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醒了整个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奋起抗敌御辱，各省子弟兵纷纷请愿，奔赴抗战第一线。而作为第二路预备军的川军，也整编为22和23集团军两路纵队，正式出川抗日，预备部队也在陆续组建。

这个时期的川军，是不折不扣的杂牌部队，军队素质低，武器装备陈旧，主要武器为四川造的79步枪、大刀和长矛，唯一的重武器只有土造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川军出川时正值秋凉，这群单兵后勤只有两套布军装、一副绑腿，两双草鞋的战士，十足像是乞丐。

川军刚到山西，适逢太原失守，面对日军的机动快速部队，川军一触即溃，狼狈后逃。沿途经过晋绥军的军备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阎锡山闻讯大骂“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上报让川军即刻调离，有多远走多远。

上级打电话给程潜，要将川军调往第一战区，程潜也是连连拒绝“阎老西不要，你给我？这种烂部队我不要。”各大战区对于战斗力低下，作风不良的川军，态度都非常统一：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吧。到最后还是第五战区李宗仁出来解围“好得很！我正需要用兵，把川军调到徐州来。”

1938年3月，为了扫清进军徐州的屏障，日军集结了4万精锐，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扼守津浦路铁路咽喉的滕县发起进攻。滕县是徐州前沿最重要的节点，关系全局，李宗仁急调川军22集团军驰赴滕县，并下达死命令“务必竭力死守，以待增援。”

川军之前在晋东战场上同日军大战数场，损失过半，驻防滕县时只剩下8个团，总兵力不到2万，且都为疲惫之师。人数上的劣势，装备上的劣势，单纯纸面实力来看，让川军守住滕县，毫无胜算。

3月9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滕县外围阵地发起总攻。黄山、普阳山阵地陆续失联，或守军全部殉国，或前线指挥部被日军炮火炸毁，通讯中断。在滕县前沿，川军将士已经无法再接收到任何命令，皆各自为战。但是无论是川军，还是地方抗日武装“红枪会”，又或是自发走上前线的滕县百姓，都没有后退半步，在阵地前与日军肉搏，甚至拿着大刀、长矛发起了反冲锋。

外围阵地被逐个击破，日军前锋第10联队已直面滕县县城。3月16日上午10时，日本陆军飞行队和野炮第一大队，联合对滕县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轰炸，城内外共落炮3000多发。东关寨墙的东南角被炸出一个缺口。日军步兵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迅速发起冲击。川军371团1连伏于缺口两侧，待日军冲到塌口，每人同时手握4、5枚手榴弹投向敌群，连续击退日军多次冲锋，城墙之下尽是日军尸体。

但因日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攻城集团，川军外城守备部队伤亡很大，41军前线总指挥王铭章师长将自己的特务连也调往了前线。援兵迟迟不到，守城部队已经进入肉搏，王铭章被迫放弃外城阵地，下令川军退入内城死守，与城共存亡。

日军从没想过，在拥有绝对兵力和火力的优势下，却被一支所谓的“杂牌军”死死拖在了滕县。原本投鼠忌器，不想破坏滕县城内外国建筑的日军，终于下定决心，用炮火将滕县内城轰成一片焦土。又是两个小时的炮击，日军十余辆坦克顺着外城的缺口冲入城内。先头步兵攻上内城城角，被川军用大刀猛砍，全部歼灭。

王铭章师长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作战，紧握手枪率部反击，川军士气大振，大喊“决心死拼，报效国家！”滕县保卫战进入巷战阶段，保安队、警察、百姓全部投入了战斗。王铭章身边的特务排在反击西门时全部牺牲，无一人退后。

情况最危急时，王铭章决意亲赴火车站指挥124师372旅战斗，但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日军发现，一排密集的机枪子弹射来，王铭章身中7弹，壮烈殉国。哪怕是在弥留之际，王铭章仍在向士兵大喊“不要管我，继续拼！” 122师参谋长赵渭滨、124师参谋长邹绍孟也同时牺牲。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与日军继续搏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历时4天半，守城的川军部队自师长王铭章以下3000余人全部殉难。最后的300名重伤员亦与日军肉搏至死，或用手榴弹自尽。川军，无一俘虏！

滕县保卫战，为之后的台儿庄大战赢得了充足的军事部署时间。以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川军用最简陋的79步枪和大刀、长矛，打响了台儿庄大捷的第一枪。当时《扫荡报》如此称赞川军“抗战之烈，死亡之勇，前所未闻，实开守土殉城之先例！”

壮哉！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