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聊主席亲手写的三份批示，这些文件揭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通过这三份文件，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对此问题的立场。主席在批示中明确指出，过度崇拜个人会带来不良影响，必须加以制止。他强调，集体领导才是正确的方向，个人不应被过分神化。这些批示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分析这些文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领导人在面对个人崇拜时的态度和应对措施。
关于毛泽东是否鼓励“个人崇拜”的讨论一直存在不同观点。部分人借此大做文章，试图抹黑毛泽东的形象。
中央档案馆近期公布了三份重要文件，这些资料清晰展现了主席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立场。通过研究这些主席亲笔书写的原始档案，我们能够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消除外界对其不当的猜测。这些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有力地澄清了相关误解，为主席正名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档案的公开让公众能够直接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
【三份文件】
尤其是首个批示，正值"文革"浪潮兴起之际，全国范围内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显现，这篇报道中也使用了"最高指示"这样的表述。
主席审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认为第五页的"最高指示"表述不妥，建议改为"指导方向"。总体而言，这份稿件内容质量达标，符合使用要求。虽然存在个别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都符合标准，经过适当修改后即可投入使用。
与首次批示相比，第二份批示内容更为简洁，仅包含三句话。批示明确指出：“铸造铜像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不适宜进行”“此做法可行”“仅具有讽刺意味”。
主席起初从秘书田家英那儿听说了建纪念塔的事，一开始他并不太在意，觉得这事地方上自己定就行。如果真有必要，直接向东北局书记高岗汇报就好，不用专门跟他讲。
田家英见状，立刻补充了关于在纪念塔上设立铜像的提议。主席听后显然感到意外，立即反问道：“他们打算把我的铜像放在纪念塔上？”
田家英随后提到，他们还需要四位副主席的八寸站立照片，希望我们能寄过去，这样他们就能用来制作雕像了。
主席听完后，立刻动了怒，语气严厉地表示：“一张都不给！”随后，他提起毛笔，写下了那份批示。
他提到"这是可行的"，指的是修建纪念塔的计划；而"仅具讽刺意味"则是对铸造雕像的评价。
田家英察觉到主席心情不佳，立即接过报告，表示明白了主席的意图，并承诺会立刻着手处理。
主席随后强调，铸造雕像这种做法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以后谁再这么干，就不光是退回去的事了，还得公开批评。他专门让田家英去通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田家英收到的指示确实体现了深远的考量。就在铸造雕像事件过去仅六个月后，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内容相近的提案，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座主席的雕像。
主席审阅报告后迅速作出指示，仅用简短四字回应："切勿如此。"
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计划专门为主席在其家乡修建一栋住宅，并铺设一条直通其家乡的专用公路。
道路建设不仅仅关系到主席个人的利益，更对其家乡的群众有重要影响。然而，当把修路与建房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即便这条道路最终建成，很可能只会成为领导人的专用路线，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使用。这种特权化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主席虽然心系故乡群众，但他坚决反对因个人原因而调动国家资源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两码事。他深知，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因私废公。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体现了主席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原则立场。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为个人情感所左右，展现了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风范。
【主席的态度】
通过这三份批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主席对“个人崇拜”现象持明确的否定立场。
然而，有资料提到主席对此事的态度经历了明显的转变，起初他持反对意见，随后逐渐认可，最后却变得反感。
据主席的前任警卫长回忆，主席对于"万岁"这一称呼的态度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最初，他对这种称呼感到愉悦，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习以为常。然而，到了某个时期，主席开始对这种表达方式产生反感情绪。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接受、适应到最终产生抵触的过程。
他曾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表示，既不能完全忽视他的领导地位，也不能过分强调，否则他会感到不适。他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尊重他的身份，又不至于让他感到压力过大。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独特理解，既强调了权威的必要性，又体现了他对平等和人性化的追求。
主席注意到，当他与身边的警卫和士兵们一同休息时，大家显得有些不自在。
早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内部分同志就提议为毛主席举办生日庆祝活动，并借此机会推广毛泽东思想。然而，毛主席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保留态度。这一事例清楚地表明，主席对"个人崇拜"现象一直持有审慎立场。在此之前，他也多次通过批示等方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警惕和克制。这种态度贯穿了主席的整个政治生涯，成为他领导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刻给中宣部部长何凯丰写了封信，明确表示不要办生日庆祝，频繁搞这些活动容易带来负面影响。他坦诚地指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仍在学习阶段，不宜过度宣扬。
在后续的实践中，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的运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不仅在使用频率上有所节制，而且在具体语境中也格外注意分寸，避免过度强调或泛化这一概念。这种谨慎的做法体现了对理论概念的精准把握和科学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对思想理论体系的严谨认知和合理运用。
同年12月，中宣部发布了一项指示，建议今后避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以防止可能的误解。
自1948年11月起，主席在批阅关键文件时，特意删除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转而建议采用马列主义或其他表述方式。这一做法表明，当时在处理重要文件时，对理论表述进行了明确调整。这种改变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反映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理论表述的谨慎态度。这一调整体现了对理论表述的严谨性，也显示出在处理重大文件时的审慎立场。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席公开承认了自己在多个领域的失误，涵盖了军事策略、政治决策以及党组织管理等方面。
在他192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尽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在探讨经济议题时，却偏离了这一理论视角，导致在经济分析上出现了偏差。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领导人也不例外。他们也是普通人，不应被过度神化。我们应当警惕过度美化个人，防止将凡人捧上神坛。理性看待领导人的作用，才能避免陷入盲目崇拜的误区。保持清醒认识，既认可其贡献，也正视其局限，这才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斯大林在构建个人崇拜体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通过一系列手段，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斯大林利用媒体、艺术和教育等多种渠道，不断强化自己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形象。他精心策划的宣传策略，使得个人崇拜在苏联社会中根深蒂固。斯大林还通过政治斗争，清除异己，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影响了苏联的政治生态，也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做法，成为了研究个人崇拜现象的典型案例。
主席曾撰文探讨斯大林的相关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从历史中总结经验，避免党内出现个人崇拜和过分强调个人的现象。他强调，党内应保持集体领导，防止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抬头，确保党的团结和健康发展。
他指出，斯大林晚年逐渐沉迷于个人崇拜，这种行为背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也破坏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针对"个人崇拜"这一现象，毛泽东的立场呈现出多面性。与那些对个人崇拜持谨慎态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本人曾表达过对个人崇拜的肯定性看法。他并非一味否定个人崇拜，而是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个人崇拜具有其积极意义。这种观点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反差，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思考。
在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主席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的行为。他指出，党内一些高层领导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反对他的激进策略，主要原因是在反对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削弱了他个人的权威。
在成都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主席对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分类阐述。他指出，崇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合理的，另一类则存在问题。具体来说，对于马列主义这样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保持崇敬态度是必要的。然而，那种不加思考、盲目跟从的崇拜方式则是不可取的。
他提到了列宁，指出有人批评列宁搞专制。
列宁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与其让你一个人说了算，还不如我来掌权更为合适。
在这一阶段，主席对个人崇拜现象持一定程度的认可立场。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深入探讨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一种思维模式。他指出，过去在党内，大家往往习惯于以毛主席的观点为标准：如果毛主席认为某件事是正确的，那么大家就一致认同；反之，如果毛主席表示反对，这件事就会被视为错误。这种思维方式在党内形成了固定的框架，影响了决策和判断的独立性。
人们普遍将毛泽东的观点视为绝对真理，这种现象无形中加剧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在晚年时期，毛泽东于中南海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及了关于个人崇拜的话题。此时，他的观点已有所变化。对于个人崇拜，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讨厌”和“讨人嫌”。
他提到自己曾是湖南长沙的一名普通小学教师，后来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如今他依然以教师身份自居，对于“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这样的称号，他感到不自在，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摒弃这些称谓。
1975年国庆期间，毛主席在卧病期间与身旁的工作人员聊到了生命终结的话题。
主席严肃地指出，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谁能够逃避，包括他自己在内，人终究都会面临死亡。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反对个人崇拜现象。
毛主席在对待“个人崇拜”这一问题上，始终持反对和反感的态度。有人认为他有意推动个人崇拜，这种观点缺乏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三份主席亲笔批示，以及他的诸多实际行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历史材料清楚地表明，毛主席并不支持个人崇拜，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这一现象的看法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最初，他对这种现象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认为过度崇拜个人可能会削弱集体领导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似乎默许甚至鼓励了个人崇拜的滋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需求和策略调整。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不同阶段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一态度的演变，不仅揭示了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