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到延安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同志后，给身患重病的王观澜（1906年7月13日——1982年1月19日）书写了一段文字：“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他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地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毛泽东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激励着观澜以坚强地意志战胜顽固的病魔，重新投入革命斗争。
数十年来，这段富有哲理的名言广为流传，成为激励人们同各种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给王观澜写这段文字？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偶然孤立的事情，是两个革命者在长期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革命方向和政治路线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殊的革命情谊。
王观澜原名王金水，字克洪，浙江省临海县人，出身于贫民家庭，参加革命前是浙江省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的一个青年学生。在大革命形势影响下，他接受进步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中国革命，民国十四年（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十五年（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
在王观澜参加革命的50多年的生涯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军事斗争和农民运动。
王金水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由上海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政治三年多。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农村工作部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无论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逐步锻炼成长为我党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受到毛泽东赞赏、信任和器重。
毛泽东曾称王观澜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王观澜总说自己是毛泽东身边备用的一颗手榴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而王观澜总是不负使命，忠实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身心地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毛泽东对王观澜的深厚革命情谊，也就是在这些斗争实践中逐渐加深的。
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王观澜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闽西根据地后，根据闽粵赣特委的要求，经中央批准，被任命为闽西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
王观澜一上任，就带着问题到特委所在地虎岗乡作深入调查研究。还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土地、分财物，帮助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并在《红旗》报上对农村斗争情况作了实际与生动的报道，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红十二军解放长汀，闽西苏区和江西苏区连成一片后，特委任命王观澜兼任长汀市委书记。不久，中央苏区中央局调王观澜去瑞金中央局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后，指派王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
这是毛泽东对王观澜的极大信任和器重。《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是现今中国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王观澜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很快，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就创刊了，它从中央苏区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党同志的斗争，成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
在这期间，王观澜住在毛泽东的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毛泽东还常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使观澜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但王观澜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被开除党籍，《红色中华》总编的职务也被撤销。毛泽东得知王观澜受到错误处分后，曾亲自找组织局领导说：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王观澜的党籍问题。
王金水
在王观澜被开除党籍期间，毛泽东仍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各地检查工作。
王观澜深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叶坪乡的贫穷农民中去，认真调查研究，摸清了实际情况。
叶坪乡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曾两次进行土地分配，但这个有600户的乡，仅划地主四户，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过去收租、放债的人钻进农会，又成了贫苦农民，而真正贫苦农民分的田又少又坏，还给逃亡地主留着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低落。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他要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把贫农团组织起来，成立“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阶级，定地、富成分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分配土地，财产。
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大大改变。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的查田经验，随即在瑞金县的两个区推开。
谢觉哉
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参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王观澜和谢觉哉参与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并颁布执行。而且直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们党制定土地政策的重要依据。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苏大”后，经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同志向组织部门据理力争，又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王观澜的党籍问题才得到恢复。
王观澜病倒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王观澜接到张闻天通知随军转移，开始了长征战斗历程。他被编入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四道封锁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行进在前进部队里。每到营宿地，他就带领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
红军进入云南后，他到三军团帮助和检查地方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到达越西后，与王观澜商量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王观澜表示坚决执行，就这样，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前进，王观澜带一部分同志在这万山丛岭中留下来了。
王金水
越西是彝族集居地，王观澜带领同志们发动群众，组织起越西县游击大队，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主任。
很快，他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领队伍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
王观澜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马上交代了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芦定桥边，得到何长工所率后卫部队的接应，通过铁索桥，到天全赶上了中央部队，当他见到毛泽东时，久久握住毛泽东的手，两眼湿润了，好久也说不出话来。毛泽东说：好了，好了，彝民士兵总算把信送到了。
6月，王观澜随先遣队翻越三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为了保证红军过草地北上抗日，王观澜奉命负责筹粮工作。为此，他做了极大的努力。一次，在带队伍筹粮途中，不料却染上痢疾，带病翻山越岭，极度疲劳。正在困难时刻，恰巧碰上了毛泽东和林伯渠、徐特立他们。毛泽东送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林老、徐老送他一块油布，一条裤子。在长征路上，这样的支援多么珍贵，革命同志的情谊比太阳还温暖。
后来，观澜常说：“我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给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王金水夫妇（左一左二）与张琴秋在延安
不久，王观澜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让出延安后，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去接收延安。工作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正确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接收延安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到达延安。工作团组织延安各界民众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泽东和红军进入延安。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批又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情共产党抗日的人士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捕释放的同志不断涌到革命根据地。
为了培养大批抗日骨干，党在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
根据中央的安排，王观澜和毛齐华等同志负责审查、分配来延安的人们，担负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组织了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当时还担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长职务）。不久，王观澜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当时组织部人手精干，任务繁重，既要负责干部工作，还要兼管地方工作。王观澜和刘锡五、王鹤寿、刘春等紧密团结，夜以继日地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将王观澜叫到身边，当面指示，要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给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谈判，解决抗日战争中的土地问题，以及党政军民委员会等问题，以便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
王观澜一到绥德就提出了“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使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得到保护，组织进一步发展。这项工作，王观澜做了半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王观澜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还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
王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观澜根据全会精神，起草了关于开展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
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分子的进攻，进一步加强边区统一战线工作。
延安宝塔山
这年10月，王观澜参加筹备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为会议准备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会议将结束时，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在这次会议上，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毛泽东关心王观澜王观澜到陕北后，由于任务繁重，过度劳累，身体愈益瘦弱，肠胃病多次发作。
毛泽东看到王观澜身体越来越瘦弱，把他找去，关切地问他：“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他如实汇报，每天工作无论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亲切地说：“做事要分轻重缓急，懒人要学勤快，勤快人要巧干。”
毛泽东这一席话使王观澜十分感动，却没有领会这一忠告，而把毛泽东的关怀当作积极工作的动力，更加拼命地工作起来。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终于使这个硬汉子病倒了。
王观澜躺在延安中央医院里，心里还是焦急地想着工作。
这种情况，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一天早晨，毛泽东在傅连瞕同志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赤脚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半山腰的窑洞里看望王观澜。
王金水
当时，王观澜严重失眠，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着觉了。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在一条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与王观澜交谈。
王观澜说：“几天不能睡觉了。”毛泽东亲切地安慰说：“不要着急，我在长征以前也常失眠，长征天天走路把我的病治好了。你病好后，要多走路，多做体力活动，身体就会好起来的。”毛泽东还诙谐地说：“血液是会打游击的，整天想它，冲到脑子里，更睡不着。”随后，毛泽东把自己的热水袋送给王观澜用，并告诉他说：“放在脚上，血液下去可能会好些的。”就在那次看望后，同年12月16日，毛主席给王观澜写来了“既来之，则安之......”那个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王观澜同疾病做斗争的勇气。
毛泽东深知王观澜因为受打击导致心情不舒畅，所以在一次中央会议之后，提出请到会的同志们先后去医院看看王观澜，并说不要同时去，不要把他搞累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关心及医生的精心治疗加上观澜自已顽强的毅力，乐观的情绪，他的病情渐渐地好转。
就在“七大”开幕前夕，王观澜的旧病又发作了。这让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深感痛苦，带着失望的情绪写信向毛泽东汇报。
徐明清
毛泽东很快亲笔回了信，信中说：“明清同志：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奈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的话让徐明清重新鼓起了勇气，而对王观澜更产生了特殊效果。
当时对王观澜的病，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中医等，王观澜服汤药后，果然有好转。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派人送来了他自己用过的土法面包的铁鏊（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
几个月后，王观澜的病开始好转，到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夕，他能随着机关转移了。渡过黄河到晋绥分局境内张家湾村继续疗养。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领导陕北军民，击败了胡宗南的进攻，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东渡黄河去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王观澜十分激动，让徐明清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招待了她，还邀她一起吃饭。
在回到张家湾村后，徐明清将毛泽东接待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王观澜。他听后十分兴奋，随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去苏联根治疾病。毛泽东于3月31日即予回信：“观澜同志：来示悉。大有起色，极为欣慰。去苏联治病是可以的，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线已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交涉前往，你即可去。此复。顺祝健康！”
王金水、徐明清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径河北阜平县朱毫村中央医院所在地时住了下来，得知毛泽东在西柏坡，徐明清陪同他去看望毛泽东。
王观澜不能走路，只好坐担架去。毛泽东在他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接见了他们，紧紧地握手，十分亲切。
纵观王观澜的革命生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中的支持，生活上的关怀的生动片段。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真诚相见，革命情谊，为共产主义宏伟事业共同奋斗的高尚风格，堪为革命者效法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