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除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领域也获得了相当成就。
身为“敌人”的蒋介石，也心甘情愿地称赞毛主席“嬉笑怒骂皆文章”。
其文胆陈方评，更声称是：“非我等碌碌之辈所能为。”
但就是这样令“敌人”都盛赞的文笔，却一度遭人嘲讽是“老孤禅”。
然毛主席不但没生气，反而对其敬重有加，还在他过世后，特意关照其遗孀20年，并亲笔为他撰写了碑文。
这个人是谁？他和主席之间发生过什么？
“伟人之师”提到毛主席的老师，很多人首先映入脑海的，想必都是杨昌济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在毛主席艰苦的求学生涯中，遇见的可以称之为“恩师”的人，又岂止一两位。
而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历史中的主人公——袁吉六先生，也是对毛主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之一。
1913年春，湖南创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决定重回学校读书的毛主席，成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师录取。
而刚刚携妻归乡的袁吉六，也恰巧受同乡校长陈润霖所邀，到四师担任国文教员。
次年3月，四师被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毛主席与袁吉六也又再次在一师续上了师生情缘。
从1913年春到主席1918年夏从一师毕业，整整5年半的时间里，毛主席的国文一课，皆由袁吉六所授。
而在这几年里，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大家都知道，青年时期的毛主席，曾经非常崇拜梁启超。
对于其所著文章，亦十分推崇。
早年在东山小学就读时，主席就经常从表兄那里借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时报》，并模仿其文风写作。
实际上当时也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文体风靡一时之际，学生中仿效之人不知凡几。
但袁吉六却十分看惯这种风格。
当毛主席“沾沾自喜”自己终于能够写出颇似康梁文体的政论文时，袁吉六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说他这种文体是“老狐禅”，称其走错了门径，并极力劝他学习韩愈一下的古文。
袁吉六的言传身教，对毛主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6年，已经身在延安的毛主席，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在一师的求学生活。
特意提到了这位被称为“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回忆当年被其嘲笑文章是“新闻记者手笔”，而自己被迫改变文风的经历。
言谈中满是感激之情：
“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所以多年以后，在袁吉六已经过世的情况下，毛主席不仅亲笔写下 “袁吉六先生之墓”作为碑文。
1950年又在得知其遗孀生活困难时，去信湖南省长，请他“酌给津贴米若干“，使其晚年20年的生活有了些许保障。
毛主席题字
“锅粑秀才”艰求学毛主席在一师求学时，正值封建王朝硝烟散尽，但军阀混战统治下的革命风潮风起云涌。
而在湖南一师中，相比其他老师，袁吉六又稍微特殊了一点。
他生于清同治年间，且是举人出身，在当时的教员中是年纪最后的一位。
况且他还留了一嘴的胡须，所以就有了个外号——“袁大胡子”。
不过相比于一派“老学究”的外貌，他的学识是真的渊博，授课方式也以讲解精辟著称，故而受到很多学生的推崇。
作为一名老师，学识当然是基本。
但对袁吉六来说，知识的积累过程着实不易。
袁吉六自小家境贫寒，且三岁丧母备受冻馁之苦。
自年少时便跟着身为秀才的父亲浪迹苗乡。
但尽管贫寒交迫，袁父也一直坚持让儿子入学读书。
在苗乡时，他先是跟着本寨罗芳城读了四年私塾，又在12岁因天资聪颖，得前来葫芦寨设馆的石明山看重，免其学费授课。
天资聪慧再加上勤奋好学，袁吉六长进很快，不久便熟悉掌握了诗词歌赋的要领。
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的才能，其恩师石明山又将他推荐给了邻县的名师许光治先生，让其在许家寄住深造。
结束求学后，袁吉六返回葫芦寨，一半教书一边准备科考。
及至光绪年间（1883年），15岁的袁吉六得到消息，永顺府要督考秀才。
满心准备大展身手的袁吉六欣然前往。
但由于家贫，只能在邻里乡亲中借了些粮食，熬制成锅粑，作为赶考的干粮。
没成想吃了一路的干粮，却在考场里给他造成了“大麻烦”。
原来为了防止考场饥饿，他便在进考场前在袖子里塞了几块锅粑，却被监考官误认为是“夹带”作弊。
直到他坦然将锅粑抖落在桌面上，才解开误会。
后来袁吉六成功中举，当时在考场上的这个小误会，也成为了一个美谈。他也因此得了一个“锅粑秀才”的诨号。
再后来他又赴省院参加乡试，考中丁酉科举人，成了真正身负功名的读书人。
但其中举后，却不似旁人入仕做官，反而矢志从教，半生致力于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乡亲子弟的教育事业，造就了不少人才。
脾气古怪的“拔贡老子”除了“袁大胡子”、“锅粑秀才”这些戏称的诨号，袁吉六还有一个被受赞誉的尊称——“拔贡老子”。
所谓拔贡，就是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指经朝考合格后，可授予小京官、知县或教职的人，算是一种身份象征。
但袁吉六这个人，从小苦读又千辛万苦考取功名，却始终不入官场，晚年还以未入仕途为幸。
公元1916年（民国5年），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曾诚信延请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
但时年仅48岁的袁公，却以年迈力衰、难负重任而拒绝。
谭延闿以为他只是不想入官场，又提出请他出任国史馆总编修，却还是被推拒。
谭延闿
或许也是因为他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子，也让他总显得脾气古怪。
晚年时袁吉六回乡卜居，集中精力著书立说。
某次他再上厕所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字，就再厕所里琢磨起了它的源流。
家人见他半天不出来，怕出意外，便到厕所门口去喊他。结果却挨了他一顿骂。
另外在教育子女方面，袁吉六一向以严格著称。不过一般情况下，倒也不像其他传统父母一样喜欢动粗。
偶有动鞭子的情况，也要达到“打一教众”的目的。
某次有个儿子犯了错，他硬是把所有子女都叫过来教育，让他们以此为戒。
最后拿起家法，狠狠在犯错的孩子身上打了三下，边动手还边气呼呼地说：
“气死老子！气死老子！”
其他子女看着自己老爹的架势，吓得在一边诚惶诚恐地站着。
而袁吉六教育子女的这个故事，如今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歇后语，“拔贡老子教崽———打一个教一堂”。
回顾袁吉六一生，教子课徒、著书立说。偶有余财也不置田地，而是购书兴学。
成天里的他，读书写字日无闲暇，虽写的一手好字，但有达官贵人重金求墨宝，却都遭拒绝。
反倒是遇到贫苦人有婚丧喜庆，高兴时就会很乐意执笔挥毫。
“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
永志纪念袁吉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