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早年旅居马来亚，是南洋最早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士之一。他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吉隆坡分会支部书记。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被迫从广东避居上海，但依然在寻找中国革命成功之路。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回国专程谒见孙中山，但由于国民党右派阻挠，几次谒见都未成功。孙中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为彭泽民颁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彭泽民多次与孙中山讨论国内政治、军事及南洋党务等问题，成为孙中山的得力支持者。在国民党“二大”前后，彭泽民同共产党人毛泽东、彭湃等交往甚多，思想认识、时局政见、情感认同日益与共产党接近，成为他后来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思想基础。
在与共产党人彭湃的交往过程中，彭泽民了解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情况，这种以农民协会形式组织农民投入革命运动的方式成效显著。受此启发，彭泽民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创办“华侨协会”。开办仅一年，会员就由成立之初的百余人发展到15万多人，成功组织团结起华侨群体，使之成为国共合作旗帜下支持大革命的重要力量。彭泽民还在广州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邀请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任教员。虽然由于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办了一期，但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华侨运动骨干。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彭泽民愤而离席。他首先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将于会议次日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于是连夜赶往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住处通告情况，还在天亮前紧急告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并给每人发了100大洋迅速转移。彭泽民在危急关头的紧急举措，使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免遭厄难。当获知彭湃、刘伯承、朱德、恽代英等一批大革命时期结识的共产党人将要在南昌举事时，彭泽民毅然决定到南昌参与起义。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将彭泽民“永远开除党籍、通缉归案严办”，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对彭泽民发出“驱逐出境令”。此后，彭泽民在广州的家产被查抄，存款被没收，生活陷入绝境。但他此时仍然惦记曾共患难的共产党人安危，并多次设法营救。
抗日战争期间，彭泽民发起华侨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5月，他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不断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华侨捐物捐款，支援抗战。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彭泽民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彭卓平，农工党创始人之一彭泽民的长女，出生于1911辛亥年，1935年毕业于岭南大学文学系，1956年经李健生、丘哲介绍，加入农工党。 2019年4月19日仙逝，享年108岁。
彭泽民1906年加入中华革命同盟会，是吉隆坡分会负责人之一。1924年回到广州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1930年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事会干事。抗战爆发后，向国民党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宣传抗日。1941年皖南事变后，同宋庆龄等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当局呼吁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在香港领导南方民主运动，并任“反内战大同盟”常务委员。1947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9年代表该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民国15年(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海外部长。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为发展海外侨务作出贡献。次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与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同时极力反对汪精卫“清共”诡计，保护中共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然后，毅然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起义后，隐蔽到香港行医。
民国19年，同邓演达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民国22年参加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再返香港，入陈伯坛中医专科学校进修6年，毕业后在香港挂牌行医。并任香港陈李济制药厂、先施化妆品厂、永安蒲包仓和广生行的厂医。曾与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创办《抗战华侨》杂志，积极向海外侨胞宣传加强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
民国30年1月12日，与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关于皖南事变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委书》。
民国36年1月，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
民国37年12月，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宜。[1][2]
1949年9月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首都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1951年起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
后世纪念
2015年12月5日上午，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85周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暨彭泽民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晓峰在讲话中回顾了彭泽民先生伟大、光辉的一生。他说，彭老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爱国华侨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彭老将一生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华侨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前辈，还是医德高尚的中医大家。彭老崇高的爱国精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坚定立场，向黑暗势力坚决斗争的鲜明态度，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深厚感情，永远是农工党党员学习的楷模。
历久弥坚松柏节
白发丹心谋国是
1948年，彭泽民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以七旬高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彼时，年过七旬的彭泽民在香港已是中医大家，每月的收入，足以供全家十多口人舒适生活，彭家海内外很多亲友都劝他说：革命已经成功了，宜“功成身退，安享晚年”，彭泽民均予婉拒。
是年12月底，彭泽民第一次换掉中式大褂，穿上西装，假扮成华侨富商，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乘夜登上苏联油轮“阿尔丹”号，在海上整整颠簸了12个昼夜，历尽艰辛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又同一批民主人士一道进入刚刚解放的北京城！
一生从不穿西装的彭泽民，为顺利北上而专门定做了白色西服。旅程中，风大浪急，“阿尔丹”号的一个轮机坏了，后来又遭到美国第七舰队袭击，彭泽民在船上写到：“海面狂涛姑忍渡，春风将近到吾船！”。
彭泽民在革命的道路中上下求索、跋涉一生，散尽家财、几经生死，他从组织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开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就是要为饱经苦难的同胞和祖国找到一条光明的大道，如今，新中国终于要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了，他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振奋！
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彭泽民在行程中所赋七绝真实地反映了他溢于言表的激动心情。1949年底，彭泽民将全家搬到北京，他希望子女也尽快接受新中国的教育。
从早年放弃殷实家产自马来西亚举家归国参加革命，到古稀之年放弃优渥的国医生活自香港北上建设新中国，彭泽民始终是一颗赤子心，满怀报国梦！
1949年9月24日，彭泽民作为农工党首席代表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三个文件，全党同志从此要立下宏愿，永远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彭泽民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代表农工党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中，他还负责多方面工作，担任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侨委委员等多个要职，此外还担负着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
1949年9月30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章伯钧、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图为毛泽东主席与委员们合影。三排右三为章伯钧、二排右七为彭泽民。
1949年10月1日，彭泽民（左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北京市的全体农工党党员荣幸地在天安门城楼下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时刻。
这是彭泽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他像一个青年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1951年8月26日，农工党北京市委成立，彭泽民亲任第一任主委，已年过古稀的他公务繁重，但对北京市组织还是勤于兼顾，不挂虚名，常来询问工作情况，主持会议，事必躬亲。
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彭泽民依然抽出时间行医看病，他一生以做医生为荣，以替他人解除病痛为乐。
彭泽民刚到北京时暂住北京饭店，据农工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农工党北京市委前身）王大鲁回忆，“彭老穿一袭布长衫，慈眉善目，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我岳父患有胃病，我就陪他去请彭老诊治，彭老的处方一般只有三四味药，但剂量很大，这正说明他诊断的准确……”。
当时，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同址办公，彭泽民每到中央开会，都会提前到达，为中央和北京的机关干部和家属义务看病；他常为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张澜、李济深、何香凝、邓颖超等老朋友诊病；他给叶剑英、许光达等很多在艰苦革命中积劳成疾的军队将领看病，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患有头风症，头痛剧烈，由两位警卫员搀扶进来，他对症处方，由夫人亲自煎药，复诊时肖劲光已行走自如。
1949年10月中旬，农工党中央机关由香港迁到北京市鼓楼辛寺胡同14号。1951年农工党北京市委成立后自西京畿道办公旧址迁到该处（现为鼓楼辛安里66号），直至1995年都与农工党中央在一起办公。
到彭泽民家求诊的病人中大多数是普通人，有工人、战士、教师等，他总是在上班前后、周末假日义务诊病，分文不取，也不接受任何礼物。在他近耄耋之年、返乡省亲途中，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来请他这位中医大国手诊脉开方，他也来者不拒。
解放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多少钱买药，彭泽民常用自己的津贴买药，或制成成药赠与病人。由于许多患者经他诊治，很快药到回春，大家口口相传，求诊者络绎不绝，常常挤满他小小的临时诊室，一月内求诊者达600余人次。
据彭泽民女儿回忆，由于彭泽民医术高超，“就连北京的中药店也几乎无不知晓，他们常为父亲的独特处方，神奇用药而惊讶不已。可以说父亲治病救人的名声远大于他所任的政治职务。”
由于彭泽民为大批党政军同志治愈顽疾，他对解放军又有多年深厚感情，中央军委特聘他为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军委疗养院及某军队医院的义务医生。彭泽民在写给侄子彭炳堂的亲笔书信中，谈到他公余诊病的情况说“近来接受军委会聘为义务中医，每日在家应诊几数十人，座为之满……”
参考资料
[1]
“大局方兴，忍言归去!”——回忆彭泽民同志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引用日期 2022-06-02)
[2]
农工党创始人彭泽民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 志同道合中新网(引用日期 2022-06-02)
[3]
彭泽民先生追思会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引用日期 2022-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