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毛主席同意让王新亭去高等军事学院的速成系进修。那时候，他一边学习，一边还担任着济南军区的第二政治委员。
王新亭认为这次培训非常宝贵，结束后他将返回济南军区，继续履行自身职责，致力于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
出乎王新亭意料的是，速成系课程刚结束，叶剑英就推荐他出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一职。这个任命来得突然，完全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原本以为学业结束后会有其他安排，没想到直接被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这种快速晋升充分体现了叶剑英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也反映出他在速成系期间的表现得到了高度认可。
【叶剑英：既然决定了，就服从组织需要嘛】
195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党委正式组建。根据院长兼政委、党委书记叶剑英的提议，王新亭被选为党委副书记。
1959年3月，军事科学院尚未设立政治部，仅设有政治委员办公室和干部处。在叶剑英的指示下，王新亭按照院党委的决议，启动了政治部的组建工作，并着手选拔学术研究干部。
在那段时间里，王新亭多次向总政治部提出请求，希望能从军队和机关中选拔一批干部，加强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的力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军事科学院的政治机构，为全面开展政治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1961年3月，叶剑英推荐王新亭同时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的负责人。
在王新亭担任职务期间，他致力于强化政治思想工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作用。针对学术研究人员和科研活动的特性，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旨在有效实施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措施包括明确政治方向，加强理论学习，以及提升科研人员的政治素养，确保科研工作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推动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王新亭的这些做法，旨在通过政治思想的引导，为科学研究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首先，科研工作必须始终以服务科学探索为核心。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军事理论为指导，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整体框架，并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第三，应坚持走群众路线，鼓励学术自由，支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与讨论。最后，各级领导应重视并积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叶剑英对这一进展表示高度认可，他随即向王新亭下达明确指示，要求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
在毛主席强调"必须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作战条令"后，叶剑英迅速作出部署。他指示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在总政治部的统筹下，具体负责作战条令中政治工作内容的编写工作。这一决定体现了对主席指示的坚决贯彻，也明确了的职责分工。
这项重要任务再次交由王新亭负责。不久，以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为组长、王新亭为常务副组长的战斗条令政治工作小组正式成立，专门负责战斗条令的编撰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战斗条令》正式发布。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战斗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营战斗条令》也相继出台。这些条令的颁布，标志着解放军在战斗规范和战术指导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各级部队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这四部作战条令的发布，为我军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实战和训练的基础，同时也为后续制定其他军事规章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条令不仅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方向，也为规范部队训练和作战行动提供了具体指导，对于完善我军法规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1963年，王新亭被推荐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一职。
王新亭听到自己被推荐为总参副总长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惊讶。他清楚总参是负责全军指挥的重要部门，以往担任总参谋长和副总长职务的都是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还不够充分。
王新亭在与叶剑英交流时坦言：“我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建议组织重新评估对我的任命决定。”
叶剑英听完王新亭的意见后表示：“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按照组织的安排执行吧。你不用再推脱了。”
王新亭能够被推荐为副总参谋长，主要得益于他在军事科学院出色的政治工作表现。叶剑英对他的能力和成绩给予了高度认可，认为他在岗位上表现稳健，各项工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正是基于这些实际表现，王新亭才获得了这一重要职务的提名。
尽管叶剑英对失去这位得力助手感到不舍，但考虑到国家利益，他最终选择服从组织安排，作出了艰难的决定。面对军事科学院的工作需求，叶剑英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以大局为重，接受这一人事调动。
1954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正式批准，王新亭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正式履新。
毛主席对王新亭的表现相当认可，曾亲自赞扬他的谦让之举。当时，刘伯承向毛主席汇报了王新亭主动将中央委员候选资格让给地方同志的情况，毛主席听后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王新亭展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全局意识，值得称赞。他始终以集体利益为重，展现了出色的领导风范。在面对复杂局面时，他能够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体现了极强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的优秀品质，确实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表彰。他的表现不仅为团队树立了榜样，也为工作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干部应有的素养和品格。
1955年4月，杨得志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进修，同时担任该系的系主任职务。
当月，毛泽东正式批准设立济南军区，并任命杨得志担任司令员一职。但此时杨得志已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无法兼顾军区事务。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从其他部队调派一位兼具军事才能和政治素养的优秀将领，临时负责济南军区的日常管理工作。
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王新亭从西南军区调任济南军区，出任代理司令员兼第二政委，负责军区全面工作。
6月末，王新亭被调至济南工作。一到济南军区，他便着手调查了解军区的现状。经过一番考察，他得出结论：
山东半岛位于黄海和渤海交汇处，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两者共同构成了渤海的关键屏障，是守护京津地区的战略要地。鉴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提升山东半岛的海岸防御能力以及徐州、海州区域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济南军区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后，王新亭带领军区勘察团队对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地形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立即组织制定了《济南军区战役掩护计划》，并将该计划迅速提交至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经过审议，最终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6年8月，济南军区首次海防战备会议在王新亭的主持下召开。会议期间，王新亭对军区部队在沿海战备方面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深入分析了现存问题，并探讨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
在担任济南军区领导期间，王新亭严格遵循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重点推进战备准备和海岸防御体系的建设。在他的领导下，军区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地展开，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高度认可。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推行军衔制度，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王新亭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首批高级将领之一。这一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人民军队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1957年，杨得志重返济南军区任职。与此同时，王新亭开始与杨得志合作。在共事过程中，杨得志给予王新亭充分的支持。王新亭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
在济南军区任职时，我与军区高层关系融洽。同时，我也注重与山东省党政部门保持良好的互动，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配合。
1958年，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考察，途经济南时稍作停留。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新亭和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立即赶往济南火车站，与毛主席进行了会面。
工作讨论结束后，天色已晚，王新亭和谭启龙等人陪同毛泽东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聚在毛泽东身边，轻松愉快地交谈，不时传出欢声笑语，整体氛围和谐融洽。
毛主席在饭桌上环视了一圈在座的同志，带着神秘的笑容问道：“大家听说过王司令在‘八大’会议上主动让位的事吗？”
毛主席讲完话后，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大部分人都摇头，表示不清楚情况。王新亭表现得非常冷静，他认为这种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再碰上类似的情况，他依然会采取相同的行动。
谭启龙心里明白，却保持沉默，等待毛主席发话。见众人皆表示不知情，毛主席继续道：
两年前，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军队代表团的提名和初次预选中，新亭同志被推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然而，政治局从整体利益出发，建议军队让出两个名额，以便地方能够多选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新亭同志立即响应，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撤下，以便地方同志能够当选。伯承同志向我讲述了这一情况，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称赞新亭同志展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全局观念，他的这一行为在党的会议上主动让贤，值得表扬。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这次会议，也就是毛主席提到的“八大”，共有1026名正式代表和107名候补代表参加。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参与，同时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派出了代表出席。这种规模的国际国内多方代表共同列席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实属少见。
在党的七大召开后的十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确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新中国的首个五年计划中多个关键指标也已具备提前达成的条件。毛主席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旨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这次大会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方向，确保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通过这次会议，党将进一步完善其战略布局，以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
为确保会议顺利举行，毛泽东进行了周密安排。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纲领性报告。这份报告凝聚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和精心准备，对当时中国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系统阐述十大关系，毛泽东为会议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
在讲话中，毛主席阐述了一系列关键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意义，还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这次讲话，毛主席为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确保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8月末，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八大”预备会议。他在会上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目标，是系统回顾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成果，凝聚全党共识，整合国内外一切有利资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会着重强调，全党同志必须传承革命先辈的优秀品质，坚决抵制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会议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为后续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与会代表们就国家发展大计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成果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发表了《开幕词》。紧接着，刘少奇进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演讲。随后，邓小平就《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行了阐述，周恩来总理则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上，中央作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把全国上下的主要精力都放到搞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决定可不是小事，它直接关系到咱们党未来怎么走、往哪儿走。说白了，这就是个转折点，意味着咱们要从过去那种状态转过来，专心致志搞建设、谋发展。这个决策一出，整个党的事业就有了新的方向，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这个决定有多重要？它就像给党和国家的发展画了条新路线，让咱们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使劲。说白了，这就是要让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搞建设，把国家搞得越来越好。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打实地要给老百姓带来好日子。所以说，这个决定不是随便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给咱们指明了方向，让全党全国都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怎么干。这就是要让大家把心思都放在建设上，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这个决定一出来，咱们党的事业就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可以说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本次会议中，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共选出97名正式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根据最初的安排，王新亭原本是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之一。不过，考虑到整体情况，中央觉得应该给地方上的同志多留两个席位。经过讨论，中央最终决定从军队的名额中让出两个，给地方上的同志。
在中央做出决定后，王新亭率先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央委员资格。刘伯承随后将这一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听完刘伯承的陈述，毛主席立刻对王新亭表示了高度赞赏，称赞他“有大局观、品格高尚，值得表扬”。
毛主席一番话说完，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了王新亭，眼神里满是钦佩。大家这才明白，王司令员的视野和胸襟竟如此宽广。
王新亭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但他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在后续的工作中，他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行事稳妥，不急不躁。这种踏实稳重的作风，让他赢得了同事们的广泛好评。
基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任命王新亭为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这一决定显得合情合理。王新亭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经验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毛泽东的批准不仅体现了对王新亭的信任，也反映了对军队高层人事安排的深思熟虑。这一任命确保了总参谋部的有效运作，进一步巩固了军队的指挥体系。王新亭的上任，为解放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续的军事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新亭：老帅们历来是跟党跟毛主席的】
1964年5月，王新亭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1965年9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批准下，王新亭化名“李健”，前往山西省闻喜县的上郭村，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那里，他与村民共同生活、劳作，赢得了广泛赞誉。同年年底，王新亭完成此次任务，返回北京。
1966年3月，王新亭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12月，他进一步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
1967年，一些激进分子闯入徐向前和叶剑英的住所，王新亭得知此事后，立即采取行动。他将几个领头的人召集到总参接待站，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他们。
徐向前和叶剑英是军队的资深将领，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该对他们保持信任，不要无端质疑或干扰他们的工作。军事科学院的事务也不宜过多干预。对于批评徐向前和叶剑英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1968年，王新亭接手负责军训部和外事局的相关事务。
面对繁重的外交任务和高度政策性的特点，王新亭全身心投入，专注于军队对外事务的管理。他深知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因此将所有精力都集中于此，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通过他的努力，军队的外交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展现了他对这一职责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执行。
王新亭在履行职责时，始终以细致的态度处理事务。面对前来求助的领导干部，他明确表示：“考虑到国家和军队的声誉，我们应理解各部门的难处。总参能解决的问题会立即处理，若遇到无法解决的重大事项，将向总理汇报请示。”
1969年5月，周恩来总理找到王新亭，将当时已经无法正常运作的国家体委交给他管理。总理特别强调，希望他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体委的工作顺利开展。
王新亭上任体委后，频繁召集各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他向上级周恩来总理提交了申请，建议对体委实施军事化管理，并最终获得了批准。
在王新亭的积极推动下，体育委员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他成功筹办了国际三项体育友谊赛，并安排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王新亭花了两年多时间，全力投入国家体委的工作，成功将各项事务理顺，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并得到了总理的认可。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将国家体委的管理权重新移交给了国务院。
1971年，为了尽快重建和巩固军队的基础设施，王新亭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项建议：“派遣总部调查小组深入各部队，全面了解部队受损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我军的历史传统。”
1972年4月，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王新亭与军训部负责人联合制定了《加强教导队建设，加快基层干部轮训》的方案。这份文件旨在提升部队基层干部的培训效率，强化教导队的作用。王新亭等人结合实际情况，明确了轮训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步骤，为部队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1973年4月19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中央军委正式向全军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的下达立即在全军范围内引发了热烈反响，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组建教导队，全面强化军事训练工作，形成了一股练兵备战的热潮。
1972年10月，王新亭被重新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委员。在任期内，他与院领导团队深入研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重点探讨了一系列关键问题，旨在提升应对未来侵略战争的能力。
1973年，王新亭在工作时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还伴有轻微的喘息困难。在叶剑英的关心下，他随即前往上海和海南岛进行医疗调养和康复。
随着工作任务日益繁重，王新亭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不仅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心脏病，还出现了骨质疏松和视力衰退等问题。面对这样的身体状况，王新亭决定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调至二线岗位，以便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留给年轻有为的同事。
1975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王新亭调任军事科学院担任顾问一职。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领导人接连去世。王新亭对此深感痛心，茶饭不思，内心充满了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忧虑。
1978年，全国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这让王新亭倍感欣慰。尽管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但他依然积极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他每天坚持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同时还抽空与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进行交流。
12月23日，王新亭迎来了七十大寿。当天，曾与他共事的多位秘书和警卫员专程到他家中，为他庆祝生日。
王新亭见到这些老熟人，心里特别开心，便邀请他们留下来共进晚餐。吃饭时，他端起酒杯，面带笑容地对众人说道：
感谢各位前来。回顾我投身革命的这些年，始终坚守在党的旗帜下。在党的指引下，我虽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自身存在不少不足和失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取得的成就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出现的过失也不应轻易放过。我期望在余生中，仍能尽己所能为党贡献力量。
1982年，王新亭被选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委员。
1984年12月11日，王新亭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王新亭是一位历经考验的坚定共产主义者，也是中国人民军队中杰出的高级将领和政治工作负责人。他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为人坦荡磊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工作态度严谨，注重细节，作风端正，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