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央调鲁瑞林将军到贵州工作，任解决贵州问题的工作组组长。由前云南省副省长郭超协助鲁工作。
在这之前，鲁瑞林任云南省委书记。
1973年，鲁瑞林重新调整了省委各部门的领导班子，由过去的七人，充实到了十九人。
与之同时，贵州的各方面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时，中央电令第一书记鲁瑞林、第二书记李葆华、书记吴向必、副书记贾庭三，这四人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期间，听取汇报的陈锡联单独叫了鲁瑞林谈话，对他讲：“有人把你告了。”
鲁瑞林调任贵州工作在去贵州之前，中央派飞机把鲁瑞林和郭超接到了北京。在京期间，几位中央领导对他们交代了任务。
李先念说：
“调你到贵州工作是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周总理很关心贵州问题的解决……鲁瑞林同志，这工作是艰巨的。”
华国锋也接着李先念的话说：“那里是个重灾区，在短时间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很快把生产和三线工作抓上去，是不容易的。”
接着，纪登奎、陈锡联也说了一些嘱咐的话。
此时此刻，鲁瑞林一方面感到中央对自己的信任，心情无比激动，另一方面也感到贵州的确是个多事之秋的地方，担子很重。
几天的时间里，鲁瑞林的心中有了一个初步方案。
他和郭超商议，以后要果断办事，只要是看准的东西，就坚决去办。凡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必然陷在迷魂阵里。
郭超说：“你主帅只要下定决心，我一定做好你的好帮手。”
初到贵州那天，省军区、地方的领导干部都来欢迎鲁瑞林和郭超。
在大会上，鲁瑞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核心意思为三点：“学习、不怕、团结”。
郭超接过话，讲了两点：“一是向同志们学习，二是协助瑞林同志和同志们一道前进。”
会上，鲁瑞林发现大家的态度都很冷漠。他想到，话虽然说得好听，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鉴真伪。
于是，鲁瑞林感到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走马上任后，鲁瑞林和郭超就“促生产”和“解放干部”这两件大事一起抓。
在鲁瑞林到贵州后的第七天，他在省级机关干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布置了大抓农业的要求。
鲁瑞林讲：“今年有灾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不发展生产，粮食不过关不行……”
接着，鲁瑞林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方案。
首先，一，领导带头，大家动手，认真搞好秋收；二、发动群众；三、大力抓好小春和早熟作物的栽种……其次，鲁瑞林向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发出紧急呼救，请求他支援贵州渡过难关。
周兴答应给6亿斤的粮食，不过因运输，加上次年贵州的庄稼情况有所好转，故只接受了3亿斤。
与此同时，在不长的一个时期内，鲁瑞林和郭超解放了98.7%的干部，大多数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了“乘胜追击”，鲁瑞林让郭超坐镇省里，自己带着几位领导下到基层视察工作，并调整了地方领导班子。
使地方的领导班子，恢复了党的领导。
回到贵阳后，鲁瑞林又对省委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
话说，从鲁瑞林担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以来，在省、市委的同志配合下，克服了很多困难。
经过一年的时间，贵州有了一点儿小进步。
可就在鲁瑞林等人进一步解决遇到的问题时，中央来电让鲁瑞林等人马上进京。
陈锡联：有人把你告了接到电令后，鲁瑞林心想：会是什么事找我们四人呢？
经过几人的商讨，认为大概是中央要听取他们的汇报，或者是他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了纰漏，要不然为什么没出个题目，就指定他们四人前去呢？
虽然鲁瑞林心有疑云，但还是请相关人员把最近的生产状况，准备个材料出来。
11月，鲁瑞林和其他三位干部去了北京。听取他们报告的是，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等人。
来京第二天，他们分别汇报了贵州的一些事情。后来，中央领导又分别找了他们四人谈话。
鲁瑞林是被陈锡联叫去的。
说起来，鲁瑞林和陈锡联算得上是老熟人了，两人在抗战时期，一直共同战斗在太行山。
那个时候，陈锡联是太行三分区的司令，鲁瑞林是副司令员。
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一见面，陈锡联就说：“鲁瑞林同志，有人把你告了。”
鲁瑞林很疑惑，问：“告我什么？”
陈锡联说：“告你们领导班子内部搞的全是冀鲁豫的干部。”
鲁瑞林听后，先是一怔，仔细思考后回答：“没有呀！你看我们这次来的书记、副书记中，一个冀鲁豫的也没有呀！”
接着，鲁瑞林如数家珍般地细数起来，当下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部队“出身”。
点了很多，有的是四野的，有的是太岳的，还有的是地下党。
不过，冀鲁豫出来的干部确实不少。这主要的原因是，五兵团、南下工作团、一些支黔的干部，大多是从冀鲁豫来的。
这完全是历史原因啊！
鲁瑞林认为反映情况的人，大概是有所指。
陈锡联了解了情况后，叫鲁瑞林不要多疑，过两天再讨论这个问题。
就这样，鲁瑞林和其余三人在北京待了许久。最后，就讨论贵州工作问题，李先念对他们四个讲：
“你们共同替我给贵州在家的领导同志捎个口信，不要看别人都是豆腐渣，看自己是一朵花。只相信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一部分人，那样，只能做一部分的领导，那不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执行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
鲁瑞林一听这话，就基本上明白了中央叫他们来的原因了。
这次中央首长接见不久，新华社贵州分社的一位副社长来找鲁瑞林了。他说自己是来检讨的。
上次在内参中反映了贵州省委班子内大部分是冀鲁豫一派的人，是他偏听了个别人的意见。
对此，鲁瑞林说：“算了！今后要多听，多分析，给中央首长们报错了情况，是会帮倒忙的，也会给贵州人民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鲁瑞林在贵州五年，对贵州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鲁瑞林回忆说：“在贵州工作了五个春秋，这五年对我来讲，是有特殊意义的五年。”
参考文献：《西南三十年 自传体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