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职系统的俸禄体系，主要涵盖八旗与绿营两个关键部分。鉴于篇幅因素，在此将着重阐释绿营俸禄的相关情形。
绿营将领的薪俸体系与文官存在一定关联，然其标准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且相较于文官，绿营武职的薪俸状况更为繁复。自顺治初年迄乾隆晚期，绿营将领俸禄历经了数个关键的调整阶段。
【清初单纯的俸薪制】
在清朝军事体系中，于各省绿营编制里，武职官员按照品级由高至低，依次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以及把总。此序列清晰地界定了绿营武官的品级层级，构成了一套严谨的军事职衔体系。
在顺治年间，提督这一官职的品级并非恒定，其具体品级判定主要基于所加之衔。若加左右都督衔，该提督品级为正一品；若加都督同知衔，则其品级为从一品；而若加都督佥事衔，其品级则为正二品。
顺治元年，清廷伊始厘定绿营官员俸禄规制。至顺治五年，于俸银之外，复增列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以及案衣什物银三项予以支给。
以位居正一品的提督而言，其俸禄构成包含俸银95两、薪银144两，另有蔬菜烛炭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00两以及案衣什物银100两，各项相加，总计达719两。而从总兵至把总这一序列的官员，俸禄数额则呈现递减态势，分别在571两至36两之间。其中，千总与把总较为特殊，其俸禄仅涵盖俸银与薪银，并不包含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及案衣什物银这三项。
从法定薪酬待遇层面审视，绿营将领所遵循的标准似具一定高度。相较于文官体系，其在薪俸账面数值上表现更为突出。以正一品官员为例，文官年俸为白银180两，另加禄米180斛，而正一品的提督所得薪俸，远超此数，文官所得尚不及提督薪俸的三分之一。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武职官员于地方政务管理方面存在固有局限，即难以全面统筹地方钱粮与刑名事务。这一特性使得武职官员无法涉足文官系统中“火耗”这一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需明确，在清代，文官俸禄在其整体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极小，占据主导地位的乃是灰色收入。
从整体层面审视，绿营将领所获俸薪之定额处于较低水平。如此额度，对于维系其家庭开支而言，实难满足，更遑论维持体面生活。此种状况，在客观上衍生出各级将领通过虚冒兵额以获取空饷的弊端。
【康熙时期出台了亲丁名粮制度】
清康熙四十二年，鉴于彼时各省绿营将领存在“任意虚冒，多寡不等”之情形，朝廷遂颁行亲丁名粮制度。
据相关文献记载，对于该制度的阐释较为晦涩。从专业角度剖析，即朝廷依据绿营将领的不同职级，配置一定数额的亲丁，且每位亲丁皆享有特定的俸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亲丁”实则为空额编制，本质上是朝廷给予绿营将领的一种经济补贴形式。
具体标准如下：提督所配名粮数额为八十名，总兵则为六十名。副将对应名粮数额设定为三十名，参将获配二十名。游击所领名粮为十五名，都司配置十名。守备的名粮数额规定为八名，千总获配五名，把总获配四名。
亲丁名粮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亲丁虽属同一范畴，却因兵种不同，划分为骑兵与步兵，二者所享俸银标准各异。基于此制度漏洞，各省绿营将领伺机行事，纷纷将名下亲丁名额大量划归骑兵类别，旨在谋取更多利益，达成多拿多占之意图。
雍正八年，于田文镜建言之后，雍正皇帝实施了一项举措，确立“马步各办”为基本策略。依此方针，提督每年所获亲丁名粮之标准约为920余两，总兵则约680余两，而自提督、总兵以下各级将领，其亲丁名粮数额均有明确规定。
亲丁名粮制度的颁行，实则为朝廷旨在遏制各级将领肆意虚冒现象的临时性策略。从积极层面而言，该制度有效提升了绿营将领的经济收益。
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亲丁名粮制度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在彼时各省的绿营军队编制体系中，出现了大量兵员空缺状况。前文提及，“亲丁”本质上仅是一种经济补贴机制，并非实际的兵员配置举措。至乾隆年间，全国绿营的马步兵缺额竟高达数万名之巨。这一现象不仅严重削弱了绿营军队的战斗效能，更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乾隆晚年实行养廉银制度】
养廉银制度始创于雍正年间。在雍正一朝至乾隆晚期这一阶段，该制度所涵盖的对象，主要为地方文职官员以及八旗武职人员，而绿营将领并不在其列。
乾隆四十六年，朝廷颁行上谕，针对亲丁名粮制度所遗留的六万空额，予以如数补足。此外，参照文职及八旗武职的养廉既定范例，对绿营各级将领进行相应支给。此上谕的颁布，标志着亲丁名粮制度正式废止。
随之，绿营将领养廉银的标准得以确立，详情如下：
清代武官俸禄体系中，各级官员俸银标准如下：提督为二千两，总兵则领一千五百两，副将所得俸银为八百两，参将俸银数额是五百两，游击的俸银为四百两，都司俸银达二百六十两，守备的俸银为二百两，千总俸银为一百二十两，把总则获俸银九十两。
相较于各省文职官员，绿营将领所定养廉银标准较低，约为文官的五分之一。例如，提督每年法定收入不足3000两，反观总督与巡抚，其年收入皆在15000两以上。
然而，部分绿营将领的养廉银数额相对偏高。具体而言，京师巡捕营作为京城唯一驻屯的绿营军事力量，其将领养廉银较各省绿营将领高出一成。此外，边疆省份若干营镇的养廉银，亦稍高于普通直省所定额度。
以新疆地区为例，乌鲁木齐提督俸禄为2800两；伊犁总兵与巴里坤总兵，其俸禄均设定为2100两；哈密等营副将的俸禄标准为1200两；参将则为800两；游击的俸禄为600两；都司的俸禄规定为380两。
自顺治五年初步确立绿营薪俸体系伊始，历经康熙朝亲丁名粮政策的颁行，再到乾隆朝养廉银制度的推行，这些举措的核心要义皆在于通过提升经济待遇，引导绿营将领秉持廉洁操守，遏制其贪腐行径。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此一系列政策在特定阶段，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用。
然而，随着军政体系的逐渐腐朽，其实际成效难免大打折扣。在文官贪腐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绿营将领亦难以独善其身。即便朝廷额外增加补助，却依旧无法彻底杜绝虚报冒领、克扣军饷等积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