事情后，杨得志马上表示：“你快去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来到武汉后，李先念不放心郑维山独自回老家，担心路上有土匪，给他安排了一个排的兵力，还有10多袋大米、面粉，送郑维山回老家。

对此，郑维山非常感激，当即乘车赶回老家河南新县。

县长见到郑维山后激动不已，随后马上向郑维山汇报了当前的情况。

原来，当时新县正在进行土改，这里以前是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在战争年代，新县一共牺牲50000多人，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0000多人。

对于那些或者，继续在革命队伍里奋斗的战士，他们的家庭按照革命军人家庭对待，而那些已经不在了，有人证明其牺牲的战士，家人按照烈属对待，分田地，给予优抚。

但是，还有很多参加了红军的人，至今下落不明。

对于这些人，有人说他们是逃兵，有人说他们为革命牺牲了应该算烈士。

由于没办法证明，当地政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写信询问郑维山，当时他带出去的70多名赤卫队队员的下落。

听到这里，郑维山的伤心事再一次被勾起。

他难过的表示，当年他们那些人都被分在红一营，在王树声的手下，后来郑维山先后被调到总部、30军，其他人大部分则留在红10师，之后又编入红25军……

郑维山对县长说：“我可以保证，编入红30军88师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叛变！”

郑维山再清楚不过，当年88师的同志们经历了多么残酷的血战，他们不可能叛变……

郑维山告诉县长，凡是88师的战士，家属全都按照烈属对待，个别负伤后流散回家的同志，没有明确之前，一律按照伤残军人对待！

为了免去当地干部的担忧，郑维山还保证：“出了问题，我一个人负责！”

处理完这件事后，郑维山返回武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先念与王树声，事情得以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