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答案：虞在诸夏称公，吴在蛮夷称子，这是《春秋经》惯用的一种笔法，只能作为思想史对待，真实的历史里，公和子未必形成严格的高低爵位。

1、先搞清两个概念，公是什么，子又是什么？

公、君两个字同源（《尔雅》：“公，君也。”），表示首领的意思，故周代国君皆可称公。考之铭文，如秦君鲁君皆有公之称呼。楚国称王，其县长亦称公或君，当也是受到周制之影响。那么虞国为什么称公？很简单，因为它是国君。虞还可以称别的吗？还真可以。青铜器“虞侯政壶”说明虞也可以称侯。侯即斥候，源于商的军事长官。那么公、侯其实只是不同角度的称呼而已。

《春秋》还有个经常被称为公的虢，然而铭文也有“虢伯”的记载，伯又是什么？最简单的伯仲叔季，兄弟老大，后来引申为氏族老大、国家老大，也就和公类似了，可见公、伯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公侯伯和子可以同时存在吗？也可以。秦国在金文文献都有秦公，秦本纪又有秦侯，春秋经有秦伯，大堡子山出土铜器又有秦子。子又是什么意思呢？

子的称呼在商朝就有了，商朝有种“子子”制度，意思是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通俗说就是成人礼，那么这个儿子的子也可视为贵族的通称。周朝建立后，一方面秦这种旧商人仍会自称子，甚至周族也有这种称呼，但另一方面周把不服周的蛮夷也称为子。

都说到子了，干脆男也说了，男也是商代就有的名称，男，力于田也，之后成为男子、军官的称呼，和侯有点类似，有种说法是服役于侯。说得男大家对许男印象较深，但许男在文献又称许公，铭文也称许子，无论如何不会比子地位还低。

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周代不存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所谓五等爵只是对国君不同角度的称呼，完全可以并列存在。只能说明观念上对吴存在蔑视，不能说明制度上吴爵位低于虞。

2、吴国是蛮夷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蛮夷是个文化概念，和非周族不能划等号，同理周族也不能和华夏划等号。一方面对于夷夏认识有矛盾，很典型的秦、楚都以华夏自居过（楚子囊称“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然而却被诸侯视为蛮夷。再比如说孔子称嬴姓郯国为夷，然而吴攻郯的时候，鲁执政季文子却认为“中国不振旅”，把郯列为诸夏中国之一。

另一方面，周族违礼的时候，也会被视为蛮夷。比如《春秋经》称杞桓公为杞子，《左传》解释说“用夷礼，故曰子”。杞国是夏朝后人，正牌华夏，《春秋经》一般也是称杞伯或杞侯，这里之所以“子”正是因为用“夷”礼。姬姓的大戎、狐戎、白狄，也都被视为戎狄而非华夏。

结论：周族与非周族是血缘概念，而华夏与四夷是文化概念，并非是完全对应的。华夏与否侧重是否臣服周与接受周文化。在吴被蔑称蛮夷的同时，吴王寿梦死后灵位也入了周庙，夫差黄池会盟也被称吴公，代表吴又有华夏的认同，一句话说吴是蛮夷明显不妥当。

3、吴国和虞国的关系？

虞国是太伯之后，这个《左传》的宫之奇说过，对此一般也没有争议。然而说到吴国就有人质疑了，尽管在学界算是小众（近代陈桥驿、卫聚贤等）观点，网络这种观点流行我认为可能受到虎公《晋卿史》的影响。其质疑主要出自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吴被称为蛮夷，第二个是太伯南奔不可能这么远，第三个是吴国从寿梦才始通上国。

这三方面的质疑其实都很好解释。第一个理由上节已经解释了，吴被称蛮夷不代表吴非周族。第二个理由质疑者有一个错误认识，即使太伯不可能南奔到江南，能说明吴国一定不是太伯之后吗？其实东迁完全可能是个长期过程，青铜器《宜侯夨簋》也说明周康王封虞侯于宁镇地区，这件青铜器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也许是先有虞国再有吴国呢？此外考古还发现一个夨国。

我的主要观点是吴国的发展是跟随周族扩张的，太王时在陕西夨国、武王时在山西虞国、康王时在江苏吴国，至于发展到苏州要到春秋中后期了。这个线路不敢说毫无破绽，但学界普遍认为吴国迁徙不止一次，顾颉刚、童书业、杨宽、李学勤、晁福林等大佬均作如是观。

第三个质疑也好解释。康王之后西周衰落，吴国被隔绝在江南一角，为了政权稳固只能移风易俗，但是青铜文化还是有周的面貌。春秋前期东征西战终于和诸夏联通，那么自然史书只有春秋中期以来的记载。至于新学的战车战法，因为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本身不需要车兵。

至于支持吴国是周族的证据，那就不胜枚举了。如《左传》中吴王寿梦去世牌位进周庙、鲁子贡称吴国为太伯仲雍之后、晋士蔿称太伯为吴太伯，夫差自称是周室之长，楚子西称吴为周之胄裔弃在海滨，《国语》中天子称夫差伯父，金文中阖闾女儿称叔姬。在春秋时期就无人怀疑过，即使诸侯和吴国交恶，也承认周族同时蔑称蛮夷。

结论：吴国是太伯之后，经历数次迁徙于西周前期进入江南宁镇，于春秋中期进入苏锡与越国争地，终因矛盾激化被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