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期间，新旧社会的变革、运动风起云涌，胶东地区许多人都投身革命，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时势造英雄，烟台栖霞地区在这场变革中名人辈出，像谢鸿焘、马秋仪、于洪起，都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尤其谢鸿焘、马秋仪夫妻二人，为了寻求救国方法、策略，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堪称一部传奇。
马秋仪来自栖霞亭口镇马家窑村的马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栖霞中部地区非常有名，人称“马家官家”。明初马氏家族由上马家河村（现属蛇窝泊镇）迁到此地，在这里以烧窑为生，故名马家窑。后来，经过多代人的辛勤积累，马氏家族拥有了当地不少的土地，在走南闯北经商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尤其重视子女教育，终于，在清光绪年间家里出了一位进士马桂芳，使得家族在当地进入士绅阶层。
《栖霞县志》记载：马桂芳，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考中进士之后，马桂芳获得了“即用知县”的官缺。《清实录》记载：“马桂芳……俱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通过掣签，马桂芳被分至福建（清代知县不能在本省任职）。光绪六年（1880年），福建省辖下的宜兰县（在台湾岛的东部偏北）知县出缺。经时任闽浙总督何璟奏报：“递遗宜兰县知县员缺，查有请补斯缺之即用知县马桂芳堪以委令署理宜兰县篆务”，马桂芳于是出任宜兰县知县一职。不过马桂芳在史籍中的资料很少，没有详细履历介绍。
栖霞民居
马桂芳进士出身，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出任宜兰县知县时，在宜兰施行教化、兴办教育，得到百姓交口称赞。在宜兰县任上，马桂芳还带着自己10岁的女儿马肃贞（后改名马秋仪）一同前往，以让女儿开阔眼界，获得历练，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马肃贞，清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八日出生于马家窑村，受父亲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其寓居台湾三年时，遍览海疆形胜，眼界大为开阔，故而思想开化，颇有主见。
马桂芳既是进士，又做过知县，是当时栖霞的头面人物，自然会与栖霞其他望族联姻。女儿马肃贞到了婚嫁年龄，通过一番挑选，嫁给了家乡不远处亭口镇杏家庄村谢鸿焘。后来孙子马季尧迎娶古镇都牟氏家族的女儿。谢鸿焘，字一尘，1873年出生于栖霞县亭口镇杏家庄村一个家境殷实、诗书传家的开明士绅之家，自幼聪慧过人，诗书琴棋一触即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鸣，皆向往新学，关注救亡图存、国家富强之道。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许多地区达到高潮，清朝于是扶持义和团和各国列强开战，战争中义和团和清军不堪一击，最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仓皇西逃避难，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无奈，清廷在1901年（辛丑年）9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廷的惨败，深深地刺激了许多国内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前往日本、欧美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希望学成回国后可以富国强兵，救民于水火。
1904年，满怀报国之志的谢鸿焘与妻子马肃贞一道东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当时谢鸿焘31岁，马肃贞34岁，这样年龄的夫妻还双双出国留学，在当时的栖霞唯此一例，引起不少的轰动。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从当时封闭落后的国土，来到人才云集的异邦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眼界大开。很快他们就结识了我国留学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同乡于洪启、黄县徐镜心、日照丁惟汾等。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谢鸿焘夫妇与于洪启、徐镜心、丁惟汾等53人成为首批会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谢鸿焘还是山东主盟人之一。
徐镜心
在日本留学期间，马肃贞对同期加入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并兼任女子部、评议部宣传、评议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很快，一身侠肝义胆的秋瑾，成为谢鸿焘夫妇无话不谈的战友。秋瑾创立“天足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谢鸿焘夫妇均给予积极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秋瑾极其气愤，当即与至友们呼吁中国留学生罢课，但没发挥多大作用，便毅然决定回国，并号召我国留日学生归国抗议。谢鸿焘夫妇深表赞同，并与之相约回国后“办学校以鼓吹革命”。1905年底，谢鸿焘夫妇告别早稻田大学，乘船返回国内。
归国后，秋瑾与易本羲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继而创办《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等，宣传妇女解放，鼓动革命。与此同时，谢鸿焘夫妇一同联络留日同学徐镜心、邹秉绶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学校所需经费悉由谢鸿焘夫妇筹措，所聘教员几乎全是革命党人。东牟公学对外是一所学校，对内则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南来北往的联络点，实际已成为胶东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谢鸿焘夫妇又创办了“端本女校”。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马肃贞毫不犹豫地将父亲遗留给她的那部分田宅家产以及个人首饰、嫁妆变卖，以资学用。女校成功创办以后，夫妇俩各执一校，和衷共济，砥砺前行。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夫人初适先生时，资装甚备，后设学校及谋倡议，皆斥卖田宅以奉之。光复事成，其夫妇亦耦俱无等差矣。”
烟台谢鸿焘故居
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策划浙江与安徽同时起义。由于情报泄露，徐锡麟、秋瑾被捕就义。谢鸿焘夫妇对此悲愤不已。马肃贞从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秋仪”，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继承秋瑾遗志、矢志继续奋斗的革命精神。因为谢鸿焘与革命党人在烟台开拓的革命阵地日益壮大，引起当局的恐慌和敌视，于是谢鸿焘等被列入缉拿乱党的重点人物，谢鸿焘被迫前往潍县（今潍坊市区）避难。夫妇二人虽然脱离险境，但辛苦创办的两所学校都随之被迫关闭。
谢鸿焘夫妇到潍县后，分别在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执教。1911年10月（农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潍县，谢鸿焘备受鼓舞，他对妻子说：“清廷迨覆矣，当促其终！”于是夫妻二人立刻收拾细软，和女儿兰畹、兰馨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独立活动。11月12日，50余名同盟会会员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秘密集会，议决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焘为会长。数日后，武昌方面通电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讨建立民国中央政府事项，谢鸿焘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动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后转至上海，于12月29日出席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会议。三天后，他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典礼。
不过当时国民政府无法控制国内的局势，谢鸿焘在离开山东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恐怖阴云再度笼罩省城济南。而这时的烟台，紧跟武昌起义后尘，举戈易帜，成果斐然。于是谢鸿焘举荐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焘与徐镜心同时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烟台军政府初创，财力薄弱，运转艰难。马秋仪出面发动女子国民捐运动，筹集资金。在她的动员下，胞弟马宝鳞变卖庄宅一处和土地、山岚数百亩，支援新军之用。
民国建立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借机宣布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同盟会会员掀起“二次革命”，不过很快失败。谢鸿焘只好离开南京，避祸于济南。1913年末，他见到老朋友于洪起，发出“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的消极感叹。于洪起（1877-1940年），字范亭，烟台栖霞连家庄清河口村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和徐镜心、谢鸿焘等加入孙中山在日本创立的同盟会。
1909年任山东省咨议局秘书。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烟台独立运动。1912年任山东都督胡瑛的顾问，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15年参加讨袁活动。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1924年创办烟台先志中学，任校长。1928年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0年10月病逝，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
于洪起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6月，袁世凯病逝。1922年，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谢鸿焘以元老资格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为了竞选获胜，他支持“天坛”派（当时山东省议会分四个派系）议员为自己拉选票。结果谢鸿焘落选了。随后靠贿选登上大总统职位的曹锟，以“贿选罪”通缉谢鸿焘。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国民党内部分裂，全国形势更加复杂和险恶，谢鸿焘只好携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诗、抚琴打发时日。因为当时国民党新老派之间明争暗斗，谢鸿焘不得不移居烟台，住在二马路东12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妻子马秋仪主要做慈善等公益事业。夫妇俩先后成为烟台红十字会的主要成员，谢任会长，马任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谢鸿焘还忙于筹办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机构，闲暇时弹弹琵琶、古琴和写诗、练书法消遣。
1937年“七七事变”后，烟台沦陷。谢洪焘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多，无法外迁避难，只能原地隐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会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许以高官厚禄，请他出来做事。当时谢家经济来源早已断绝，一家九口生活极其拮据，但是谢洪焘称病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从此以后，谢鸿焘夫妇不问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围种菜养鸡，节衣缩食，艰难地度过了八年。
栖霞民居
此时，马秋仪的娘家也因为屡次资助他们夫妻办学、闹革命，日子过得很不宽裕。好在家里还有不少土地，三代几十口人同住一个大院，由马宝鳞的夫人当家，这位女当家精明能干，把这么一大家子由内到外打理的条理清晰，滴水不漏。全家上下互尊互敬，和睦相处，邻里关系融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马家窑这个地方在深山里，远离尘嚣，因为地方偏僻，得以在兵荒马乱中获得短暂的休养生息。
马家人非常勤劳，田地自己种不过来，还雇有雇工。1947年当地进入土改的特殊时期，毕竟马家官家的名声可非浪得虚名，十里八乡的人对这户人家早已垂涎三尺，商量着怎么把他们的人赶走，然后分胜利果实。就在这年过农历年时，众人见这几天这户人家大门一直虚掩，无人走动，甚是可疑，于是有人试着走进大院，发现厨房锅里还有一锅刚做好的饭，炕上的被褥还未叠，仿佛主人刚刚起床要开饭的模样。
原来是家里的老太太见情况不妙，于是偷偷率领家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众人大喜过望，抢着分东西，但就在人们掀开老太太枕头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了下面的一杆小秤，它是干什么用的呢？熟悉内情的人道出了这杆称的奥秘——原来这杆称是用来做饭时称粮食用的。家里最好的饭是雇工吃的，其次是马宝鳞，再次是儿子和媳妇，因为他们要干重活，孙子们也可以适当好点，因为他们正在长身体，最差的就是这位老太太，因她不外出工作，只做饭。
每个人的饭每天都是定量称的，专门做的，每个人的饭就是每个人的，让你仅仅能吃饱而已，绝无任何剩余，而且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这样做的不同人的饭的分量、质量都不一样，众人顿时才怔住了，原以为祖上为官，众人眼里富得流油的马家官家肯定是得了许多不义之财才发起来的，现在看来不过是精打细算到牙缝才积蓄起来的，众人的气才消了。
烟台民居
老太太带领家人走的无声无息，当时还有一个儿子和儿媳走亲戚未归，也只能当机立断保住大头，所以那个儿子和儿媳回来后，众人把他们赶到村边两间破草房去住，但不久后他们也像老太太一样神秘失踪，到底去了哪，至今是个谜，可能是追随马秋仪等人逃往南方。古时官员薪水有限，像明中期一位七品县官年薪仅45两纹银，清晚期许多文职京官穷的连衣服都买不起，只能穿着用纸画的衣服去上朝，但他们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绝不敢贪污。
官员一旦卸任，没有养老金，全靠自己多年积蓄，一旦花光，即一贫如洗，有的甚至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你若翻阅史书，这种情况多有记载，绝非个例。马氏家族的马桂芳只是一个县令，还在贫穷的宜兰任职，薪酬有限，后人又资助谢鸿焘、马秋仪办学、闹革命，家中很难有什么太多积蓄，至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氏家族平日里生活如此低调、节俭。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波谲云诡，烟台市区很不太平，无奈谢鸿焘只好和家人回到杏家庄老宅生活。1947年土改时，他们夫妻早年的经历为其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村里一些人想着这位民国元老出任过很多官职，晚年还在栖霞、烟台主持过红十字分会工作，村子里依旧还有不少土地，雇着几个长工干活，家里一定有大量金银财宝，一定要斗倒他，顺便分胜利果实。不过当时马上就要过年了，发动者认为现在太忙，跑不了他们，让他们先吃了过年的饺子，年后再整他们。谢鸿焘是久经风雨的人，对时态的情形洞若观火。大年三十下午，谢氏老宅早早就贴上了对联，堂屋也摆上了贡品，晚上整座宅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没有一丝异常。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发现谢氏老宅依旧灯火通明，但是寂静无声，人们疑惑地推开谢氏老宅的大门，只见老宅马棚里的骡子在安静地吃着马槽里的草料，进入屋子，发现里面的年夜饭都摆在炕上，却没动一筷子，整个宅院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有人拍着大腿喊道：“坏了，坏了，让他们跑了。”原来当地风俗，年三十前半夜不能出门，谢家正是趁着这个空档躲过监视逃跑了。当时年三十这几天，栖霞地区普降暴雪，他们一家冒着大雪仓皇逃走，据说因为放鞭炮，吓得那天晚上狗都没有叫唤，所以无人察觉。
烟台港
村里的头头赶紧跑到村西路上观看，发现有几串脚印向北走去，他和其他人一番合计认为，谢家在烟台还有宅院，一定是跑烟台去了，然后再从烟台港坐船跑其它地方，于是村里立刻组织大队人马奔向烟台港要将他们抓回来。谢鸿焘一行经过一夜奔波，在大雪中跑了近百里，来到烟台，他们一行并没有去烟台老宅，而是直奔烟台港立刻买了下午一点钟唯一一艘前往上海轮船的船票，然后大家就在候客室等候上船的时刻。
下午村子里前来追赶他们的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到烟台港，只见烟台港站台上留有一双鞋，有人认出这就是谢鸿焘平日穿的鞋，抬头远望，码头上一艘前往上海的轮船正鸣笛起航，刚刚离开港口驶向远方，众人顿时垂首顿足地喊着：“完了，完了，这只老狐狸，让他跑了。”谢家逃跑后，很快其他家里的亲属也都抛家舍业，悄悄地跟着他们跑到上海去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和马家窑的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是同一天，这可能是他们互通声气商讨的吧。尽管当地现在一些谢姓家族都说与谢鸿焘有直系亲属关系，其实都是八百杆子都够不到同姓人罢了，就是想着往自己脸上贴点金。
烟台海滨
村里前往追捕的人扑了个空，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村子。而村里的人却喜气洋洋，因为这次可以名正言顺地分取胜利果实，当然是有头有脸的干部将好东西都抢自己家里，不要的破烂再让其他人挑拣点。有人感觉便宜了谢鸿焘，跑了也要将他搞臭。于是几个人跑到十几里的远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一户人家娶的就是谢鸿焘的女儿。来人告知，你可能受了谢家的欺骗，你不是他的女儿，你是从小被他买回来做丫头的，专门伺候他们家里少爷少姐的，你要控诉他，对你打骂虐待。
这位妇女一脸狐疑，直接否认，说那就是我的父母，人家从来没有虐待过我，我们家中的几位姐妹吃穿用度都一样，还有我出嫁的陪嫁和其她几位姐妹也没什么两样，俺不认为是人家买的，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众人苦口婆心地开导，也没有改变这位妇女的想法，只能悻悻地说道：“要不是因为她是个买来的丫鬟，早就应该拉出处开她的批斗会，还敢跟我们这么嘴犟。”至此这位妇女才知道自己不是谢家亲生女儿的身世。其实，她并不是谢家买来做丫头伺候人的，而是他们收养的孤儿，被当做他们的亲生女儿养大又嫁人的。
几个头头还是感觉不死心，于是回到村里又发动村里和村外几位给谢家干活的长工，让他们忆苦思甜，教着他们如何无中生有控诉谢家对其残酷的虐待和盘剥。没想到长工们矢口否认，说我们没有受到虐待和盘剥，说好的工钱人家年年一分都不缺，家里好吃的都做给我们吃了，家里的老太太因为饭不够只能天天吃渣，说长工们吃不好，没力气干活，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头头们气的直骂，一群思想不进步的家伙，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活该辈辈当扛货的，思想太落后了。因为始终蛊惑都不成功，这事也只能草草收场，回家享受胜利果实了。
谢鸿焘夫妇毕竟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门生故友一大批，一些人在后来的文章中透露了他的行踪。他是坐着船来到上海，投奔了自己的女儿，毕竟他闹革命的时候在上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许多情况比较熟悉。此后，上海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又搬家到苏州定居，1954年，谢鸿焘病逝于苏州，享年81岁。谢鸿焘去世后，他的女儿还将他使用的琵琶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1960年，90岁的马秋仪在苏州病逝，至死二人都没有再返回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