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春,紫禁城笼罩在诡异寂静中。年仅31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既无子嗣也未指定继承人。当首辅杨廷和翻开《皇明祖训》,目光停留在“兄终弟及”四个字时,他绝不会想到,这个从湖北安陆州匆匆赶来的15岁少年朱厚熜,将在未来二十年里掀起撼动大明根基的“大礼议”风暴。权力真空下,文官集团与皇权间的百年博弈,就此拉开最惊心动魄的帷幕。

正德朝的混乱为这场继承埋下伏笔。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建豹房、扮商人、自封“威武大将军”,将文臣的规谏视如敝屣。当他暴毙于清江浦时,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抓住时机,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连夜拟定《皇明祖训》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

但规则背后是精密的权力计算。若按血缘亲疏,最近支的藩王应是正德堂叔寿王朱祐榰,但杨廷和刻意跳过两代近支宗室,选中了与孝宗一脉相隔五代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史学家孟森指出:“此举实为斩断孝宗法统,防止正德旧臣借嗣皇帝生父之名干政。”

文官集团的考量更为现实:一个自幼丧父、远离朝堂的少年藩王,既无外戚势力,又需依赖内阁治国,正是重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理想人选。杨廷和在私信中直言:“主少则政在阁臣,主长则事归中涓。”

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礼部按太子仪制迎其从东华门入居文华殿,却遭遇少年藩王的强硬反抗。他驻马郊外,质问群臣:“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这场关于“继统”还是“继嗣”的较量,在登基前夜已现端倪。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左顺门血溅丹墀。134名官员跪哭谏争,声震紫禁城。导火索是皇帝坚持追封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而将伯父孝宗降为“皇伯考”。杨廷和之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这场“大礼议”本质是皇权与文官体系的终极对决。嘉靖帝深谙权术:他一面提拔张璁、桂萼等“议礼新贵”,打破内阁对言路的垄断;一面借锦衣卫廷杖打死16人,彻底击溃反对派。史载当日“群臣哭阙,声达大内”,京城百姓传言:“翰林须,不值钱,中一甲,挨顿打;状元头,当球踢,金銮殿,变刑场。”

转折发生在杨廷和致仕后。嘉靖借《大礼集议》钦定“继统不继嗣”,不仅确立自身法统,更开创皇帝直接掌控意识形态的先例。史学家钱穆评价:“自此之后,廷推阁臣形同虚设,天子可自中书舍人中简拔近臣,相权尽归翰林。”

当1542年“壬寅宫变”宫女试图勒死嘉靖时,这位从藩王逆袭的皇帝已在位21年。他打破朱元璋“不得设丞相”的祖制,却通过内阁首辅严嵩实现更隐蔽的专权。大礼议埋下的隐患持续发酵——隆庆年间六部九卿中,仍有三分之一官员因父辈在左顺门事件受罚而心怀芥蒂。

今人重读《明伦大典》,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裂痕:当文官集团试图用礼法束缚皇权时,反被嘉靖以“孝道”为刃,剖开了程朱理学构筑的秩序高墙。这场继承风波揭示的,不仅是法统之争,更是专制皇权在制度困局中的血腥突围。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叹:“道德代替法治的统治,至此已山穷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