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县委于1939年冬，在踏马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县委书记齐源和县长康瑞华主持，二地委也派领导人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100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总结和分析了抗日斗争的新形势。百团大战取得胜利之后，全县抗日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这对巩固扩展根据地、扩充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加强农田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一、纯洁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第一，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对敌斗争，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发动人民群众打日本的真心实意和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椿树底村来说，1937年11月初建党时，只有5名党员，即梁黄才、梁文课、梁文岱、梁五妮、梁正祥。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全村已有党员30余名，增加了5倍。到了1941年初已经形成以梁福清为书记，以梁玉秀、梁和年、梁礼成、梁润生、梁文云、梁广银为委员组成的党支部。他们团结一致，坚强有力，是领导全村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
1941年上半年，全县统计共建党支部的村庄达到了224个，发展了党员的村庄达到了158个，党员人数达到了2000余人，比1937年底增加了4倍，并对党员有计划地进行了培训。因为当时党支部和党员对外都是绝对保密的，所以县委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核心作用，提高党的战斗力，特在后东山和滤沱河沿岸及石家庄等几个村庄，先后以训练农会干部的名义，分别训练农村党员干部1000余人，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组织领导群众的能力，同时也为培养选拔脱产干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要巩固根据地，就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在抗日政权内部，防止投敌叛变分子的破坏，经常做清查防范工作。尤其是在曾被日寇侵占过的地区进行这一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虽然这些人是极少数，但绝不能大意，否则后患无穷。例如下社村在百团大战之后，经过领导清查和群众揭发，及时挖出了三个投敌叛变分子，经过我抗日政府公审后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1940年11月的一天，我七区抗日政府在下社碾子坪村南面姚玉沟干河滩上召开了一个公审大会，附近各村到会的群众很多。我当时住在下社河东村随三舅父崔双璧参加了这个大会。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在下社村召开的这么大规模的公审大会。被公审的人是：崔某、李某（均为下社河东村人）、梁某（下社碾子坪村人）。他们三人在日军未侵占下社村前曾任过我下社村河东村的民兵领导干部，崔任过教导员，李任过队长，梁当过民兵干事，他们三人曾经高喊过抗日口号，得到过大家的信任。但是自从日寇当年6月27日侵占下社之后，他们三人很快就投入日寇的怀抱，心甘情愿地为鬼子效力。他们的罪状主要有两条：第一，暗地里领着敌人的薪水，秘密地给鬼子办事，利用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偷偷地为敌人搜集我党的情况，刺探我军情报，完全叛变了革命，丧失了中国人的最起码的民族自尊，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第二，公开充当了日寇的马前卒，千方百计地孝顺其主子﹣﹣日寇。有一天他们驱赶下社村各村老百姓到敌人据点﹣﹣河西村，参加敌人召开的一次集会，在会上三人多次带头让群众振臂高呼"皇军万岁！"结果在场群众既不举手也不随他们三人喊，三人见了气急败坏，抓住群众乱打，后又把一些群众抓起来。
公审大会那天，正好是一个大阴天。大会是在正午时间召开的，到会的群众非常多，有近千人。不仅有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团体参加，而且还有部分地方武装游击队参加。整个会场群众情绪高涨，高喊要求处决叛徒。大会经过对三个投敌叛变分子的公开审理后，最后宣判崔某、李某、梁某三个卖国贼死刑，立即执行！执法队迅速把三个坏家伙从主席台旁边的姚玉沟北岸，带到南岸执行枪决。执法队打了几枪才将三个坏家伙全部解决，并经过了检查确认已全部死亡之后才离开现场。此时天色已晚，非常寒冷，渐渐下起大雪来。群众也很快散去了。雪下了整整一夜。当第二天早上执法队又去现场检查尸体时，发现少了一具：崔的尸体不见了。经过查看发现，周围雪地里有脚印和血迹。然后执法队就跟着脚印和血迹从碾子坪村南向西北方向找去，一直走了约一华里，来到了河西村韩某家院子里的一口藏土豆的窖口处，崔便躲在窖里。执法队将崔拖出来一看，只见崔的头部打了三个不深的槽，血流满面但并未死亡。执法队几个人又将崔拖回碾子坪村南，姚玉沟南岸，再次用枪将其击毙，彻底为人民除了大害。
这次公审大会不仅打击了叛变投敌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纯洁了组织，教育了群众，增强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必胜信心。
二、掀起拥军热潮
百团大战期间，在盂县境内参加对敌作战的部队有：特务营、十九团、县区游击队、五团、三十四团、晋绥边区等部队和担架队。结果是我军取得空前胜利，这是与盂县各级抗日政府的周密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分不开的。他们在后方做军鞋、送公粮，在前方抢救伤员，并及时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把牺牲的烈士遗体分别转运到烈士的原籍，进行妥善安葬。在椿树底村就有四位烈士遗体先后运回了本村安葬，他们是：
崔文山，生于1920年，1939年参军，在十九团三营九连任班长，1940年在盂县千佛寺（即兴道村）战斗中牺牲，时年21岁。梁成双，生于1921年，1938年8月参军，在十九团三营九连任战士，1940年在寿阳县宗艾牺牲，时年21岁。
梁四小，生于1916年，1938年8月参军，在盂县团（十九团前身）任战士，1941年在盂县西烟战斗中牺牲，时年25岁。
梁四只，生于1922年，1944年参军，在四团任战士，1944年在盂县西烟战斗中牺牲，时年22岁。
他们的遗体运回本村以后都及时得到了很好的安葬。他们家属的门口被挂上了"光荣烈属"的牌子，受到了抗日政府的优待和人民群众的尊敬。
百团大战之后，盂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年轻人要求参加八路军的热潮一波接一波。那时参军的途径有三种：第一，各村按照上级要求有计划地动员年轻人参军。第二，用逐级选拔提升的办法充实部队，也就是正规军需要充实时经过批准，可以从盂县游击队里选拔部分人员补充正规军队，然后县游击队从区游击队里选拔人员补充。有时也有县区游击队整体被升编为正规军的，如盂县团被选拔提升为正规军十九团。
随着党组织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在盂县县城十几里周围的村庄，如长池、吉村、南庄、拦掌等地也一度成为了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普遍展开了解放妇女、实行婚姻自由、站岗放哨、捉汉奸等行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和宣传人民子弟兵英雄事迹的热潮更是空前涨。
各村利用多种形式对特务营、十九团等部队的英雄事迹展开宣传，普遍称赞十九团刘团长。刘桂云团长1911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新叶村的一个雇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红军，在五次反围剿中他的全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怀着仇恨走向了抗日征程，在抗日时期他是冀察晋边区二分队十九团团长。十九团经常转战盂县和后来的盂阳、孟平、盂寿等县，在刘桂云团长和廖鼎祥政委的指挥下十九团屡建战功。因此十九团和刘团长的名字男女老少尽人皆知。群众中传诵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八路军有个十九团，十九团有个刘团长。
刘团长英勇又善战，他是咱们的好首长。
刘桂云同志面目清瘦、身体健壮，因多次作战负伤，致使一臂略呈弯曲，下肢稍有点跛（三等甲级战伤）。然而一旦投入战斗，他就勇如猛虎，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9月，在陈庄战役中他率领团预备队，指挥机枪手击毙日寇第八混成团长水原少将立下大功。1942年12月中旬，获悉日寇第四混成旅的一个大队和伪军二三百人企图偷袭我盂县麻河一粮站，刘团长率团赶往救援，从早上打到夕阳西下，一连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共歼日寇和伪军140余人，鬼子大队长"驴头太君"被打成重伤毙命。
1943年6月6日，日军约五六百人在我盂县白家庄、禅房、石门子一带大肆抢劫财物，掠夺牲畜，扰害群众。我军三十四团一部在团长的指挥下早在白家庄东北的大凹掌设置了伏兵，日军发觉后即派了一部分敌兵，企图从小沟迂回包抄我军后路。一部分敌人继续追赶向四楞山躲避的一群绵羊，并抢占了四楞山制高点，自以为阴谋可以得逞，不料我十九团也早已埋伏在那里，专等鬼子到来。由于我军布置严密，又有三十四团紧密配合，我当地民兵和群众的积极支援，十九团刘团长亲自指挥，战士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装备占优势的日寇被我军打得焦头烂额，多次冲锋，被我军击退，我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敌人130余人，俘虏23人，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并夺回被日寇抢走群众的财物多件，牛羊数百头，救回被抓群众十余人。
这次四楞山伏击战的胜利，又一次打击了日寇向我解放区扫荡的凶焰。用陈赓将军的话说，"这次胜利，告诉了敌人，解放区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的。"
因此，当地群众又编了一首赞美歌唱道：
勇敢的十九团，和鬼子血战在四楞山，
战斗打了多半天，消灭鬼子一百三……
1943年10月10日，刘桂云同志在盂县西部的炭羊烟身陷日寇重围，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2岁。他为把盂县人民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刘桂云同志牺牲后，盂县人民和十九团的指战员，无不顿足捶胸，悲泪夺眶。他的遗体由部队同志先安放在盂县西部的长岭村张英家中。过了一夜后，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又将其埋葬在一个小山丘下。日寇曾连续数次上山搜索，用刺刀逼着群众交出遗体，但群众都守口如瓶。1944年盂阳县在独头村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塔，在丰碑上镌刻着："悼光荣牺牲的刘桂云团长"11个大字，1953年刘桂云烈士的遗体又迁葬石家庄烈士陵园。他的名字永远留在盂县人民心中。
三、恢复和发展生产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工农业生产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指导下，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县区政府积极提倡农民变工互助，农村依照一年二十四个节气耕作时，较多地开展了互助生产的办法。例如我想及时利用雨后土地有墒（即土地湿润）耕作，可人力又不足，寻亲戚朋友前来帮助耕作，然后亲戚朋友耕作需要人力时，我再帮助他们耕作。这种变工互助的方法，在人与人之间，有时也在村与村之间开展，以调节和弥补劳动力不足，避免贻误农时。加之政府给农村发放耕畜、农具贷款，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
为了促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村庄设置了催人早起的鸣钟，还成立了"打懒队"。椿树底村也是这样，当时青救会主任是梁礼成，儿童团长是梁湛山，负责组织了本村的"打懒队"，他们把起床鸣钟吊在龙王庙的前梁上，每天早上天亮前一小时，有青救会领导负责连敲三声，告诉大家赶快起床下地去劳动。接着我们儿童团组织的"打懒队"就对极少数不爱劳动的人，上门去督促批评。我记得我村南有一个不爱劳动的"二流子"韩某，我们"打懒队"经常有三四个儿童在鸣钟响后，就迅速赶到他家去，督促其起床下地劳动。他不起床我们就不离开他家，并且还唱起有关的歌曲来，不让他继续睡觉。经常唱的一首歌词是这样的：
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
锄起了野草好长苗啊，
咳呀咳呀咳，呀呼咳呀呼咳
锄起了野草，好长苗来么……
那时在敌后的县区游击队也开展了一些小型的种菜种粮劳动。青救会和我们儿童团还经常组织人员，帮助抗日军烈属和孤寡老人种收庄稼，以及打核桃、黑枣，摘花椒等，解决他们劳力不足的问题。
此外，上级要求我们儿童团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督促其他人去劳动，而且自己也要积极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鼓励儿童在生产中争当模范。例如有一首歌《模范好儿童》这样唱道：
儿童儿童年纪小呀，每天起得早；
背起粪筐去拾粪呀，回来去上学；
地里的活儿都会干呀，都会干呀呀；
生产学习全做好哦，全做好来么，全做好；
做一个模范好儿童呀，好儿童；
咳！奖我个小羊羔！
在手工业方面，除了铁业、木业、石业等外，棉花纺织也恢复了生产，整个根据地的劳动效率也提高了。尤其是沿龙华河淖沱河两岸出现了许多小水磨、水碾等，引水灌溉庄稼更为普遍了。
【梁玉章，1929年5月生，山西省盂县人。1937年11月参加抗日儿童团，历任儿童团中队长、团长、小区儿童团团长。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冀晋军区二分区兵站任通讯员、司务长、科员、指导员、秘书、西北空军后勤部副科长、二航校学员、通校科长、通校校务部副部长、兰空西安机场干休所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儿童团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参加多次战役和平叛作战。曾荣立大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