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长安城破时，吕布单骑冲出城门的身影，恰是汉末武人命运的缩影。这位并州边地将领至死未能明白：他的每一次"背叛"，实则是东汉门阀体系对寒门武人的残酷绞杀。
中平六年洛阳政变中，吕布诛杀丁原的举动常被视作"首叛"。但细究《后汉书》可知，丁原时任执金吾而非并州刺史，其部曲实为朝廷直属的北军五校。
董卓以大将军何进旧部身份接管防务，要求丁原交权完全符合程序。吕布作为北军司马，执行上峰指令本无过失。真正引发非议的，是其并州边民出身——在关东士族眼中，边地将领与鲜卑杂胡无异。
吕布投效董卓的本质，是两大寒门军事集团的合流。
董卓虽居河东太守，其凉州部曲却被袁隗讥为"羌胡义从"；吕布统领的并州骑营，则被孔融称为"并州牧马奴"。这对组合试图打破袁氏、杨氏对中枢的垄断，却引发关东门阀激烈反扑。当袁绍在酸枣会盟时，真正讨伐的并非董卓专政，而是底层武人集团对士族特权的挑战。
诛董行动中的吕布，实为太原王氏与袁氏的交易筹码。王允通过《后汉书》刻意渲染的"凤仪亭事件"，掩盖了更为残酷的政治现实：并州军与凉州军的火并，使西园军旧部皇甫嵩得以重掌兵权。长安城破时，吕布欲携王允撤离遭拒，正因这位士族领袖需以死成全"忠臣"美名，而寒门武将的生死无关宏旨。
吕布东奔后的遭遇，揭开汉末阶层壁垒的森严真相。袁术拒其入境时"卿家本出并州"的嘲讽，曹操"狼子野心"的定性，刘备"不可留虎于侧"的劝谏，本质皆是关东士族对武人集团的防范。
即便吕布先后诛杀董卓、袁术两大门阀首领，仍被排斥在"讨吕联盟"之外——在汝南袁氏、颍川荀氏构建的秩序中，边地将领永无资格参与权力分配。
建安三年下邳围城，暴露出寒门武人的致命短板。陈宫"孤城难守"的谏言未被采纳，折射出吕布对士族谋士的本能戒备；高顺陷阵营遭冷遇，则显现其难以整合不同出身部将。这种猜疑链的形成，恰是汉末阶层割裂的恶果——并州武将与兖州士族间，早已筑起无形的身份高墙。
当吕布被缢杀在白门楼时，关东士族笔下的"三姓家奴"骂名终成定论。可纵观其生平，从诛董卓、败袁术到困曹操，每一次军事胜利都在加速门阀体系的崩溃。这位并州武将的悲剧，实为汉末秩序解体前的血色先声——十年后，更多"吕布"将以更暴烈的方式，彻底碾碎四百年汉家门阀的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