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冷郭仪通过组织来到于都县芦山村，在这里寻找一位名叫华可英的年迈老人。

最开始的时候，冷郭仪挨家挨户向村里人打听这位老人的下落，奇怪的是，村民们全都表示没有听说过华可英这个名字，根据冷郭仪的描述，他说的大概是村里那位名叫“兴国婆”的老人家。

村民们说这位老人家是芦山村的妇女主任，热心和善的她为乡亲们做了许多有益处的工作。

当邻居跟邻居之间因为一些小事而出现分歧时，她就出面帮他们解决问题。之前有两户人家因为一只鸡发生争执，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她自掏腰包给没有鸡的那户人家买了一只鸡。

如果谁家里出现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也都找她帮忙解决。她的经济条件虽然不允许自己慷慨解囊，但也尽可能想办法帮助村民们解决问题。

由于她热心、善良、乐于助人，所以村民们都叫她“兴国婆。”

听完村民们对她的了解，冷郭仪问道：“那她的真实身份你们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她之前是红军战士呢？”

冷郭仪的话让村民们大吃一惊，他们跟她相处了差不多有四十多年了，也没听说她是红军战士啊？如果她真的是红军战士，为什么大半辈子都待在这个贫苦村子里不出去呢？为何要一直隐姓埋名生活在这里呢？

她究竟是谁？

“兴国婆”的真名叫华可英。

她于1909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黄金乡的一个贫苦农家中，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华可英从小就跟着父母给地主家放牛、喂猪。虽然每天都忙忙碌碌，但华可英却没有体会过吃饱饭的滋味。

那天，华可英跟着父亲用石灰水浸泡牛皮的时候，不小心把牛皮划了个口子，地主一家人知道后，严厉说道：“你要是不给我缝补好，我就去告官！”

或许是因为经历过太多次这样的事情，所以小小年纪的华可英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有着刻骨铭心的怨恨。

平江起义的胜利以及湘赣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华可英，她下定决心要离开家，积极参加到革命当中去。

别看华可英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很快就成了当地的革命积极分子。

1933年，华可英得到去少共湘赣工作的机会，同年10月湘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还出席了第二年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闭幕后，华可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还跟时任湘赣省劳动部部长冷郭仪结了婚。

那么，华可英为何跟冷郭仪失去了联系呢？

随着苏区战斗形势越来越严峻，留在这里的中央机关被敌人的重兵包围到于都山区，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分局决定分九路突围。

此时，由于斗争需要，华可英便跟丈夫冷郭仪还有亲密战友们分开了。

华可英待在原地听从指挥，冷郭仪则跟着三团秘密行动。

几个月后，华可英跟着游击队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们遭到敌军的重兵包围，队伍被打散后，华可英躲到了深山老林里，饿了就吃野果、竹笋；渴了就喝山泉水；困了就躺在草堆里休息。

艰难辗转半个月后，她遇到了两位失散的游击队女战友，三人见面后，立刻抱头痛哭起来。经过一番商议后，她们打算渡河到其他游击队找组织，没想到的是，就在辗转的过程中，华可英被芦山乡的伪甲长抓捕，面对敌人的质问，华可英坚持说自己是兴国人，只是路过此地罢了。

后来为了保命，华可英嫁给芦山乡一个年轻的木匠，从此，这位刚强的湘赣红军女战士，便被当地人当成了兴国人，这也是为何后来村民叫她“兴国婆”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可英的丈夫是个憨厚老实的木匠，对她很不错，但是她始终记挂着那参加革命杳无音讯的冷郭仪。深夜时分，忙完家务的她总是喜欢仰着头看星空，看着满天繁星，思念着远方的家人和战友，想着他们何时能回来，他们何时才能同自己团聚。

1947年，华可英的丈夫肖建顺因病去世，华可英便肩负起照顾家中老小的责任，除了要照顾年迈的婆婆之外，她还要照顾没了丈夫的嫂子以及她自己的孩子们。

从1935年到1947年再到1984年。

这49年里，华可英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吐露过她的真实身份，以至于她的儿子和儿媳都不知道她曾是苏区红军女战士、女干部。

1988年，华可英带着对冷郭仪、战友们的无限思念，带着对祖国和平繁荣的美好期盼离开了人世。

她去世后，当地的老百姓们也都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但人们依旧和从前一样，热情地呼唤她为“兴国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