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决定遣散随从人员，每人发给他们五两黄金，叫他们各自去逃命；
我又将多余的金子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
李文司令部驻扎的徐楼子为“徐永安、徐均泰兄弟合住的大院”，徐氏兄弟也是王陵基丢大印那口水井的主人。
当李文的参谋长把解放军派的代表欢迎过来时，天已黑了，李正忙着下命令将部队开回邛崃，还来不及找我，我便趁着天黑从住的地方逃了出来。这时我决心一个人都不带，把时刻不离开我的副官徐士立也设法甩开了。我认为一人只身逃走更方便，多一个人，在被盘查时说话不对头，更容易露出马脚。我还把平日天天戴着的黑色眼镜也摘下了，高一脚低一脚地匆匆逃离了赵家楼。
我当时还准备找机会逃到西昌后再设法逃往台湾。我刚逃到竹夹关附近，就听人说当地土匪很多，专抢反动派逃散的官员财物，还杀了不少人。我深知当地土匪一向是劫财之外还要杀人的，便不敢通过那里，又转向名山逃去。我这时都是昼伏夜行，在那种复杂的地形下又把方向弄错，结果被解放军挡住。我说我是当书记的，是个专门抄写东西的小职员，他们看我年龄很大，也没有注意我，对我还很优待。我怕查出我的身份，连身边带的20两金子、手表等都偷偷丢掉不敢要了。我把姓名改为戴正名，意思是有待恢复我原来的姓名。
过了三天，解放军开雅安时，把我带走。路上我走不动，无法跟上队伍，老是落在后面，最后便乘机溜走了。我一个人走到名山附近，遇到一个姓戴的居民，他一听我也姓戴，便和我认起本家来，并要我在他家住下来。我在他家住了十天左右。
当我听到解放军已由洪雅开走了，便离开戴家潜去洪雅。住了两天，我看有便船去嘉定，便决心回家乡去看看。这时我的胡子长得很长，不易为人认出。我在乐山城内转了一圈，由于城内清查很严，不敢停留，决定到重庆去找老朋友们帮帮忙。如果有机会能走，便继续往下走；万一无路可走，再找老朋友中与人民政府有关系的去说说情。当时我以为只要有熟人疏通疏通，问题不会太严重。
我冒充盐商从竹根滩搭盐船到了宜宾，找到一个亲戚给我买好赴重庆的船票。早上从宜宾出发，还没有人发觉我，中午抵达江安时船被扣留搜查。我知道是在查我，只好硬着头皮和几个被认为可疑的老年人一起上岸。他们找来了一个人来辨认，我一看，那人原来是过去当过我第三师的副官长。这回再也无法隐瞒了，我就这样最后落入人民的手中。
（沈 醉 整理）
·旧史往闻·
轰动旧上海的舞潮案
马赓伯
20世纪40年代的旧中国灾难深重，内战不息，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失业人数猛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上海，各阶层人民掀起的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1948年1月31日，来自上海26家舞厅的舞女、侍应生、工友和舞厅从业人员等计2000多人，与警察英勇搏斗，将上海社会局全部捣毁，从而爆发了轰动旧上海的“舞潮案”。爆发此案的缘由得从1947年说起。
1947年，处在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纷纷溃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为了“整饬军纪”、“鼓舞士气”，便挖空心思地在舞女身上“开刀”，他们颁发布告和通令，限期国内的舞厅全部停业，却不对舞女和舞场从业人员的生活职业作任何安排，实际上把这些人员及其赖以生存的家属推到了死亡线上。
旧上海的这些舞女是由于生活逼迫，不得不以伴舞为生的。她们苦度着仰人鼻息、任人摆布、遭受凌辱的生涯，满腹的苦水无处诉，只有强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