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2日早上，刚从新婚妻子杨秀贞住所走来的向忠发被早已埋伏多时的特务抓获。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特科展开营救；但行动刚要开始，却传来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但当大家正在采取应对措施之时，向忠发却在两天后的24日被枪决。情况变化之迅速，令人始料未及，向忠发从叛变到被处死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以他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能挖出的绝密线索不计其数，但特务却为何如此迅速将其处决呢？向忠发被捕后，到底有没有叛变？

向忠发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年幼时跟随父母回到湖北汉川老家；长大后，为赚钱贴补家用，向忠发进入汉阳兵工厂做工。

民国十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林育南等共产党人积极在武汉地区活动，向忠发也受到影响；因其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加上乐于助人，林育南将他吸收进武汉工团联合会，就此拉开了向忠发革命斗争的序幕。第二年，向忠发正式加入共产党；从这时开始，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大前后，向忠发积极参加党的活动，逐渐成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领袖，在湖北影响很大，发起成立的湖北总工会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也就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等各项因素下，向忠发成为了共产国际关注的人物。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已到了破裂的边缘；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这危急情况下，共产国际急于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组织架构，并生搬硬套苏联的成功经验，吸收工人进入决策层，向忠发得以青云直上；在八・七会议上，向忠发全票当选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仕途迈上了一个大台阶。随后，向忠发就奉命率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并留在苏联工作，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向忠发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向忠发的人生再次发生大转折。

早在六大以前，共产国际就认为陈独秀、瞿秋白等知识分子已不适合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因此便对在苏联工作的向忠发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连斯大林也参与其中，认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是担任中共领袖的人选；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向忠发在六大当选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成为党的领袖。向忠发是被共产国际硬扶持起来的人物，加上过去未受到过正规教育，且平时又不注意这方面的学习，因此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发展前途，长期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即便是担任总书记后的最初两年，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基本都是由周恩来在主持。

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燥、思想方法也较执拗，根本就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像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顾顺章

与此同时，一个个红色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起来，为加强领导苏区的工作，一批批的干部被送到各地的红色政权中；党中央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苏区。这个变化再一次削弱了擅长领导工人运动的向忠发，加上一些内部原因，向忠发逐渐堕落，甚至用党的经费养小老婆等等。民国二十年（1931年），此时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工作都是秘密在进行；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年4月下旬，特科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被特务逮捕，并随即叛变，供出了大量党的机密，其中就有关于向忠发的情报。为此，中央紧急让向忠发暂时住在周恩来的家，并将他的小老婆杨秀贞以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接到静安路的一处旅馆暂住。

考虑到向忠发在上海的安全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准备将其送到江西苏区；临行前，向忠发到静安路与杨秀贞见了一面。

按照组织的要求，向忠发在21日上午与杨秀贞见面，下午就得离开；但他却违背组织原则，到22日早上才离开；结果刚一出门，就被已等候多时的特务当场抓获。

民国二十年（1931年），“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因为他掌握组织大量机密，因此，中共立刻组织上海的相关同志撤离，然而，作为当时的总负责人，向忠发却违反纪律，他也因此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逮捕。

与顾顺章相同的是，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刻叛变，出卖了很多同志，然而，与顾顺章不同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向忠发并不重视，因此向忠发虽然叛变，但依然被国民政府枪决。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学术界诞生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向忠发当时并没有叛变，他叛变的消息是国民政府故意释放出来的，目的是反间计。

关向应

这种观点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向忠发被捕后，当时还在狱中的关向应并没有暴露。关向应的身份非常重要，被捕前，他是长江局的书记，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关向应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被关入龙华监狱。当时关向应使用的是化名，国民党也不清楚他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只把他当成普通的囚犯关押在狱中。

向忠发被捕的时间是6月份，作为当时的总负责人，他自然是认识关向应的，而且也知道关向应的真实身份，然而，当时关向应并没有被暴露，不久后，他经过组织营救顺利出狱。因此，事后有人怀疑向忠发没有叛变。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向忠发叛变，关向应的真实身份肯定暴露。也因为向忠发没有出卖还在坐牢的关向应，导致向忠发是否叛变成为一桩悬案，在学术界引起一定范围的争论。

黄玠然曾担任过陈独秀的秘书，他也对向忠发是否叛变持怀疑态度，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质疑这件事。黄玠然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使得这桩悬案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争论的人也不断增多：有人认为向忠发叛变，比如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她也在当时被捕，并被关入龙华监狱。据陈琮英所述，她曾经亲眼见证向忠发叛变，并见证向忠发出卖战友的经历。也有人赞同黄玠然的观点，机要处主任张纪恩就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理由是关向应等人并没有暴露。

向忠发在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他首先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以及陈琮英、杨秀贞的住址。

根据向忠发的情报，特务首先逮捕了陈琮英、杨秀贞；向忠发用湖北话告诉特务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或许是特务听不懂湖北话，并没有在意，而是急匆匆准备去逮捕周恩来。

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向忠发才刚刚为特务提供了重要情报，但在两天后的24日就被处决，甚至有学者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但根据当事人陈琮英等人的回忆、以及当时的审讯记录，向忠发的确已叛变。

熊式辉

向忠发在22日被捕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发电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围剿红军，在收到电报后就下令将其处决；但没有想到向忠发迅速叛变，熊式辉再次给蒋介石发电。国民党经过调查后发现向忠发的利用价值不高（当时向忠发已经被架空），因此并不重视向忠发，认为从他身上获取不了有用的情报。南京方面，蒋介石也很快同意对向忠发进行处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就已经被处决。这么短的时间，向忠发可能没来得及出卖关向应就被国民党枪决，因此，关向应等人未暴露不能成为向忠发是否叛变的证据。由于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特务根据向忠发的情报屡次扑空，这让熊式辉对他失去了耐心；与此同时，收到了蒋介石第一个复电，熊式辉按照就地处决的命令，将熊式辉枪决，等收到蒋介石第二份“暂不处决”的电报时，向忠发已不在人世。

短短两三天，事情接连发生变化，敌人没有留给向忠发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关向应、张越霞等人。

向忠发被枪决后，在监狱内的陈琮英等被捕同志始终不承认身份，加上党组织积极营救，先后出狱。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