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钱币的国家之一，拥有超过2500年的传统铸钱历史。这一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平板范竖式浇铸阶段、叠铸阶段以及母钱翻砂铸造阶段。本文将按照这三个阶段的递进演变为线索进行叙述。

我国古代早期铸钱的基本形式为平板范竖式浇铸，这一技术源自于简单、小型青铜器件的铸造工艺。其特点包括单面范和双面范。在春秋中后期之后的数百年内，该技术广泛应用于铸钱业。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我国金属铸钱的开端。所铸造的钱币在后世被称为“空首布”，其所使用的模具均为经过高温烧制硬化的泥质，也被称为“陶范”。由于空首布的体积较大，每次铸造都是一范一钱，因此使用过的模具大多会破损。

如上图所示，这件出土于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空首布范具有以下特征：其形状为灰褐色的圆角长方体，背底稍小且中央较高，两侧较低但整体较为平整。此外，该范体的侧面一周设有宽1cm的凹槽，一侧还包含两竖道合范符。在分型面及范腔部分，涂有一层灰色涂料。从构造来看，这是一范一钱的块范，采用头部竖式浇铸方式。

战国时期，铸钱工艺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钱币种类。这些钱币的种类和形式随着地域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铸范不仅广泛采用泥范，还发展了石范和金属范。实际上，石范是古代最早使用的铸范，早在青铜时代初期，石范就已用于铸造简单的青铜器件。

此外，春秋时期的单型腔发展至多型腔是另一个显著变化，但其浇铸工艺仍与春秋时期保持一致。秦统一后，开始实行半两钱制度。尽管在构造上有所改进，但其铸钱工艺仍然沿用了战国时期的技术。请注意，石范与泥范有本质区别。石范为硬型范，仅适用于单合范和双合范的铸造，因此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农具、兵器等简单小型器物。这限制了石范无法像泥范那样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实际上，石范在汉代的使用最为广泛，发展速度也最快。

西汉时期，铸钱工艺仍采用平板范竖式浇铸，其范的制作非常精细。不仅造型美观、布局合理，还在两侧设有排气道。相较于传统的块范竖式浇铸，其技术水准之高，可谓是登峰造极。此外，西汉的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石范的使用非常频繁。尤其在汉半两时期，石范不仅使用频繁，而且其形体普遍较大，范腔数量多，钱模数常常达到五六十枚以上。

石范和铜范相较于陶范，其优势在于更为坚固耐用。一块范可以多次使用，这不仅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降低了成本，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西汉范铸技术的提高，也揭示了人们在长期铸钱实践中不断寻求进步的方向：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此外，阴文铜范的大量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西汉前期的80年间，铸钱主要采用石范，而铜范的发展并不显著。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至汉武帝时期，铸币的质量和标准得到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石范铸钱逐渐被淘汰，铜范铸钱被广泛采用。半两钱时期，阴文铜范的出土数量较多。从制作质量来看，部分铜范精美，而部分则相对粗糙。这可能反映了当时既有官方铸造，也有私人铸造的现象。范块的尺寸逐渐增大，钱模数已达到12枚和14枚。进入五铢钱时期，石范的发现数量显著减少，大部分铸范为铜范。阴文铜范的使用更为广泛。以陕西澄城县坡头村为例，一次就出土了41块阴文五铢铜范。

铸币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汉代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历了大动乱后，汉初社会凋敝，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以至于“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此背景下，朝廷为迅速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放宽了对铸币标准的要求，实行民间铸币合法化；另一方面持续进行货币大小和形制的调整。

叠铸，即层叠铸造，是中国传统铸造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极大地提高了铸造生产的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并在传统冶铸业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关于其产生的时间，应追溯至西汉时期的榆荚半两钱。汉初，由于社会贫困和物质财富的严重短缺，朝廷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并推动经济发展，实施了允许民间私铸货币的政策。为了追求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民间铸钱行业采用了叠铸工艺。

最初的叠铸范是圆盘形的，浇注口开在圆盘中心，围绕中心辐射出一圈、二圈、三圈钱币。这种叠铸范是民间发明并使用的，因此其形态较为简单和粗糙。它并未采用桦卯定位结构，也无相应的背范。实际上，这种铸造方式是单面范浇铸，其中上一块范的底部就构成了下一块范的背面。因此，铸造出的钱币具有平背的特征。由于榆荚半两平背且薄小的特性，才能够采用这种无需定位桦卯构造的简单层叠铸造方法。

有学者认为，此类范没有桦卯定位构造而否认其为层叠铸造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平背钱本身就没有对应的背范。然而，由于这类工艺的简单和原始特性，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在民间流传，并未被官方所采用。

根据出土材料，王莽时期的叠铸工艺经历了一个交替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大泉五十与契刀五百合范具有榆荚半两圆盘范的特征，包括简单的分面范和背范，既不是左右或上下对称扣合式，也没有桦卯结构。但是，后来的纯大泉五十叠铸范、布货类叠铸范以及货布、货泉等叠铸范都采用了左右或上下对称扣合式，并且都具有表征上下严格扣合的桦卯结构。

王莽叠铸的显著特性在于其对称性原理的充分利用。具体来说，通过一块范母，可以翻制出无数完全相同的子范。这些子范两两相对叠合，从而实现规模化铸造。钱币的模数和钱币大小有关，如大泉五十、货泉等方孔钱通常有四模、六模和八模，而货布、大布黄千等则主要为两模和四模。

王莽时期，尽管叠铸工艺已经崭露头角，且叠铸范母的设计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从出土的范的数量来看，平板竖浇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初期，主要采用平板竖浇法；而到了后期，叠铸法的使用更为频繁。天凤元年（14年），王莽第四次改制后，铸钱工艺主要采用了叠铸法。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出土的货布、货泉范均为叠铸范。

汉初，这种由民间创新的新技术并未迅速普及。原因有二：首先，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需要时间；其次，石范铸钱和铜范铸钱本身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它们都将在铸币历史中充分发挥其技术潜力，完成其历史使命。当然，叠铸作为一项新兴工艺，同样需要经历必要的技术积累阶段。到了王莽之后，叠铸成为官方铸造货币的主要方式，并一直沿用至南北朝。

关于母钱翻砂法铸钱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统一论证。但隋唐以后，钱范就已很少有出土了。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母钱法的诞生时间不会早于南朝。同时，隋朝之后进入母钱法时代也是可信的。文献中最早关于母钱法的记载可追溯至宋代。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载述：永丰监“……翻铸御笔大观通宝小平钱，字精细，系背赤仄”《宋史·食货志》（第一百三十三）亦提及：“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二）中，对蕲春铁钱监的描绘如下：“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

文中提及的“翻铸”、“母钱”和“模沙”，无疑是铸造过程中的专业术语，但描述过于简略，难以全面理解其工艺。

经过对叠铸和翻砂两种工艺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母钱翻砂法实际上是从叠铸工艺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母钱法工艺过程的最早记载，当属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虽然尚未详尽，但已基本描绘出母钱翻砂铸钱的工艺流程。在其《冶铸》篇中专辟“铸钱”一章，其对铸钱工艺描述如下：

“凡铸钱熔铜之罐，以绝细土末(打碎干土砖砂)和炭末为之。罐料十两，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长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罐约载铜、铅十斤，铜先入化，然后投铅，洪炉扇合，倾入模内。

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只合十余匡，然后以绳捆定。其木匡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夹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锉成钱。凡钱先错边沿，以竹条直贯数百文受锉，后锉平面则逐一为之。”

母钱翻砂法铸钱的优势在于，它采用母钱替代了传统的母范，从而省去了制作母范的步骤。此外，该方法还通过使用砂型来替代子泥范，大大减少了子范的翻制工作量。

值得一提的是，砂型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性。此举不仅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降低了成本，还显著提高了铸钱生产的效率。显然，这种方式不仅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降低了成本，还显著提升了铸钱生产的效率。这是传统铸造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成果，同时也体现了铸钱业的提升。

客观来看，唐宋时期，为了满足巨大的货币铸造需求，只能采用母钱翻砂法工艺。然而，母钱翻砂法存在一些固有的不足。首先，在成色和重量方面难以保持准确、一致；其次，只能铸造简单的文字和图案；最后，铸后的加工处理过程较为繁琐。因此，随着社会对铸币需求的提升，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西方的铸钱方式——机器打压制造。这是铸钱行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