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春，紫禁城笼罩在诡异寂静中。年仅31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既无子嗣也未指定继承人。当首辅杨廷和翻开《皇明祖训》，目光停留在“兄终弟及”四个字时，他绝不会想到，这个从湖北安陆州匆匆赶来的15岁少年朱厚熜，将在未来二十年里掀起撼动大明根基的“大礼议”风暴。权力真空下，文官集团与皇权间的百年博弈，就此拉开最惊心动魄的帷幕。
正德朝的混乱为这场继承埋下伏笔。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建豹房、扮商人、自封“威武大将军”，将文臣的规谏视如敝屣。当他暴毙于清江浦时，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抓住时机，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连夜拟定《皇明祖训》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
但规则背后是精密的权力计算。若按血缘亲疏，最近支的藩王应是正德堂叔寿王朱祐榰，但杨廷和刻意跳过两代近支宗室，选中了与孝宗一脉相隔五代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史学家孟森指出：“此举实为斩断孝宗法统，防止正德旧臣借嗣皇帝生父之名干政。”
文官集团的考量更为现实：一个自幼丧父、远离朝堂的少年藩王，既无外戚势力，又需依赖内阁治国，正是重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理想人选。杨廷和在私信中直言：“主少则政在阁臣，主长则事归中涓。”
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礼部按太子仪制迎其从东华门入居文华殿，却遭遇少年藩王的强硬反抗。他驻马郊外，质问群臣：“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这场关于“继统”还是“继嗣”的较量，在登基前夜已现端倪。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左顺门血溅丹墀。134名官员跪哭谏争，声震紫禁城。导火索是皇帝坚持追封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而将伯父孝宗降为“皇伯考”。杨廷和之子杨慎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这场“大礼议”本质是皇权与文官体系的终极对决。嘉靖帝深谙权术：他一面提拔张璁、桂萼等“议礼新贵”，打破内阁对言路的垄断；一面借锦衣卫廷杖打死16人，彻底击溃反对派。史载当日“群臣哭阙，声达大内”，京城百姓传言：“翰林须，不值钱，中一甲，挨顿打；状元头，当球踢，金銮殿，变刑场。”
转折发生在杨廷和致仕后。嘉靖借《大礼集议》钦定“继统不继嗣”，不仅确立自身法统，更开创皇帝直接掌控意识形态的先例。史学家钱穆评价：“自此之后，廷推阁臣形同虚设，天子可自中书舍人中简拔近臣，相权尽归翰林。”
当1542年“壬寅宫变”宫女试图勒死嘉靖时，这位从藩王逆袭的皇帝已在位21年。他打破朱元璋“不得设丞相”的祖制，却通过内阁首辅严嵩实现更隐蔽的专权。大礼议埋下的隐患持续发酵——隆庆年间六部九卿中，仍有三分之一官员因父辈在左顺门事件受罚而心怀芥蒂。
今人重读《明伦大典》，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裂痕：当文官集团试图用礼法束缚皇权时，反被嘉靖以“孝道”为刃，剖开了程朱理学构筑的秩序高墙。这场继承风波揭示的，不仅是法统之争，更是专制皇权在制度困局中的血腥突围。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叹：“道德代替法治的统治，至此已山穷水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