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宝应，四十五年了。遥想五十五年前初到宝应，一个懵懂的儿童。看着晚上黑黑的一切，紧张害怕。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听不懂的话。那年，我七岁不到。

随着时间，能多少听懂当地人说什么了。很奇怪，他们的口音怎么和我们有那么大的差别？试着说一两句，怪腔怪调被别人笑话。不说了。

在当地大队上了小学。后来据父母讲，在扬州应该上学了，办理全家下放，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大队小学的老师，全是回乡知识青年，上过初中高中的都有，以初中毕业为主。我们生产队就有两位老师，同姓同宗，不同的辈分，年龄差不多。当老师时都还没有结婚。记得其中一位结婚时，兴冲冲赶过去看新娘。

那场婚礼，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新郎的父亲和哥哥，大早出门，不知在什么地方躲了一天，只等到婚礼结束宾客散去才回家。后来知道，是躲在一个草堆里。提前在草堆下面部分弄出个可以藏人的小洞。原来，儿子结婚父亲兄弟们要躲起来，不知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怕“闹”。新婚三天无大小，闹起洞房来，估计很出格。否则为什么要躲！

在宝应生活了将近整十年。可以说一些简单的宝应话。乡音是一种奇怪的表现。早在唐代就有大诗人写下“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句子，在那个交通甚不发达的年代，“少小离家老大回”，居然还是一口乡音，也不知道在京城做官，别人怎么听懂他的表达！

宝应人说我是“蛮子”，因为我的扬州话。回扬州工作，扬州人说我是“侉子”，因为我的扬州话中少不了有宝应的口音。为了不被说“侉子”，在单位便努力地说普通话。我们单位的同事，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大家共同的语言，是普通话。故而，我的普通话自认为还可以，比“扬普”好听些。

离开宝应最初的一二十年，很少去宝应。交通是个问题。到宝应干什么住哪里又是个问题。有联系的几个，都是老同学。后来大家前前后后有了各自家庭，联系便少了。

记得去过的一两次，都是去了老同学兼闺蜜的家。一次是她的风光大嫁，一次是她到我家玩。我们正吃着饭，她忽然提议去她家，于是将桌上的饭菜打包，脏的碗筷扔进洗池，起身去了宝应。如今感叹，年轻正好，没有那么多的瞻前顾后。

后来买了汽车，脑袋里立马泛起离开了小三十年的第二故乡。说干就干，开车前往。进了庄子里，引来乡亲的围观。发现是“老刘家”的老大两口子，可开心了。这个叫名字，那个来拉手，比在那里的时候亲热得多。

去的时候担心没人认识我，啥都没带。没想到几乎看到我的人，都认识。他们客气地叫我进屋。印象中的茅草房一间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都是两层小楼。比我在扬州的房子好多了大多了。

印象中的青壮年，皆已经老迈年高。他们说着几十年没变的话语，又是说又是问。问我的父母，问我的弟弟妹妹们。我尽可能仔细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尽量做到不顾此失彼。这一份亲切感，没有因为时空的变化变淡，反而愈发地浓烈。

谢绝他们的盛情，答应会带了父母过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从那以后，忽然变得对宝应话异常敏感起来。不管是散步，还是聊天，亦或是在公交上，只要有人说出宝应话，哪怕只是一句两句，都会被我捕捉到。假如有可能，还会讨厌地问一句：你说的是宝应话？大多时候，会被惊喜地反问：你也是宝应人？

有一次和朋友去江边葵园玩，同车中有两人用宝应话聊天。上车时我看到有生人，没打算说话。可听他俩聊得有声有色，忍不住用宝应话说了一句什么。那两位老兄立马同时发文：你是宝应人？我说“是的”。聊天三人组成立了。

擦肩而过是五百年的修行。同车呢？三个人越聊越来劲，几分钟后，我便知道其中一位，和我的老师颇有渊源。再聊下去，简直就是一家人了。哈哈。

回到扬州，两位老兄说，认识了半个宝应人的小妹，一起吃一顿。他俩破费，请了我们几个一起去葵园玩的人小聚了一餐。

前两天，老同学电话邀请，有几个老同学与宝应老乡聚会，你来不来？当然来。虽然宝应话说得不够字正腔圆，听听宝应话也是享受啊。这位老同学是我初中的班长，相识相交四十几年了，再见还是少年！

退休了，有了更多机会听到宝应话，和来自宝应的人交流往来。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