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内地女学生去香港旅游，几条街逛下来走的脚疼，周围没人，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蹲下来缓口气，马上过来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给她们讲，这里不让蹲。 凭什么？这是这几个女学生的第一反应:犯法吗？女学生问，保洁阿姨讲不出，只是强调不能蹲，对女学生的反问很生气。 等 一个香港红绿灯能有多少时间？争执的时间都比红绿灯间歇长，后来女学生把视频发到网上，引来更多的人议论。 主要是内地人和港人之间的争论: 内地人支持女学生，香港回归20多年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蹲着的自由吗？蹲着犯法吗？如果犯法有警察，保洁员来干涉，显然是她的职责之外，凭什么保洁员认为自己就可以“管”女学生？ 港人讲，保洁员是好心，只有内地人才会到处“亚洲蹲”，这是不文明，尤其是女孩子，蹲着不像话。 小小这一件事儿，反映出香港和内地巨大的差异:内地人反问香港人，问题的焦点在于保洁员认为她“天经地义”高内地女学生一等，对她们有执法权:换一个欧美人背对街头撒尿，这个保洁员会走上去制止吗？ 香港人强调“亚洲蹲”不文明，也不安全，保洁员是好心。 内地人反驳:哪里有规定“亚洲蹲”是不文明的？是什么动机让保洁员认为自己比女学生更文明？这是香港人针对内地人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 看来这个议题扯下去，且离停下来远着呢。 这让我想到了和一个署名某著名大学的条友，属于百年易学研究社的讨论。 他就孔子“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是道，儒家是道发表了“高大上”，“权威性”的谈话。 我是抱着学习人家的态度，毕竟研究社和大学名气都很大，就提了个问题:孔子讲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谓之道，那么太极在这里的地位是什么？ 他爆粗口骂了我。 其实我很尊重孔夫子，甚至愿意背诵《易传》，但是我觉得孔夫子在讲道理上，不如庄子，庄子愿意从各个角度剖析，他否决了“阴阳”，而孔夫子是办学的，后来当过鲁国国相，他写《易传》是教学的，他眼里，我们都是蒙童，他给结论，由不得学生质疑——曾经有学生质疑，他召集一帮学生击鼓去羞辱他——大约后世的“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就是在这儿学的。 这也许就是“治学”和“教育”的区别。治学，反复的质疑无疑对格物致知很有帮助，而教育，主要是让别人听话的。 问题是有些人习惯于别人“听话”，我们质疑，他就“打板子”。这是他有教师资格证，手里有教鞭。 香港的保洁员，教师资格证有没有？她凭什么规定“文明”？让她觉得有资格教内地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