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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奇。然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也不乏悲剧的发生。高敬亭，这位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让敌军闻风丧胆的传奇猛将，却在新四军内部被错误处决，年仅32岁。他的死不仅让敌人拍手称快，也让整个新四军陷入了动荡不安。多年以来，关于高敬亭被错杀的真相和责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高敬亭的传奇人生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光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童年时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生计，他早早成为村里有名的“小屠夫”，给地主家杀猪为生。然而，生活的压迫并没有磨灭他的斗志，反而激发了他对权势和剥削者的憎恨。1927年，黄麻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鄂豫皖大地，高敬亭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工农革命军的战士。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敬亭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他作战勇猛，颇具战术天赋，总能因地制宜，灵活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1932年，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他临危受命，担任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并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将这支新建部队带出了低谷。1934年，红二十五军被迫战略转移后，高敬亭再次选择留下来，对抗敌人，保护根据地。他的这份担当和忠诚，让他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真正让高敬亭的名字响彻鄂豫皖的，是他重建红二十八军的经历。当时的红二十八军处境极其艰难，兵力不过千余人，而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却足有十万之众。面对这百倍于己的敌人，高敬亭临危不乱，凭借他多年在根据地积累的游击战经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以弱胜强的传奇对决。即使面对蒋介石亲派的名将卫立煌，他依然能从容应对，以游击战术将这位“剿共”总指挥逼到几乎崩溃。在大别山的这三年，红二十八军不仅坚持了下来，甚至还在困境中不断壮大。
高敬亭被错杀的经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敬亭带领红二十八军完成改编，加入了新四军。他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率领部队在皖东、皖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敌后游击作战。高敬亭和第四支队灵活采用伏击、袭扰、破袭等多种战术，先后在合肥、六安、安庆等地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毙伤俘日军数千人，击毁汽车上百辆，彻底粉碎了日军试图占领皖东地区的计划。高敬亭的英勇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他也因此成为了新四军中的一名传奇将领。
然而，在高敬亭意气风发的同时，他与新四军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1938年，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派遣了一批“空降”干部前往各支队任职，包括郑位三、戴季英等人。这些干部虽是党中央的信任之选，但对高敬亭来说，却成了挥之不去的“心结”。郑位三与戴季英曾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过重要职务，尤其是戴季英以肃反著称，在此前的肃反行动中，曾错抓革命干部，引发了严重后果。这些往事让高敬亭对这些人的到来充满了抵触。
东进抗日，是党中央对新四军的明确指示，也是整个华中敌后战场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但在这一问题上，高敬亭却与上级领导产生了严重分歧。他认为大别山不仅是第四支队的根据地，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战略高地。因此，他拒绝执行东进的命令，坚持留在大别山进行游击战争。这一举动被部分新四军领导视为“阳奉阴违”，叶挺在江北指挥部数次发电指责高敬亭“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
1939年，第四支队下辖的第七团、第九团部分官兵因对上级命令执行不满而脱离队伍，甚至出现叛投国民党桂系部队的情况。这一事件让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的不满达到顶点。尽管这些叛变的官兵与高敬亭并无直接关联，但作为支队司令，他难逃责任。安徽省主席廖磊趁机向叶挺提供了一份“密报”，指控高敬亭“私自扩军”、“横行地方”等所谓的“罪状”。尽管这些指控并未经过详细调查，但叶挺对高敬亭的印象愈发负面。
1939年6月，高敬亭的人生进入了至暗时刻。他接到军部命令，要求他到合肥青龙场参加一场高级军官会议。而会议开始不久后，高敬亭便因“不服从命令、擅自扩军、破坏统一战线”等罪名，被当场逮捕。被捕后的高敬亭被关押在青龙场一处秘密的牢房内，单独审讯。几日后，新四军召开了针对他的“公审会”，这一场审判并非为他申辩而设，而更像是一场已经提前定下结论的仪式。最终，高敬亭被判处死刑。1939年6月24日清晨，伴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高敬亭的身躯缓缓倒下，一代传奇将领陨落。
谁下的命令？邓子恢的坦诚
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迅速在新四军内部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数千士兵离队，根据地百姓对新四军的信任也动摇了。毛主席事后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严厉质问了相关负责人。那么，是谁下的命令处决了高敬亭呢？
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叶挺下的命令，因为他是新四军的军长，拥有处决高级将领的权力。然而，这个说法并不站得住脚。叶挺是党外人士，没有权力处死党的高级干部。而且，叶挺当时的发言也表明，他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谈论高敬亭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处决者该有的态度。
直到多年后，邓子恢才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在此事中的责任。邓子恢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也参加了针对高敬亭的“公审会”，并主持了最后一天的大会。在大会上，他决定了对高敬亭的死刑，并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迅速批准。邓子恢后来在新四军军部的一次会议上，主动承认了自己在此事中的责任，并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他说：“高敬亭被错杀，我有责任。”
邓子恢的坦诚让人们看到了新四军内部对于高敬亭被错杀事件的反思和自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高敬亭已经逝去的事实。他的死不仅让敌人拍手称快，也让整个新四军陷入了动荡不安。更重要的是，他的死让人们开始反思革命队伍内部的决策机制和权力斗争问题。
结语
高敬亭被错杀的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段悲剧。他的传奇人生和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他的死也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邓子恢的坦诚和自责让人们看到了新四军内部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思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