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中国儒家学者解释《周易》的著作，又名《易大传》《十翼》。自从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孔子作传的说法一直是主流。

但也有不同声音。比如宋代欧阳修、赵汝梅，元代易学大家王申子、考古辨伪学家崔述，直到近人冯友兰、陈鼓应、黄宝先等人，都怀疑司马迁此说。

黄宝先认为《易传》只能出自黄老道学，陈鼓应等人坚持《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王赣、牛力达、刘兆玖等学者则认为，整个《周易》，都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

根据很简单，易传思想与儒家思想不同；孟子、荀子尊崇并抬高孔子，却不提孔子作《传》之事。

但也有共识：将《易传》10篇与《周易》合而统称《易经》，始于汉孝宣帝以后，并且《易传》出于战国。

但不管怎么说，《易传》成书，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一系列理论阐述，使中国古代占筮术趋向完备。由于将阴阳生生之理注入《易传》，改变了《周易》的性质，以占筮为功能的《周易》被伦理化，《周易》理论变得博大精深，无所不包。

正因为此，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周易》一跃而登堂入室，被奉为 “五经”之首，成为官方哲学。自此,《易传》的天道思维方式、阴阳变化学说和伦理纲常观念等，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这也是当代称之为“哲学”的根本理由。

汉宣帝被称为“中兴之主”，他曾警告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武帝虽名为“独尊”，实则“霸王道杂之”，即阳儒阴法，这一汉家制度为历代所袭，只是后人滞于名号，不究其实，只知其“独”，不知其“杂”。汉宣帝之后，《易传》与 《周易》合二为一，成就了易学三大发展高峰的第一次高峰（两汉、魏晋、两宋）。

两汉易学重“象数”，故被称为象数派。但象数派偏重研究象数，导致零碎比附，歧义纷出。魏晋玄学大盛后，出现了被称为“王弼扫象”的易学现象，即王弼、郭象“以老解易”，以老子思想阐释“易理”，使易学研究领域空前开阔，也为两宋易学提供了义理思路。

与汉易不同的是，魏晋易学，引道家思想于《周易》，赋予《周易》以道家元素。

王弼化用庄子言曰：“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他认为：“象”“言”只是工具，“意”才是最终目标。只有抛除“言”“象”的粘滞与牵绊，才能领悟“意”的妙义，这便是所谓的“忘”。

王弼之说，与孔子回答子贡的话是一致的。帛书《要》中孔子回答子贡说：没有德行，才外求神鬼；没有主见，才相信卜筮。而现在的我，却喜欢读周易，但我没有用它卜筮什么，我只是喜欢卦爻辞所含的道理。

即便如此，可能后人也会因此误会我，以为我违背了初衷，老了却来读周易——这说明，孔子时期，周易是用来卜筮的。孔子说自己读易，与他对周易的看法不矛盾。

所以，王弼的“义理”之说才符合孔子真义：不滞于象，而专注于义。

《易传》的功利性与儒学的义利观对立。

《易传》的突出特点是功利性，易学名家黄宝先认为：《易传》对《易》中每一卦的卦、爻、辞解释，都会给人们提供一个关于吉凶利弊的参考意见，这一思想贯穿始终，《系辞》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也就是通过阴阳变化之道，达到为天下利之目的。

这一明显的功利性特点，与孔孟儒家耻于言利的立场严重对立，因此它不可能是儒学之作，而只能是齐文化。

齐国自姜子牙建国以来，一直奉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思想，田氏代齐后，重功利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稷下学宫作为田齐政权设立的咨询机构或智囊团，目的就是为田齐的社会政治服务，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说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为田齐的统治者献计献策。而《易传》思想与之相似。

《易传》以道为主，兼顾诸家，体现了黄老学派的特点。

黄先生认为：《易传》解易的立足点是道，归宿点也是道，道是《易传》的灵魂和生命线。最难能可贵的是《易传》在坚持以道为本的基础上，应时而变，整合了各家学说。

《易传》对当时游于稷下、争鸣于稷下的各大学派的思想都有所接受，并对这些学派的思想赋予了道的内涵。

比如吸收儒家礼、德、仁的思想，其中对不少卦用“德”来解释，并且多处引用孔子之言，但将引言进行了变通，应变成实现天下得治之道，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也”。

再比如，《易传》还采阴阳之说，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当成万物之始，并把阴阳家的推衍之法运用到占筮中，把阴阳之法变为“圣人之道”。

《易传》还吸收了墨家的尚贤、兼爱等主张，并以之为“为治”之道，指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敦乎仁，故能爱”即泛爱天下。

当然，《易传》还吸收了法家的重法重权主张，吸收了兵家、名家等学派的主张，使各家学说在《易传》里都能得到体现。

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黄老学派“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主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可见，《易传》解易思想与黄老学派是一致的。

东汉经学理论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概括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也成为后学者的口头禅。

王赣、牛力达、刘兆玖等学者认为，别说《易传》，包括上、下经和“十翼”在内的整个《周易》，都是战国齐国稷下学宫的作品。

他们从八卦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以及由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的漫长过程说起，围绕着“易图”，即北宋“希夷先生”陈抟所传、被朱熹发挥的“易图”为核心，分析了各种卦序，按照陈抟“易图”所表示的二进制卦序，重新编排了《易经》经文，对经文和“十翼”进行了深入的发掘研究。

“文王八卦方位”被北宋邵雍称为后天之学，这些作者发问：地处西歧的周文王为什么要说“帝出乎震(东方)”呢？在西北方来个“战手乾”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秦国为了进攻赵国，并进而打击韩、魏、楚等国，与齐国连横，相约为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后，派魏冉去齐国，约齐湣王自立为东帝。

东西二帝各怀心事，齐湣王表面上“悦言平兑”，却暗里较劲，要和秦国势不两立。

稷下先生们从齐湣王的政治需要出发，假托文王，因此编造出所谓的后天八卦方位，为齐湣王统一制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