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死局01：误杀忠臣袁崇焕，爆发农民起义，大明遍地狼烟

明思宗朱由检，作为明光宗的第五子，自幼便经历着人生的重大变故。因母亲早逝，他的成长环境中缺乏亲情与信任，这种孤独、被抛弃的经历以及接连不断的挫折，深刻地塑造了他成年后的性格——多疑、偏执且情绪化。

相较于其同父异母的兄长明熹宗，崇祯帝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对学问的热爱。从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他，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

继位之初，崇祯以雷霆手段迅速铲除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这一举措犹如利剑出鞘，直中要害。然而，这场胜利却也让他的内心渐渐滋生出一股骄傲自满的情绪，甚至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位天赋异禀、英明神武的帝王。

崇祯皇帝刚即位时，就对袁崇焕极为信赖。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负责督师蓟辽，同时监管登莱、天津的军务。在崇祯元年的秋季八月，袁崇焕进京朝见皇帝，并向崇祯承诺：五年之内必定收复整个辽东失地。这一豪言壮语让崇祯龙颜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袁崇焕来到旅顺，做出了一项令朝野震动的决定——诛杀驻守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

消息传至北京，崇祯皇帝闻讯震惊不已。毕竟，一位边疆重将被处死，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

然而，鉴于当时朝廷对袁崇焕的高度依赖，崇祯只能下诏褒奖袁崇焕的行为，称赞其处置得当，并公开罗列毛文龙的罪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后来却成为袁崇焕被斩首的重要罪名之一——擅自诛杀大将。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总有人猜测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认为此举削弱了明军的力量，所谓“亲痛仇快”。

这些人常常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例，声称这一切都是因毛文龙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

但实际上，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仅仅数月之后，皇太极便率军突破长城进入内地，迫使袁崇焕仓促带兵赶往京城救援。

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袁崇焕，这一决策失误对明王朝造成了深远影响。假设袁崇焕没有被冤杀，凭借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东江镇的军队极有可能被打造为一支收复辽东的关键力量。同时，如果毛文龙未死，这位性格桀骜的明朝将领或许最终会叛明降清，并在清朝乾隆时期被列入《贰臣传》，而非附于袁崇焕传记之后。

毛文龙被处死后三个月，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从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和洪山口突破边墙入侵，并迅速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后金军队突然逼近北京城下，引发了明朝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消息传来，明朝朝廷震惊，立即调集各地兵马入京救援。袁崇焕得知后，一方面派遣赵率教先行入援，另一方面亲自率领祖大寿等将领火速赶往前线，在沿途经过的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城均留下兵力驻守。

不久，赵率教战死的消息传来，后金大军蜂拥而至。袁崇焕闻讯大惊，急忙率军赶赴北京城外，在广渠门外扎营。尽管他手中兵力不足两万，但士气高昂，与后金军队多次交锋，均取得胜利（清方记载为“互有杀伤”）。这充分展现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才能及其部队的强大战斗力。

面对袁崇焕坚固的营垒，毫无破绽可寻，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灵机一动，决定效仿其中的经典计谋——反间计，以图除掉袁崇焕。

当时，清军营地关押着两名明朝太监杨春与王德成，他们是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

皇太极命令麾下的汉人降将高鸿中和鲍承先，在夜幕降临后，故意坐在这两名太监所在的营帐外，装作喝醉酒的模样，高声谈论所谓的“秘密”：袁崇焕（袁巡抚）与大金暗中勾结，正密谋里应外合。

随后，哨兵故意放松警惕，让这两位太监得以逃脱。回到京城后，两人急匆匆跑到崇祯帝面前，如同发现惊天大事般，将这一“重要情报”详细禀报。崇祯帝向来刚愎自用，轻易便中了皇太极这个简单至极的诡计，迅速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将其投入诏狱严刑拷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闻讯后惊恐万分，匆忙带兵出城，一路向辽西撤退。

然而，身陷囹圄的袁崇焕仍心系大局，写信召唤祖大寿回归。幸亏此信奏效，祖大寿才未进一步叛乱。

由于山海关、宁锦防线依旧掌握在明朝手中，加之孙承宗后来成功抵御敌军，皇太极最终只能率部撤退，北京也因此化险为夷。

后金撤兵之后，明朝朝廷开始对袁崇焕一案展开调查。当时，大学士钱龙锡秉持正义，这让他得罪了不少隐藏在朝中的阉党成员。

时任吏部尚书的阉党王永光，联合其同伙御史高捷等人，对袁崇焕发起猛烈攻击。他们诬陷袁崇焕暗中与后金议和，擅自处死毛文龙，并引清兵入关。

这些阉党的真实意图是借袁崇焕一案掀起新的“逆案”，顺便牵连钱龙锡。为此，他们大肆制造舆论，声称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受钱龙锡指使。

最终，袁崇焕被判处凌迟之刑，他的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家产也被充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刚过完中秋，袁崇焕便在北京闹市惨遭凌迟。

袁崇焕之死是一起天大的冤案，然而许多不明真相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对他恨之入骨，纷纷出言辱骂，甚至有人割下这位忠诚烈士的肉生食。

明朝竟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一位忠臣。临刑前，袁崇焕写下了《临刑口占》，依然对大明王朝忠心不渝：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这位大英雄在被处死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满腔的冤屈与叹息回荡在胸中。

确实，这段历史充满了讽刺与悲剧色彩。

崇祯帝因误信皇太极的反间计而错杀袁崇焕，这一决策失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更令人唏嘘的是，连明末著名文人张岱在清朝生活多年后，仍受当时舆论影响，将袁崇焕视为逆臣。

直到乾隆年间，这位清朝皇帝才为袁崇焕平反正名。这不仅反映了历史真相被揭示的艰难过程，也体现了政治环境对历史评价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皇太极巧妙运用《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以“蒋干盗书”为蓝本设计反间计，最终成功离间崇祯与袁崇焕的关系。如果罗贯中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感叹自己的作品竟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工具。

至于崇祯帝，他虽勤政节俭，但用人失误、刚愎自用等问题突出。再加上当时罕见的自然灾害——持续多年的干旱、蝗灾和瘟疫，使得社会矛盾激化，百姓流离失所。这些天灾与人祸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这说明，无论是人为因素还是自然因素，都可能成为压垮一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推动而成。

明朝末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手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嘉靖帝开始，皇室耗尽全国财力以满足一己私欲，到了万历帝时变本加厉，天启帝亦步亦趋。这种过度消耗导致明朝财政濒临崩溃，只能通过不断增加赋税来压榨百姓。各级官员趁机巧取豪夺，彻底榨干民脂民膏。

由于农民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纷纷弃田逃亡，导致水利设施失修，河道灾害频发，形成了恶性循环。天灾与人祸交替发生，使百姓苦不堪言。在军事制度上，长期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军屯和商屯名存实亡，士兵长期被拖欠军饷，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

将领们除了身边的亲兵外，几乎找不到可以信任的部下。军队纪律败坏，因索要军饷而哗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常态。

早期的农民起义多是由一群只为求生的饥民组成，他们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尽管人数众多，但实际上只是一群拖家带口的流民。只要明朝正规军认真应对，这些起义者便会迅速溃散。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领导起义的人并非普通农民，而是当地的土豪世家子弟或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了隐藏身份以免连累家族，他们通常会使用化名或绰号。随着农民战争进入中后期，起义规模逐渐扩大，首领们开始公开使用真实姓名，“绰号”使用的频率逐渐减少。

明末的农民起义，最早可追溯至崇祯元年，由延安府谷人王嘉胤发起。当时澄城县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活动，但规模较小，因此常被忽略不计。由于当地遭遇严重饥荒，王嘉胤带领杨六、“不沾泥”等人，开始四处袭击富户，抢夺粮食，逐渐形成了早期的起义队伍。

随后，王嘉胤与白水县的王二会合，队伍迅速扩充至五六千人。他们攻下宜君县城，大肆劫掠后，转而进入延安附近的黄龙山地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大西王”张献忠最初便是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是延安卫人，年轻时的经历颇具争议。据传，他可能曾在延安府担任捕役，或在榆林卫作为边兵效力于洪承畴麾下（这一说法出自他1645年在成都称帝时的自我吹嘘，真实性存疑）。无论如何，张献忠显然并非因饥饿而被迫造反的普通百姓，而是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老江湖，很可能曾在官府或军队中混迹多年。

凭借作战勇猛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张献忠很快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自称为“西营八大王”。从时间线来看，相较于后来居上的李自成，张献忠无疑是农民起义中的“前辈级”人物。

关于李自成的身份与历史背景，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深思的角度。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而是一个因明朝驿站制度改革而失业的驿卒。李自成出生于陕西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在圁川驿（今银川驿）担任驿卒。

在明代，驿站是重要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按照规制十里设铺、六十里设驿，为过往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等服务。

然而，随着明朝政治腐败的加剧，驿站逐渐成为某些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些官员在经过驿站时，常常滥用职权，敲诈勒索，导致驿站负担沉重。

为了满足“官家”的需求，驿夫和马户不得不倾家荡产。例如，一个大型驿站每年应拨银五万两，但实际下发的款项往往只有几千两。即便如此，地方官员还会从中克扣，最终分给驿站的银两微乎其微，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驿站系统逐渐陷入困境。

崇祯二年（1629年），给事中刘懋上书建议整顿驿站制度。这一政策初衷是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缓解明朝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过一年多的改革，数万名驿卒被裁撤，共节省了约六十八万两白银。然而，这一举措却间接促成了明王朝的覆灭——李自成正是在这次改革中失去了工作，生活无以为继，最终投奔农民军，走上反抗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懋的一纸奏折无意间推动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李自成的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却是明朝末年统治危机的真实写照。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避免因短期利益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

李自成一声号召，众多饥民纷纷响应，短短一天就能聚集上千人马，四处劫掠。凭借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他展现出出色的组织才能，仅十几天队伍就扩充到数千人，行动迅速，自称“闯将”。关于“闯将”这一称号，许多现代及明清时期的学者，如姚雪垠先生等，普遍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手下。

但实际上，两人并无任何关联，更不存在所谓的舅甥关系。李自成后来的妻子高氏也与高迎祥毫无瓜葛。“闯王”和“闯将”只是造反者的绰号，并列而无从属关系。

当时，各地饥民不断起义，地方府县官员却一律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将问题轻描淡写地上报为“饥民因饥饿闹事”，期待来年春耕恢复、粮食充足后，局势能够自行平息。

然而，天意弄人，陕西等地连续多年遭遇干旱，饥荒愈演愈烈，参与造反的人数持续增加。等到明朝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原本零星的饥民抢粮暴动，已经演变为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起义。

为应对危机，崇祯皇帝派遣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然而，由于不久前皇太极率军突破边境，逼近京城，各地精锐部队大多被抽调至京畿地区防守，导致可用于镇压起义的兵力十分有限。

杨鹤目睹陕西各地农民军声势浩大，而手中可用兵力有限，难以镇压，因此主张以招抚为主。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起义问题，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饥民的生计问题。他建议让饥民解散，由政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引导他们安心务农，成为守法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长远来看效果显著。一旦饥民各安其业，不再造反，农业生产得以恢复，政府便可通过赋税回收银两，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彻底化解危机。

崇祯皇帝认为此方案合理，随即下诏批准。当时，许多农民军已进入山西，而在陕西境内，“神一魁”领导的农民军势力最为强大。得知官府招安后，“神一魁”率领六七万部众前往宁州投降，并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相当于上校团长）。

投降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及银两，随后各自返乡。几乎陕西境内的所有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等资深起义领袖，均接受招抚，获得相应官职。

然而，部分受抚的农民军头目心存顾虑，暗中保留武器，占据战略要地，不时派遣手下外出劫掠富户，美其名曰“打粮”。

与此同时，由于明政府仅拨付十万两白银用于赈济，远远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大量饥民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这些人不愿返乡坐以待毙，继续追随各自的首领，迟迟不肯离去。

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内部的“主剿派”对杨鹤为代表的“主抚派”展开猛烈攻击，指责其耗费巨资却导致“屡抚屡叛”的尴尬局面。

崇祯皇帝性情急切，虽投入巨额资金却未能迅速见到成效，这让他十分恼怒。于是他解除了杨鹤的职务，并重新规划了镇压策略。

然而，这一决定却让原本逐渐平息的民变再次燃起。“神一魁”趁机再度举兵，成功攻下宁塞县城。但好景不长，由于农民军内部矛盾，“神一魁”被其他首领杀害。

之后，洪承畴这位智勇双全之人被任命为总督，负责剿灭陕西地区的农民军。在他的指挥下，郝林庵、“可天飞”等多位农民军领袖相继被处决。

洪承畴擅长使用招抚与分化瓦解的策略，通过“以贼制贼”的方式，摧毁了铁角城、锥子山等多个农民军据点，明军斩首数以万计，使陕西地区一度基本清除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威胁。然而，正所谓春风吹又生，不少农民军残部逃至山西，继续展开新的反抗行动。

与此同时，在东北战场上，皇太极率领的清军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此役中，数万明军精锐被消灭，大量先进火器也被缴获，给明朝带来了沉重打击。

更为关键的是，皇太极彻底破坏了明军逐步向东推进的战略部署，迫使明朝不得不转入防御态势，向后收缩防线。

1634年，即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率军入关攻打明朝，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多月。清军在宣府和大同地区肆意掠夺，抢走了大量的百姓和牲畜，随后全身而退。

提到崇祯时期的局势，不得不提农民军的问题。当时陕西境内的局势稍有缓和，朝廷便命令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陕西、山西的将领前往山西镇压农民军。曹文诏手下仅有四千余人，他迅速从甘肃庆阳出发，经过潼关和黄河，首先进攻蒲州和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了崇祯六年冬天，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集结了超过三万官军用于围剿农民军。崇祯帝虽然以“英明”自诩，却也沿袭了前朝的做法，派遣许多太监担任监军。

农民军之所以被贬称为“流贼”，是因为他们擅长四处流动作战，使官军疲于奔命。然而，华北地区地形多为平原，缺乏险要之地可供藏身。随着官军力量的增强，不断发起进攻，最终大部分农民军被压缩在河南境内黄河北部的狭小区域，难以施展拳脚。

随着寒意渐浓，岁末隆冬时节，李自成、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等起义军首领眼看难以突围，便假意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送降书。

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见状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停止围剿行动，并将一份包含六十一名“降贼”的名单上报朝廷。他们自以为不费一兵一卒便立下了奇功。

这份特殊的名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的名字各具特色，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江湖。部分名字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绰号相似，还有些则像《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外号。

名单中包括：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这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多达六十一个，每一个都充满个性和故事感。

当明军渐渐放松警惕时，不少士兵甚至与即将“归降”的农民军做起交易。他们偷偷从军营中拿出军靴、棉衣、兵器等物资，卖给对方。而几位农民军首领早已暗中谋划，利用诈降的机会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待时机成熟，趁着山西垣曲至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的有利条件，农民军纵马疾驰，成功突破黄河天险，一举冲破明军的包围圈，迅速出现在中原大地之上。

由于河南的地方官员缺乏镇压经验，加之中原地形平坦，便于骑兵驰骋，农民军如同水银泻地般四处奔袭。他们不仅席卷了整个河南，还波及周边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战局全面开花。

由此，原本局限于一隅的农民战争迅速演变为明朝政府面临的全面危机。特别是河南连年遭受大旱，当地百姓难以生存。看到加入“贼寇”能够吃饱肚子延续生命，不少人纷纷投靠，使得农民军的势力愈发壮大。

随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非法挖掘矿藏的“矿贼”联合，直下湖广地区，接连攻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势如破竹。

与此同时，“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进武关，接连攻克山阳、镇安等地，而后北上雒南，直逼西安。等到洪承畴率军前来围剿时，他们又迅速南下四川，一路攻城略地。经过数月纵横作战，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返回陕西。

为了统一指挥权，明朝政府任命陈奇瑜为总督，负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和四川五省的军务。陈奇瑜在河南陕州集结部队后，率领大军南下，迫使在均县和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军节节败退，最终转向陕西。

大部分农民军被明军围追堵截，误入汉中栈道中的险地车厢峡。由于连续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的弓弩松弛、刀剑生锈，衣物长时间无法晾干，粮食短缺，几乎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军发起进攻，这几万农民军将难逃一劫。危急时刻，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紧急商议，拿出之前抢掠所得的金银财宝，用几十匹骡马装载，送至陈奇瑜营中，贿赂明军上下各级军官。经过多方努力，陈奇瑜最终同意招安，并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当时，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张安抚政策，崇祯皇帝听从建议，下达诏书进行招安。

随后，陈奇瑜派遣明军的小头目，按照一百比一的比例对“投降”的农民军进行登记整编，计划将他们遣返回乡，重新成为平民。

随着局势看似稳定，明军逐渐放松警惕，开始享用农民军送来的美酒，与之把臂言欢，互相诉说着不愿打仗的心声。

然而，就在一夜之间，农民军突然发动突袭，迅速翻脸，杀死了负责安抚的官员（以一百对一的比例轻松得手），夺取了明军的战马和武器，随即四散出击，再次形成燎原之势。

由此可见，明朝政府始终未能充分警惕农民军可能采取的“伪降”或“诈降”策略，导致其多次在绝境中找到生机，化险为夷。这一事件也成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局势复杂化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各部农民军成功脱险后，从汉中撤离，返回陕西与甘肃地区进行攻掠活动。崇祯皇帝闻讯大怒，当即罢免了陈奇瑜的职务，改派洪承畴担任兵部尚书，负责总督五省军务。

然而祸不单行，明军内部又发生西宁士兵哗变事件，洪承畴不得不优先处理这一突发状况。待他解决完毕返回时，农民军已经迅速行动，向东进入河南地区。

在河南集结后，农民军规模达到七十二营、约三十万人马，并推举各自首领，在荥阳召开大会，共同商讨对抗官军的战略部署。

崇祯八年初，经过休整和补给的农民军主力，从河南汝宁出发进入安徽境内。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攻克颍州之后，直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凤阳。

凤阳作为明朝的“祖陵”所在地，出于对龙脉的忌惮，一直未修建城墙加以防护。结果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农民军突然袭来，一举击溃守军数千人，并派遣部队挖掘了象征意义的明帝“祖坟”（实际上朱元璋父母早已葬于乱坟岗）。随后，龙兴寺以及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崇祯皇帝得知祖陵被毁，气得几乎失去理智。他一面颁布“罪己诏”，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失；一面下令处决凤阳巡抚等多名高级官员以儆效尤。

随后，崇祯调集了七八万精锐部队，并确保军饷充足，严令洪承畴务必在半年内剿灭农民军主力。

巧合的是，这次事件也让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虏了十二名原本在皇陵担任乐手的小宦官。每次设宴时，张献忠都会让这些小阉人奏乐助兴。

然而，李自成对此心生嫉妒，多次向张献忠索要这些乐师。起初，张献忠拒绝给予，但李自成坚持要求，甚至派兵前往索取。这使得张献忠勃然大怒，不仅砸毁了所有乐器，还将这些小宦官送给了李自成。

当李自成询问乐器去向时，得到的回答是张献忠已经将乐器全部销毁。盛怒之下，李自成拔剑杀死了那十二名小宦官，以此发泄不满。从此，李自成与张献忠彻底反目成仇。

尽管崇祯帝希望在半年内平定农民起义，但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各路农民军退回陕西地区后，吸引了大量饥民加入，队伍迅速扩充至近两百万人，声势浩大，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李自成带领部队继续在陕西扩展势力，并在进攻甘肃真宁（即正宁）时，斩杀了明朝名将曹文诏，这一胜利对明军士气造成了极大打击。与此同时，高迎祥、张献忠以及“老回回”马守应等部，在耗尽陕西的粮食后，选择从潼关东出，再次进入河南展开活动。

由于洪承畴一人难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明朝政府不得不派遣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作战，其中卢象升负责东南地区的剿匪任务，而洪承畴则专注于西北方向。

随后，高迎祥、张献忠等人率部向东南方向移动，围攻安徽滁州，卢象升闻讯立即率兵前往救援，但到达时农民军已撤退。不久后，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战并取得胜利，之后又返回陕西。

此时，洪承畴原本已在甘肃对李自成部形成压制态势，眼看可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却因宁夏固原驻军因欠饷发生兵变，不得不分身前往平乱。借此机会，李自成得以逃脱，并返回陕西老家重整旗鼓。

就在局势陷入僵局之时，明朝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和洪承畴两路大军的夹击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俘。他很快被押送至北京，并遭受凌迟处死的命运。

高迎祥的死对农民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包括张妙手、“蝎子块”在内的多位首领相继投降。然而，明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决定不再给予这些降将任何信任，在他们投降后不久便下令将其交付各路官军处决。

另一边，李自成在米脂、绥德一带短暂休整后，计划渡河进入山西，却发现明军已有防备，于是转而向西行进，在宁夏与甘肃地区展开新的活动。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联合十余支农民军从秦州出发，意图攻占汉中。然而，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布下埋伏，农民军惨败而归。

由于无法攻入汉中，李自成转而进军四川。他成功攻克广元后，接连拿下数十个州县，势如破竹。但随着明朝政府军大举进入四川围剿，李自成被迫退出四川，向北进入甘肃境内。

就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全力追击堵截农民军之时，东北的皇太极宣布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并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在即位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和李科对清朝的仪式表示不满，拒绝跪拜。皇太极虽勃然大怒，却没有杀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国时传话给朝鲜国王：若想明辨顺逆，就送王子做人质；否则，必兴兵攻打朝鲜，直到其屈服为止。

在对朝鲜用兵之前，同年五月，皇太极派遣十四弟多尔衮率领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此行目的明确——以劫掠京畿地区为主，不计较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进犯京城，没想到清军直取延庆，突破居庸关后攻入昌平，并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热爱木工的皇帝想必在阴间也找不到木材制作家具了）。清军数月内横扫京畿，共经历五十六战皆胜，掳获二十万人畜，于九月从容撤回冷口关。临走前，还特意命人在塞外剥去树皮，用墨汁写上“各官免送”，羞辱明朝将领的怯懦无能。

同年秋季，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越过鸭绿江，对朝鲜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九月十日，清军渡过鸭绿江，迅速攻占义州，随后势如破竹，于十四日攻克平壤。朝鲜国王被迫逃离汉城，而到了九月三十日，清军进一步占领汉阳。

朝鲜国王退守南汉山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他不得不走出城池，亲赴清军营帐投降。

在投降仪式上，朝鲜国王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接受了以下条件：第一，断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第二，改奉大清为正朔；第三，每年向清朝进贡；第四，将朝鲜国王的世子送往清朝作为人质，长期居住在沈阳；第五，惩办主张与清朝对抗的大臣。

幸运的是，皇太极并未选择灭国屠君，而是签订誓约后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众臣跪送清军离去。自此，清朝消除了朝鲜可能的威胁，同时还可以通过朝鲜征调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对明朝的战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