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家中遇害，周恩来亲自追凶，警卫员：当晚我和保姆在一起

1970年12月的一个寒冷凌晨，云南昆明军区32号院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的谭甫仁将军和他的夫人王里岩倒在了血泊中。这位经历过长征、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开国中将，就这样在自己的家中遇害。案发当晚，军区大院内共有6人在场，包括警卫员、保姆和门岗战士，却无人能说清凶手是如何进入的。当专案组审讯警卫员小王时，他支支吾吾地说：＂当晚......当晚我和保姆......在一起......＂这个看似简单的案件，随着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调查，逐渐揭开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凶手为何能在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内来去自如？谭甫仁将军夫妇又为何会遭此不测？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案发现场调查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23分，昆明军区32号院传来的枪响惊动了整个军区。专案组组长周兴接到报案后，立即带领技术人员赶赴现场。

在32号院的小洋楼二楼，技术人员发现了5枚59式手枪弹壳，其中3枚散落在书房门口，2枚位于走廊尽头。现场勘查人员在墙壁上发现了3处弹孔，经过弹道分析，射击角度显示凶手是从书房门口向走廊方向连续开火。

谭甫仁将军和夫人王里岩倒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法医检验显示，王里岩胸部和头部各中一枪，其中胸部伤口为贯穿伤，头部子弹留在颅腔内。谭甫仁腹部和头部中弹，腹部伤口造成大出血。两人伤势都显示是正面中弹，推断当时是在逃跑过程中遭到追杀。

专案组在楼下发现了一串清晰的脚印，从伙房延伸到楼梯。脚印为42码军用胶鞋留下，步距显示凶手身高在1米75左右。伙房后窗的防盗栏杆被人为掰开，窗台上遗留有新鲜的泥土。

值得注意的是，院内养的一只德国牧羊犬当晚没有任何异常反应。专案组在狗窝附近发现了残留的肉末，初步化验显示肉类中含有安眠成分。这表明凶手事先做了周密准备，熟悉院内情况。

专案组对现场6名在场人员逐一询问。两名门岗战士称整晚都在岗位上，但承认凌晨4点后曾短暂打盹。警卫员李洪亮称是被谭甫仁的呼喊声惊醒，但出门时已经听到枪响，当时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死者家属王文莹作为唯一目击证人，提供了关键信息：她看到一名身材魁梧的军人持枪追杀谭甫仁。

在搜查现场时，专案组还在伙房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军用水壶，水壶上有＂昆字1970＂的编号。这个发现为后续追查凶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专案组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初步判断，凶手应该是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翻墙进入院内，然后经过伙房后窗潜入。作案手法显示凶手受过专业训练，对军区院落构造非常熟悉，很可能是军区内部人员。

二、内部人员排查

专案组首先对警卫员小王和保姆李桂英展开调查。通过对院内其他工作人员的询问，发现这两人经常在深夜一起在伙房喝茶聊天。案发当晚，他们同样在伙房待到凌晨3点多。李桂英称自己因为失眠，习惯熬夜做些家务。而小王则表示自己担心首长安全，经常夜间巡逻。

但保卫部门调取了近一个月的值班记录，发现小王的说法存在重大疑点。从12月初开始，小王就频繁调换自己的夜班，总是安排在李桂英值夜的时候。更令人生疑的是，小王的巡逻路线从不经过谭甫仁的书房和卧室区域。

两名门岗战士张德华和李明山的证词也出现了矛盾。张德华称凌晨4点巡逻时看见伙房还亮着灯，但李明山却说当时伙房是完全黑暗的。经过反复询问，李明山承认当晚曾收到一包香烟，答应为某人＂放个方便＂。

专案组对军区内部近期人员调动情况进行了详细排查。发现在案发前一周，有三名新调入的警卫人员，分别是王建军、刘东升和赵卫国。这三人都来自某特种部队，具备专业军事技能。但他们都提供了当晚在营房休息的不在场证明。

值得关注的是，谭甫仁的原配司机周德福在案发前两天突然请假回老家。专案组派人前往周德福老家调查，发现他并未回到老家。周德福的去向成为案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专案组还对军区大院内的其他住户进行了走访。邻居反映，在案发前的一周内，经常看到一名身材高大的军人在32号院附近徘徊，但因为对方穿着军装，也没有引起特别注意。

通过对保姆李桂英的深入审讯，专案组获知她在入职前曾在另一个军区家属院工作，而那里恰好是周德福的家属所在地。这一线索将案件的调查方向引向了更深层次。

专案组在翻查警卫员档案时，还发现一个重要细节：小王的档案显示他曾在1968年因＂思想问题＂被调离原单位。但这份档案在一个月前被人翻阅过，档案室登记簿上显示调阅人是一个化名。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对军区内部近期的人员往来记录进行了全面清查，特别是对值班室、伙房、警卫室等重点区域的出入登记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些记录显示，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内，确实有多名可疑人员借着各种理由频繁出入32号院。

三、凶手作案手法分析

专案组对凶手的作案手法进行了系统分析。根据弹道专家的鉴定，凶手使用的是59式手枪，射击时保持着极高的稳定性。五发子弹中有四发命中目标，显示出凶手具备精湛的射击技术。经过对弹道的测算，凶手在快速移动中仍能保持如此高的命中率，这种水平只有经过特种部队训练的人才能达到。

通过对军区武器库的盘查，专案组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在案发前一周的武器清点记录中，少了一支59式手枪。但奇怪的是，库房管理员的交接记录显示数量完整。技术人员对库房的监控系统进行检查，发现在12月10日晚间出现过长达30分钟的信号中断。这段时间足够有经验的人取走武器并消除痕迹。

军区安保专家对凶手的潜入路线进行了重建。从后院围墙到伙房后窗的距离是23米，这段区域正好处在两个探照灯的死角。凶手选择这条路线，证明对军区的防卫系统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恰好避开了所有的警戒点，显示凶手对警卫部队的巡逻规律非常熟悉。

专案组在清查军区门卫记录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案发前三天，有一辆送菜的军用卡车经常在凌晨4点左右进出军区。这个时间点不符合正常的物资配送规律。经查证，这辆卡车的司机是警卫连一名士兵的远房亲戚。而这名士兵恰好和失踪的司机周德福有过工作交集。

在对32号院的安保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时，技术人员发现了院内的报警装置被人做了手脚。报警器的触发灵敏度被调低，这种改动需要专业的电子技术知识。通过查阅维修记录，在案发前两周确实有一次设备检修，但维修人员的签字与往常不同。

对比凶手在现场留下的脚印和军区人员的体貌特征，专案组筛选出了12名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其中有3人在案发前后的行踪出现异常，尤其是一名叫张建国的上士，他在案发当天凌晨有长达两小时的时间去向不明。

军区武器库的存储记录显示，在过去三个月内，有多次59式手枪的备用弹药领取记录。这些领取都有正规手续，但领取人的签名笔迹存在可疑之处。弹药专家分析了现场弹壳，确认这些子弹与军区最近一批领取的弹药来自同一批次。

专案组还注意到，凶手在行动时使用了军用消音器。这种装备在普通部队并不配备，必须是通过特殊渠道获取。而军区内能接触到这种装备的，只有特种作战部队和警卫部门的特定人员。专案组对这些人员进行了秘密排查，重点关注了他们在案发前后的异常举动和社会关系。

四、周恩来亲自督办

1970年12月19日，周恩来总理接到谭甫仁将军遇害的报告后，立即指示成立专门调查组。专案组由公安部、军事检察院和军区保卫部门的精干力量组成，由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直接负责。

周恩来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的原因有三：首先，谭甫仁是开国中将，在军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其次，案件发生在军区大院内，涉及军队内部安全；第三，案发时正值特殊历史时期，任何重大案件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1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案情汇报。会议期间，周恩来特别询问了军区近期人事调动情况。他指出，要重点关注1968年以来调入调出的人员，尤其是与谭甫仁有工作交集的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案组扩大了调查范围，将谭甫仁1968年至1970年间经手的所有重要文件进行了梳理。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一份关于某部队整编的报告引人注目。这份报告涉及到多名军官的去向问题。

周恩来还特别关注了谭甫仁生前最后一次工作会议的内容。在案发前两天，谭甫仁曾主持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军区某些人事安排问题。会议记录显示，有几名高级军官对人事调整存在分歧。

专案组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对军区大院的安保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所有警卫人员重新审查，门禁制度升级，巡逻路线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几名警卫人员的可疑行为。

1971年1月初，周恩来再次听取专案组汇报。他特别强调要查清谭甫仁夫妇遇害前的社会关系网。通过这条线索，专案组发现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近期曾多次接到陌生电话。电话追查显示，这些来电与一个特殊的联络网有关。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专案组获得了调阅军区机要文件的特别授权。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了一份被掩藏的报告，涉及到1968年一起重大军事事故的处理结果。这份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有着微妙的联系。

周恩来还指示调查组注意保护相关证人。他预见到案件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要求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随后，几名重要证人被秘密转移到北京，接受专门保护。

专案组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对谭甫仁近期的工作日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在他的工作笔记中，发现了一些含糊的记载，似乎在暗示某些非常规的决策过程。这些记载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周恩来的多次过问下，专案组的调查工作不断深入。每一个新发现都及时报送中南海，周恩来经常在深夜审阅相关材料，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这种高度重视，使得案件调查始终保持在正确轨道上。

五、真相大白

1971年1月15日，专案组在对失踪司机周德福的搜寻中取得重大突破。经过对其通讯记录的分析，发现周德福在案发前与一个代号为＂铁锤＂的人多次联系。追查＂铁锤＂的身份，最终锁定了特种部队退役军官张志远。

张志远于1968年从谭甫仁管辖的部队退役，当时因为一起军事事故被降职处理。通过现场勘查发现的脚印与张志远的体貌特征高度吻合。专案组在张志远位于郊区的住所中搜出了作案用的59式手枪和军用消音器。

同时，警卫员小王在几轮审讯后终于承认，他受张志远指使，故意调换值班时间，并在案发当晚为张志远提供了32号院的详细警卫部署图。小王交代，他与张志远的联系始于半年前，因为同是1968年那起军事事故的受害者。

专案组在张志远的住所还搜到了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计划显示，这起案件筹备了近三个月。张志远利用警卫员小王和保姆李桂英的配合，掌握了谭甫仁夫妇的作息规律。李桂英则交代，她负责在案发当晚制造不在场证明，并故意破坏了院内的报警装置。

失踪的司机周德福最终在河北一个小镇被找到。他交代自己负责为张志远提供军区的出入证件和运输车辆。而送菜卡车的异常进出，正是他们在演练逃跑路线。周德福的笔录还揭示，策划这起案件的不止张志远一人，背后还有其他涉案人员。

专案组通过周德福的线索，又抓获了另外三名共谋。这三人分别是原特种部队上尉刘明、军需处文员王海峰和警卫连长赵德林。他们都与1968年那起军事事故有关，对处理结果心怀不满。

在对军区机要档案的深入调查中，发现1968年的那起军事事故实际上是一场重大演习失误。当时谭甫仁作为总指挥，依据上级规定对相关人员做出处分决定。张志远等人因此被降职或调离原单位，但他们认为处分过重。

专案组在赵德林家中搜查时，找到了一份详细的人员组织架构图。这份材料显示，他们不仅策划了这起谋杀案，还打算在军区内部发动更大规模的行动。赵德林供认，他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动手，是想借特殊时期的混乱制造更大影响。

通过对所有涉案人员的审讯，案件的完整过程逐渐清晰。张志远利用自己在特种部队的人脉，组织了这个报复小组。他们先后发展了包括警卫、司机在内的7名内应，经过周密策划后实施了这起谋杀案。

最终，专案组共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12名，其中包括直接参与者5名，协助者7名。缴获作案工具3件，查获相关证据材料数十份。至此，这起震惊军区的特大谋杀案成功告破，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