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商人不能为帝国创造价值，商人作为中间商还把差价赚走了，让帝国税收出现问题。商人交税又有不确定性（没法定额征税），总之就是不好管理。

《管子·小匡》里最早出现四民的概念：“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虽然都是民，商人却是老末，地位最低。但是商人虽然地位低，但是他有钱啊，有钱必然要争取一些政治权力，以及古代大商人必须跟官府勾结，才能顺利获取更大的利润。典型的例子就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他本来是个破落户，在阳谷县开了个生药铺，最后靠着使钱，一路巴结上蔡京，最终还当上了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这其中的官商勾结自不必说，西门庆当上官之后，之前花出去的钱自然要加倍从老百姓手里搜刮出来。满清的时候，还给西门庆这种出身的官员专门设定了一个名词：捐班。

捐班以商人居多，无他，就是有钱。你是进士出身，我是同进士出身，他是捐班出身，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商人做大了除了会出现官商勾结的问题外，还容易跟帝国中央叫板。盐铁官营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了，帝国政府就是最大的商人，那贩铁贩盐的商人自然就成了打击对象。到了清朝后期，钱庄、票号的出现，又影响了帝国的铸币权，以及明末的晋商，还卖物质给山海关外的后金，总之，在国家看来，商人就是不稳定因素，自然地位不能高了。哪怕财富多如沈万三和胡雪岩，该一脚踢开也是要一脚踢开的，也就当个白手套用用而已。

胡雪岩风光的时候是二品红顶商人，落魄的时候就啥也不是。

最后，中国古代一直是个农业国，以农为本，安土重迁。而商人为了利润到处跑，所谓“重利轻离别”，心思活络，天然就是帝国的不稳定因素，漕帮盐帮这种，说是商人也行（武装商人），说是匪徒也对，更别说那些跨国贸易的商人，天天都经历九死一生。这些人，天然对帝国政府没什么归属感，哪里有钱跑哪里，不是”值得教化之民”。同理，那些下南洋的、闯关东的、走西口的，里面有没有商人的踪迹？这些都是为了生存无视帝国法律的那群人。

总结，因为商人天然的跟古代中国政府争利，也不是安土重迁的人群，不是古代中国的理想统治人口，所以地位低下也是必然的，不然大家都去经商了，地谁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