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这是“1978-1987那十年”的最后一篇。
不要叹息，很快的，我们会有新十年新系列推出。
新的一年，新的开端。
1987年的这个春节，的确有些不太一样——连着两天，央视办了两场无比热闹，无比有纪念意义的春晚。
先是被誉为央视春晚史上质量最高的1987年除夕夜春晚。
要怎样评价它呢？只要看过这届春晚的观众还活着，它就是最棒的！
比如一届晚会，竟然有五对半相声——刘伟冯巩的《巧对影联》、笑林李国胜的《学播音》，姜昆唐杰忠的《虎口遐想》，侯耀文石富宽的《打岔》，马季等表演的群口《五官争功》，以及赵连甲王刚表演的半个相声《拔牙》。
如果将这五对半分等级，其中的《虎口遐想》、《五官争功》绝对是超A水准，《打岔》和《拔牙》这两个放2000年后任意一年，绝对能碾压全场，连水军都是多余的。
更重要的，还有这一年出场的港台明星，费翔。
那年因为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和那段即兴而起的扭胯舞步，让1987年的春晚舞台，差点酿出一场“事故”。
为了怕老干部再再再次拍碎自己台板，总导演直接舍弃了费翔堪比健美操的下半身运动情态，坚持只用上半身镜头——饶是如此，他飘逸的黑发，湛蓝的眼珠，深红色的燕尾服和白色衬衫，依旧深深印在无数年轻男女的心里。
当时，已初具雏形的上海襄阳路服装市场，不少摊主甚至专门打板做了费翔同款燕尾服，直接卖到飞起。
第二天，大年初一的晚上，统统打包给了《西游记》剧组。
据说当时央视只给了杨洁区区两万元经费和两个小时的时长。于是，各国君王代表队出场，剧组全体演员大联唱，马德华的小品，唐僧的独唱，金池长老的相声，赵丽蓉的戏曲小品……将两个小时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唯一没被邀请到场演出的，是扮演阎王爷的刘江老师。
自此，这两台春晚开启了纵横内地数十年的港台明星和电视剧潮流，带领着中国人的思维不断活跃、思想不断开放。
这年的春天，贝加尔湖暖脊东移，形成一个无比燥热的大气环流，使得大兴安岭异常干旱。
5月6日，刚到漠河13天的河北农民汪玉峰在林场找到了活干。他准备用割灌机对灌木进行切割作业，出于对各类农机操作的盲目自信，汪未对设备进行任何检修。
偏偏这一天，这台割灌机存在漏油问题。汪玉峰一边和路过的工友插科打诨，一边启动机器向前作业，未发现有油液顺着割灌机的缝隙，滴滴答答地淋在无比干燥的林场灌木上。
割灌机疯狂冒着黑烟全速前进，几分钟后只听“轰”的一声，汪玉峰后方猛地窜起一股子小小的邪火，连带着机器也着了。
这个时候，有经验的人只需脱下棉大袄往前一拍一捂，这小火苗子也就没了。谁知汪玉峰拖着割灌机往前疯狂跑了七八米才彻底撒手，眼看着火苗蜿蜒成一条狰狞的火龙，窜上大树形成树冠火，才猛地转身跑去叫人救火。
一天一夜过后，明火刚被扑灭，剩余残火突然腾空而起，犹如无数只脱绳的疯狗般四散奔逃着，让人们无从追起。
不知是否是巧合，就在汪玉峰撒下弥天火种的同一天，同为农民工的王宝晶、傅邦兰、郭永武、李秀新等人在西林吉林业局的河湾、古莲林场和阿木尔林业局的兴安、依西林场引起了4起山火。起因是在野外乱扔烟头……
农民工违规作业在前，责任划分不清紧随其后。
大兴安岭林区是林业部直属企业，地方行政却归黑龙江管，版图上又属内蒙古自治区。妥妥的“一仆三主”，直接造成明明大家都有责任，偏偏满脑子想的是让其他人兜底。于是，三个主人都秉持着“都出力但都只出一点，都出钱但又只出一点”的办事原则。
更尴尬的是，大家出钱出力的发力点全都偏了——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这边人工降雨，那边开辟隔离带……各种大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行动的结果，就是每天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就要花掉近百万元人民币。
救火万分火急偏偏还有人一点都不急。
始作俑者汪玉峰被拘留时问道：“我这个月的工资还开不开呢？”
5月8日夜间，森警空运大队赶去救援被大火三面包围的盘古林业公司。谁知刚到目的地负责人又被叫去开会，一开就是整整2个小时。
会场上，几个县领导在为“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这三大世界性难题争论不休，对这场火灾给予除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
负责人愤然离场，再次率兵冲向当初的目的地。而这一次，大火距离某处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
此后近1个月，大火在大兴安岭地区四面突围，甚至烧到了国境线外，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科威特的国土面积。烧过101万公顷土地，并焚毁了85万立方米存材，193人直接葬身火海，五万多百姓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亿多元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69亿。
这场新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在烧红整整28个北方黑夜后，由3.4万解放军，2100多位森警、消防和专业扑火人员，以及2.27万预备役民兵、林业职工和普通老百姓合力扑灭——包括所有的明火、残火和暗火。
时至今日还有人开玩笑说，是费翔那如火舌般撩人的劲歌热舞引来了这场大兴安岭火灾。
事实上，这起大火与国人的环保意识、防火措施、灭火装备及官僚体制等诸多方面牵扯良多，许多事情至今仍说不清道不白，或者干脆说揭不开捂得紧。
1987年的初夏，无数中国人是在泪水中度过的。
其中，有对大兴安岭火灾这个举国悲剧的哀叹连连，还有对“一入红楼梦难醒”的无限慨叹。自5月初一经播出，新华书店的《红楼梦》直接卖脱销了，风头直压去年播出的《西游记》。
这剧前后拍了整整4年，花费超过670万元人民币，破了中国电视剧拍摄纪录——让隔壁的西游剧组眼红得不要不要的。
饶是如此，和投资2200万元的北影版《红楼梦》相比，87版红楼梦的预算依旧寒酸到不行，演员们吃不饱饿肚子是家常便饭。甚至为省钱，更为规避某种风险，“太虚幻境”这种要人亲命的重磅情节，根本没敢拍。
电视剧播出1个月后，《中国电影报》、《中外电视》等四家单位正襟危坐地开了个小会。会上38个代表排排坐，煞有其事地点评着这部收视率超过75%的电视剧。
他们主要对《红楼梦》电视剧的演员颇有意见。比如认为欧阳奋强的确纯真，但总体更偏呆些，不够神采飘逸。陈晓旭长得过于小家子气，一脸的尖酸刻薄。
其中，曾在1960年代拍出过一代京剧电影神作《野猪林》的戏曲电影导演陈怀皑（陈凯歌的亲爹）认为：这部戏的人物总谱铺排失当，尤其是凤姐戏份，直接盖过宝黛了，邓婕的表演压倒了一切。
这场空前团结的批斗会，导演王扶林早有预料。所以开会那天，他表示自己已经忘了，没去。
是的，民间大众看得津津有味泪水涟涟，却敌不过《红楼梦》在文化圈文艺界过于崇高的身份地位气质内涵——不仅仅是专家学者，不少民间红学爱好者也撸起袖子给央视疯狂写信打电话，指出剧中相关礼仪、场景的诸多错误。
甚至有人指着原著问央视：“你们算什么？高鹗续得不咋样，好歹经过时间检验，后四十回你们居然不照着书拍，自己说改就改了？”
但当时无论央视副台长戴临风，导演王扶林，还是参与编剧和指导的红学家周汝昌、周岭等人都一致认定：“就改编版，就这么定了！”
就是那么硬气。
当然，以上这些遭遇也是初代央视版四大名著的基本命运——无论是94版的《三国演义》还是98版的《水浒传》，都难逃一劫。
不过，《红楼梦》当时遭遇的口诛笔伐最多最猛。
而这部曾被专家学者骂到只敢唾面自干的电视剧，如今却被视为全宇宙都难以逾越的典中典，成为几十年来央视古装电视剧之最——此后数十年，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和主创，都在一次又一次地赞叹、追怀中感叹：“不会再有第二部了。”
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并正式确定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基地——中国真正进入轿车工业发展阶段。
2个月后，我国第一条汽车高速试验跑道在海南汽车试验站终于终于终于建成了，这条极具中国实际道路统计特性的汽车试验跑道，包含了一条电话听筒状的高速跑道，一条综合的可靠性道路和一些辅助设施。
是的，连用三个“终于”是因为这条路的建设时长也就比王宝钏苦守寒窑一十八载少了三年五载而已——由去年刚刚去世的曾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汽车专家王秉刚，于1974年主持建设，因而它也是中国第一个纯自主设计建设的汽车试验场。
其前身是海南汽车试验站，最初是专属于北京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
后者的名字如今看来陌生又土里土气的，事实上它正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也就是一汽的老祖。因此后来的各种扩建项目都由一汽一肩挑搞起，因而也被称为“一汽海南试验站”。一汽先是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专用跑道的设计……是的，仅仅是前期的铺垫工作就用了整整5年光阴，在“工商社会时间宝贵”的21世纪，敢如此磨洋工简直就是犯罪。
事实上，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老一辈的造车专家能将设计稿完成，已经让当时人开了大眼了。况且，老王他们是抱着“不求最贵但求最好”的心态做的——试验场所在的琼海嘉积镇地势颇为有趣，地面天然带些许弧度，从远处看甚至还有似山非山，似平地又非平地的观感。他们因势利导地将高速跑道拉长，并在两头设计了两个如今看来平平无奇，实际充满玄机的听筒式弯道。
又过了3年，约2200米长的直线性能跑道正式完工。
就剩下对称的听筒式弯道了。根据设计，弯道上部与地面弯曲成43.5度，厚度达25厘米，且弯道背面也有弧度——这种拥有叠加buff的自虐路面，简直闻所未闻！因而也被扣上了“中国弯曲度最大工程”的高帽。
其实，这种难度对于当时中国的顶级施工队而言已经不算什么了，甚至还有日本公司准备漂洋过海来赚人民币。无奈中国的汽车工业虽然起步了，但起得真有点晚，几大生产基地都缺钱缺得厉害，自一汽到试验站都负担不起任何一家的报价。
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个国家级工程就如同落毛凤凰般，最后勉强交给了一家福建的普通施工队——一家连高速跑道长什么样，专业工具都没有的乡镇草台班子。
偏偏也是草莽出英雄。
在一汽、上海市政设计院与施工队的反复沟通下，后者决定使用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战术。
简而言之，就是找足够多的工人，不论男女自下往上排成队，一桶桶地将水泥接力提上环道高处，倒下后再传送下来。总体条件和施工难度也就比当年宁古塔采石场好上那么一丁点儿。无数人就这么戴着顶破草帽，在南海边风吹日晒肩挑手扛了整整半年，终于将总长6042米的高速环形跑道给整闭环了。
自此，这条历时13年修建而成的高速试验场终于完成。
包含一条6042米的高速环形跑道，一条2200米的直线性能跑道，以及一些小而普通的辅助设施——比如石块路（甲、乙、丙）、卵石路（甲、乙、丙）、扭曲路（甲、乙、丙）、搓板路（甲、乙）、沙滩路（甲、乙）、鱼鳞坑路、坡路（5种）、条石路、石板路、波形路、涉水路、盐水路、凸块路、沥青路、沙土路、碎石路、铁路道口、通过性路、操稳广场、淋雨试验室、防尘试验室、高温高湿试验室、盐水喷雾试验室、非金属试验室、暴晒场等等。
总之，这条纯中国人自行设计加施工的汽车高速试验场，可算是给国内车厂开了大眼，开始明白原来往普通公路上凑热闹搞汽车试验啥的全是假把式，又危险又业余；德国大众和日本汽车研究所的不少专家在见识了海南这些花活后也纷纷咋舌，表示不得了不得了，这试验场修得已达国际水平。
特别是一些小型试验路，来来回回弯弯曲曲的环绕着一个小山包，陌生人开车进去，就好像入了奇门遁甲八卦阵，保管让你连人带车是有去无回。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车企都会前往海南试验站，一边接受花式暴击，一边采集可靠性试验路上的载荷谱，作为设计与试验的重要典型输入。更重要的是，海南试车场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车企前往学习借鉴相关设计、数据和经验，开始自己造试车场。
1990年，海南的这条高速试验道路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没多久，老王离开海南做了大领导成为了车圈王老。但他每每接受采访回忆峥嵘往昔时，依旧表示：“参加建设海南试车跑道，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1个月后，千里之外的繁华京城，闹市前门大街，肯德基在内地开出了首家餐厅——这栋挂着红底白字“肯德基家乡鸡”大招牌的三层小楼，在开业当天就迎来了长长的打卡队伍。
无数北京老百姓一边看着秧歌表演一边透过玻璃揣测着里头到底卖的是啥：“啃得鸡”？这外国鸡能超过姆们贵妃鸡吗？先排队再说！
是的，当时的北京人只知道这家西餐厅来自美国，很贵很高级。里面卖的什么，招牌菜是什么一概不知，只是口口相传着它的名字“啃得鸡”。
还有，里面的女服务员个顶个滴既勾勾又丢丢，还会说英语。
据说当时肯德基同时开通了外卖业务，但无数北京人民依旧无怨无悔地选择在11月的北京初冬，露天排上两个小时的队再进店堂食，感受一下正宗的美式西餐。
而那些会说英语的漂亮女服务员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啥用武之地，只能勤勤恳恳地做着真·服务员的工作——她们甚至忙到不得不求助附近派出所帮忙在店外维持秩序，不然大玻璃门时刻有被挤爆的风险。
肯德基之所以能在北京一炮而红，主要靠一个名叫王大东的美籍华人，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外号：中国肯德基之父。
其实老王在1982年时还身处旧金山，是南加州KFC的区域经理。偏偏那年他宿命般地遇到了前来访问的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李老独具慧眼，认为老王不应该偏安旧金山，心若在梦就在——不如回中国重头再来。
老王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慨叹，再加上自己也有些中年危机，没多久就辞职回老家天津休养生息……并充分利用自己多年的餐饮经验和对中国老乡的了解，在天津劝业场开了一家“傲奇快餐”，大获成功。
可这种“反贼行为”却让老东家欣喜若狂，心生向往。后者和老王重新取得联系并很快达成共识——旧雇员王大东出任远东地区总裁，旨在开发中国市场。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国北方对外搞合资依旧有着各种限制，一般只给人家两条路走：高新产业或能创造大笔外汇。
前一条路就是我们无比熟悉的汽车产业。留给王大东的只剩下搞外汇这一根独木桥，但硬是被他凿成了罗马大道。他以两个理由说服了有关方面：一是天朝既然需要外国人投资，总要引进一些西式餐饮为他们服务。二是可以吸收外汇。
因此，肯德基顺利拿到授权，并被钦定为老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外国人来必须使用外汇券。当然了，身为阎王的参谋，小机灵鬼王大东开始就留了一手——明着为老外服务，暗地里照搬“傲奇快餐”的套路，实施当地饮食文化策略。
老王还找来不少媒体对“啃得鸡”做了报道。后者将美式炸鸡工艺形容得精妙无比：选用一等肉鸡切成同样大小的9份，经过11种秘方香料调配后，再放入特制高速自动气压炸锅，才有外层酥脆可口，内层嫩滑鲜甜的特别口感。
很快的，中国人都没有闪就被“啃得鸡”俘虏了，被5.9元人民币一份的上校套餐安排得明明白白，享受着一口炸鸡一口可乐，毛孔炸开多巴胺爆棚的快感。
歌手老狼感慨过，当年去肯德基吃炸鸡就像过节一样，充满了仪式感。甚至还有人直接将饭店的二三层包下来做结婚喜宴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中国人相信：去肯德基家乡鸡吃一顿，就代表着高级与洋气。
年底，新中国有史以来首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会，在深圳如期举行。地点就在深圳市人大与市政府两座办公大楼之间的深圳会堂。
据说当天下午，距离拍卖会还有些时候，会堂里头已人声鼎沸，坐满了各家企业、银行和政府的代表，以及大量的中外媒体。不少人伸长了脖子，想亲眼见证深圳第N场奇迹的发生瞬间；还有更多人摩拳擦掌着，想成为深圳新奇迹的缔造者。
下午4点，拍卖会准时开始。经过17分钟的轰炸式叫价，最终，中国房地产界的初代God大Father，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即如今的深房集团）以525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拿下了靠近深圳水库8588平方米住宅土地50年的使用权。
“525万第一次，525万第二次，525万第三次，成交！槌一下就落下去成交了！”时任深房集团总经理骆锦星对30多年前的那场拍卖会，依旧刻骨铭心。
这也是继1984年和香港合作，打造出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后，深圳关于房产开发的新一轮“越轨”尝试。
据了解，1985年左右，深圳全市收益为3800万元人民币。所以深房集团的525万元可谓是天降巨款，而出价的骆锦星也堪称“深圳第一猛男”。
而这两场在危险边缘反复试探的房产豪赌，都和骆锦星及深房集团密不可分。
1984年时，骆锦星还是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专门负责建设当地干部宿舍的相关项目。
当时，深圳的地可是有大把大把滴，但真要在上头造房子，深圳计委却连5万块都拿不出。于是，骆锦星充分理解并发扬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指导精神，来了个“补偿贸易法”——即深圳出地，香港出钱，合作开发，利润分成——深房集团与香港妙丽集团合作开发的全国首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由此而来。
骆锦星还特别申明，自己遵循的是当年苏联最困难时期，列宁想出来的好办法。即把地租给有钱人，直接收土地使用费。
也正是3年前堪称福至心灵的危险试探，让整个深圳充分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特事特办”，也就有了1987年针对房地产的改革大动作——干脆……彻底市场化。从土地协议转让到公开招标，以及年底这场轰动全国的“华夏土拍第一槌”。
在此之前，自1949年以来国内从未有过任何先例。
也正是这第一槌，敲碎了在我国执行了近40年的土地使用制度，让土地使用权拥有了商品属性。
“动不动就拨多少地给你，最稀缺的土地资源像空气一样使用，那怎么能行呢？”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对那记堪比行为艺术的敲槌相当满意，“而且，只靠协议、谈判划拨土地，也不可能得到最好的价格，所以干脆搞竞投咯。”
事实上，直到次年4月国家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原来的行政划拨、无偿无限期使用、禁止土地使用者转让等一系列政策彻底变成了过去式。
对了，“华夏土拍第一槌”没多久就被建成为东晓花园。在很长一段时间，其身份地位气质内涵和“首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旗鼓相当。
1987年，胡耀邦辞职；
由于态度与表现消极，国务院撤销了杨钟林业部部长的职务；
中国在新疆进行了核试验，爆炸当量超过20万吨TNT，等于广岛原子弹的十几倍，成为全世界报纸的头条，直接促使中印边境冲突加速结束，印度军队主动撤离；
在中国取景的《末代皇帝》上映，这是第一次中国人没对电影内容做出任何限制；
一个叫柳传志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建了联想公司，代理起了美国AST电脑。他将这个在美国不咋地的小牌子，卖成了当时国内行业顶流。
1987年，时髦之事早已成过往，但记忆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