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李先念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始全面主持湖北的党政军工作。
李先念
李先念一到湖北，当地旧势力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些不法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大量囤积大米、布匹、煤炭，进而抬高物价，造成了金融动荡。
李先念此前长期在军队工作，并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和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他灵活运用策略，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充足的物资，很快稳住了市场。
正是因为在经济工作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干，李先念受到了陈云的赏识。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并调一批既有经济工作经验、又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进京任职，正好此时财政部长这一职位出现了空缺，陈云便向毛泽东推荐由李先念接任，陈云认为李先念有这么几个优势：
1.李先念当时45岁，在高级干部中算是年纪比较轻的；
2.李先念在主政湖北期间，已经表现出了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干；
3.李先念爱学习，爱钻研；
4.李先念在工作中富有开创精神。
毛泽东很快就同意了陈云的意见，1954年5月下旬，李先念到达北京，毛泽东在不久后亲自接见了他。李先念惴惴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是晓得我的，我是木匠出身，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
毛泽东听后开玩笑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了。”
李先念一听急了，他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又鼓励李先念说：“工作必须有人干，我们党的好多干部都是从外行到内行嘛，你在湖北不是干得很好嘛！”
李先念听后信心大增，当即表态：“我一定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对党和人民负责。”
李先念上任以后，深知自己缺乏经济工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经常虚心地向财政部内的专业人士请教，他还拜陈云为师，经常登门求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介绍给李先念，这使得他的工作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李先念晚年时经常说：“我在军事上的老师是徐帅，经济上的老师是陈云。”
李先念（右一）
在财政部工作的同志曾回忆说，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他的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
有一次，李先念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
正是因为李先念刻苦自学、勤奋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毛泽东曾称他和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为中国经济的“四大名旦”。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在接见他时，专门让李先念作陪。毛泽东向格瓦拉介绍李先念时说：“我们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非常缺少财政人才，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
1956年9月，李先念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也随即公布，李先念发现17人的候选名单里竟然有自己，不禁大惊，因为在这17人里，他的年纪最轻、资历最浅。
当天晚上，李先念便给中央写信，请求不要选他当政治局委员：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能力和资历，就在中央工作的时间来说，不应当提到我的。比我能力强、资历深和在中央长久工作的同志多。将我的名字摆上，对党对我个人都是不好的。
为此，我真心请求将我的名字删掉。还是让我在中央机关做一点工作，这对我还是一个锻炼。这是我的衷心话。时间急迫，心情不安，要求中央慎重考虑。
但中央考虑到李先念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突出贡献和表现，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年他47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7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冒进倾向，作为财政部长，李先念深刻体会到冒进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1957年1月27日，李先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1957年的财政应该继续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真正做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一些人总想大干快上，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的，中央提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但毛泽东却不赞成“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李先念等人，这让李先念感到非常惶恐，那段时间他经常彻夜难眠。
李先念接见群众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专门在2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安慰了李先念，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李先念这才放了心。
尽管受到了批评，但李先念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58年4月，李先念到河南调查农业“大跃进”的情况时，他既为群众的生产热情而感动，又产生了一些疑虑。李先念到潢川县调研时，县里提出小麦亩产可达2000斤，他马上说：
要准备挨骂，将来做不到怎么办？什么2000斤、1500斤、1300斤，真正差200斤、300斤，甚至差500斤，会有人骂你的。实际上，搞到1200斤，退一步讲1000斤，再退一步讲800斤，那也是了不起的。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他曾问过李先念：“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
李先念明确地回答说：“赞同彭总的意见。”
7月20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地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说：“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
但正是因为李先念讲了实话，所以他成为了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有一天，毛泽东专门找李先念谈话，他一进门，毛泽东就开玩笑说：“杞国人来了。”然后又问他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
毛泽东接见李先念
李先念说：“主席，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
毛泽东听后非常吃惊，于是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
毛泽东并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进行了作答，他这才对李先念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有所重视，决定让李先念立即采取措施解决粮食问题。
李先念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李先念开始放下包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主要采取了3条紧急措施：
1.粮食产量摸底。严令各地粮食部门实事求是，不得“放卫星”，上报实际的粮食产量，杜绝虚报。
2.组织粮食大调运。使粮食从产粮区运向缺粮区，从丰收区运向灾区，从农村运向城市。
3.进口粮食。截至1961年6月30日，进口并运到国内共63亿斤粮食，避免了京津沪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经过李先念的努力，人民的吃饭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这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和李先念
在财政部长这个岗位上，李先念干了整整22年，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