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皇帝也好，大臣也好，不需要看他的一生做了什么，只需要注意他的谥号即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好是坏。因为谥号就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当然除了清朝之外。而明朝却出现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李东阳（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

要是论功绩，他比不过张居正；要是论对后世的影响，他比不过王阳明；要是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他比不过刘伯温。但就是这么一个在明朝的历史上算不上突出的大臣，竟然超越张居正（文忠）、王阳明（文成）、刘伯温（文成），得到“文正”这一谥号。文正这一谥号可是文臣的第一谥号，顾名思义就是最顶尖的文臣。凭什么呢？因为皇帝要利用他。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六十四岁的李东阳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眼看着就要咽气，这也是为什么朝廷已经将他的谥号拟出来。“李西涯与杨邃庵素相善，初刘瑾欲害杨，西涯力救乃免。及西涯病剧，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公如不讳，请以谥公。’西涯倚榻顿首，遂卒。有无名子改宋人讥京堂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家吹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这首诗的意思是，文正这一谥号范仲淹配得上，王旦配得上，而至于他李东阳配不配得上是个问题。

他本人没有想到他能得到文正这一次谥号，群臣也没有想到。有的人或许会说，方孝孺不也是文正吗？方孝孺的文正并不是来源于大一统的明朝，而是来源于半壁江山的南明。

李东阳的经历别说光彩，甚至都有点丢脸。

正德元年（1506年），与李东阳一同在内阁任职的谢迁、刘健双双被开除，他们为什么被开除呢？因为他们试图铲除刘瑾。

刘瑾

刘瑾可是当时最受朱厚照信任的宦官，而皇权从秦始皇开始传到明朝，已经达到高度集中，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抗衡，明朝的皇帝虽然也有过不少宠幸宦官的，但这些宦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打手。谁敢与皇帝作对，就只有下台一个下场。

既然如此，李东阳为什么没有下台呢？因为他对刘瑾的态度是宽和的。“刘瑾入司礼，东阳与健、迁即日辞位。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耻之，再疏恳请，不许。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故独留。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而焦芳入阁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构之瑾。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从者妄索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皆荷重校几死。东阳力救，璿等谪戍，奎、彧释为民。”

不过刘瑾不知道的是，李东阳的宽和是出自于对大局的考量。因为能决定一切的是朱厚照，文官集团明显不可能搞得定朱厚照，相反，刘瑾倒是有可能。因此，现如今他要刘瑾的命，说不定明天刘瑾就会要他的命。而李东阳的宽和明显还带有一丝丝的软弱在里面，而在这之后，这一丝丝的软弱将会无限放大，因为他面对刘瑾根本不敢说不。

一般情况修《实录》都是只对皇帝进行美化，对于群臣都是有什么写什么，但是在《明孝宗实录》里面，对于前朝的忠臣却都是诋毁，其中就包括刘健、谢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修《实录》的焦芳是刘瑾叫过来的。要是放在以往，首辅肯定会第一个奋起反击，但是李东阳却不闻不问。这也怪不得《明通鉴》的作者夏燮严对于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谴责。

焦芳的儿子焦黄中资质平平，平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刘瑾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焦芳却要将状元这一名额定在他儿子的身上。要是放在其他时期，别说状元，他连一个进士都不会得到。但是李东阳却自作主张退一步，给了他一个二甲第一，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他的破口大骂。李东阳有没有反驳呢？没有，还是刘瑾站出来反驳：“子黄中，亦傲很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芳以黄中故，时时詈东阳。瑾闻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子黄中，仅行文，举戊辰进士。廷试，芳必欲当第一人，同列固争，乃止置二甲首，犹愤恚不平，即授翰林检讨。逾月，迁侍读。会瑾召试黄中牡丹诗，拙甚，大咍笑曰：‘焦先生唉耶！此可得第一人。’而后又诇知芳他罪状，恚甚，尝就殿庐面叱数之，芳皇恐跪谢。”

李东阳

虽然李东阳对刘瑾的态度是臣服，但是毕竟他的出身放在那里，刘瑾对他并没有彻底的放心，打算给他一个下马威。如何给呢？搞文字狱。

在此之前，他著作过一本名为《历代通鉴纂要》的书，只要从里面找几句，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给他定一个罪名，轻轻松松。而李东阳得知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当即找到刘瑾求饶。

要是给明朝的首辅排一个屈辱榜，李东阳肯定能排得上号。

早在当时他就已经能排得上号，有的文官将他称为“湘江春草”，有的文官将他称为“伴食宰相”。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他的学生南京吏部侍郎罗玘要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虽然对于李东阳的软弱还有另一层解读，那就是等待时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

因为后来就是李东阳与张永、杨一清联手共同除掉刘瑾，但这也掩盖不了他的黑历史。而他的黑历史肯定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黑，只不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已。

李东阳

李东阳致仕后，文友门生经常来拜访，因家无余财，他甚至经常靠替人题字写诗换润笔费以衬家用。“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

李东阳曾贵为宰辅，去世时家里仍萧然四壁，家人无钱办丧事，多亏门生故友捐款集资才得以下葬。

刘瑾倒台的那一刻，文武百官一致决定要对刘瑾的书信进行一一查验，但凡有谁阿谀奉承刘瑾，都拉出来处罚。但是李东阳却坚决反对，这其中有两层原因，第一层原因是将刘瑾案办大的话，恐怕会人心惶惶。第二层原因是给刘瑾写信的人里面就有他。

单凭李东阳有投靠宦官嫌疑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将来一定与文正无缘，但文正却硬生生落在他的头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不成是大臣糊涂？不可能。负责拟定谥号的又不是一个大臣，而是一大堆的大臣在一起讨论，就算再讨论也讨论不出来一个文正。毕竟在李东阳之前，超越他的首辅可谓是比比皆是。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皇帝那里。群臣负责拟定，而皇帝负责肯定，要是皇帝那里不拍板，群臣制定的谥号，无论如何也通不过。既然如此，朱厚照为什么要给李东阳定文正这一谥号呢？

有的人或许会说，李东阳曾经担任过明孝宗的老师，又担任过朱厚照的老师，文正这一谥号说不定就是凭借他两朝帝师的身份。这是不可能的，一朝天子都是一朝臣，更何况是一朝帝师。

张居正

要是说到帝师这个身份，明朝又不是只有他一位，张居正是帝师，高拱是帝师，徐阶也是帝师，凭什么他们得不到，就他得到。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现有的朝廷势力妥协以及反抗。

关于刘瑾的倒台有一点很值得玩味，那就是在刘瑾之前也好，刘瑾之后也好，但凡是权阉，都是在主子驾崩才倒台。但为什么刘瑾偏偏是一个例外呢？文官集团又为什么对他迫不及待呢？因为他试图打破现有的秩序。

刘瑾曾经提出过一项建议，那就是将全国的督抚大员全部换成宦官。而关于这一项建议，朱厚照有很大的可能答应，甚至这一项建议都有可能是他在背后鼓捣出来的。因为文官集团发展到他这一时期，已经称得上是可怕，皇帝对于任何事情的知情权都是来源于文官集团，而关于军事方面的权力，文官集团也能与皇帝一争高下，因为负责监督武将的就是文官。而朱厚照的一生都在与文官集团较劲，他先是北上攻打蒙古，后是南下巡游，其目的就是为了收复军权，收复知情权。但奈何出师未捷身先死，年仅三十一岁就驾崩，而关于他的驾崩，有的人说是文官集团做的。

朱厚照虽然有心打压文官集团，手中又有足够的权力，但也得需要打手，毕竟他作为皇帝，总不可能亲自冲锋陷阵。对于这一点，文官集团也明白，因此只要除掉刘瑾，就可以阻止他的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刘瑾的死对于朱厚照而言是被迫性的。

刘瑾的罪名可是谋反，而人家唐朝的宦官连皇帝都能废立，都不敢谋反，他刘瑾只是有权陷害个别大臣就这敢谋反，说出来估计谁都不敢相信，但确确实实从他的家里搜出盔甲武器。他家里的盔甲武器是哪里来的呢？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文官集团放进来的。

刘瑾

从刘瑾的家里抄出盔甲武器是第二次抄家，而第一次抄家并没有抄出来，难不成是工作疏忽？只需要注意在第二次抄家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可以判断到底是不是工作疏忽。

在第二次抄家之前，朱厚照考虑到监狱里的环境阴冷潮湿，赏赐了几件衣服给刘瑾。此举无疑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刘瑾有复出的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第二次抄家的盔甲武器，直接就将刘瑾的死刑坐实。

此时的朱厚照已经意识到文官集团的可怕，不得不对文官集团做出妥协。

刘瑾死的这个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次安化王叛乱。

安化王叛乱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因为朝廷下到地方的恢复军屯政策明显有问题，但地方官一没有纠正错误，二故意胡乱执行，以至于成为一次官逼民反的事件。倘若不与文官集团修复关系的话，谁又能保证后来会发生什么呢？而要与文官集团恢复关系，就必须要付出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利用文正这一谥号，安抚文官集团。同时还可以起到另一层作用，那就是削弱江浙皖（江南的核心地带）士大夫阶层在朝廷的势力。

李东阳可不是出生于江浙皖地区，而是出生于湖南，通过给予李东阳高待遇，告诉其他地区的文人一个道理，那就是好好努力，将来朝廷一定能给他们想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江浙皖以外的其他地区大臣也可以和江浙皖的大臣分庭抗争，就比如四川的杨廷和，江西的夏言、严嵩，河南的高拱，湖北的张居正。

朱厚熜

谥号是可以废除的，更何况是李东阳这种名不副实的谥号。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的明世宗不将其废掉呢？因为明世宗也需要安抚文官集团。

明世宗被后世誉为明朝最聪明的皇帝，不可能不知道类似于江浙皖那样的世家大族对朝廷的危害，倘若放任他们做大的话，谁知道将来的朝廷是他们的，还是皇帝的？因此，必然要对他们进行打压，而这一打压就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比如担任科举考官的官员必须出自于朝廷，而不是出自于地方，这样一来，就能将舞弊的可能减到最低，但同时也伤害到当地世家大族的利益。要是将李东阳的谥号给废掉，无异于在一堆干柴上面加上一把烈火。

更何况，明世宗还在江浙皖强行推行一条鞭法，将所有的税收全部折合成银子，以至于当地官员的收入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其他地区还是江浙皖地区的官员都对明世宗有意见。这也是为什么明世宗非但不废掉李东阳的谥号，还又给谢迁安排上一个文正的谥号的原因，因为谢迁出自于江浙皖地区。

“文正”这两个字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有着无法拒绝的诱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已经亏本，毕竟对于皇帝而言，这两个字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用一句话就能够抚平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好好干活，简直就是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