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小伙阿廖沙出生在1988年，我认识他是在2013年，他那时在我们公司工作，职位是一个报关员。
我们公司在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市，主要做的是中俄贸易，实际上是多年以来的工作，是以把俄罗斯的农产品、食品和木材等出口到中国为主。
阿廖沙出生在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一说到黑河，大家即使没去过，也知道在哪里，没错，布拉戈维申斯克就是隔着黑龙江与黑河相望，历史上，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海兰泡，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之一。
阿廖沙的父母当然都出生在前苏联时代了，但是，他们俩没有一个是俄罗斯人，他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的母亲是乌克兰人，苏联解体后，他们都没有回到自己的祖籍地，而是选择加入俄罗斯籍。
对于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之间的区别，他们自己都不能说出一二三来，我们中国人就更加分不出来了。
当然，阿廖沙出生的时候，正好经历着苏东剧变的时代，他家所在的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已经没有任何中国的痕迹，也没有什么中国人了。
但是，他有一对特别有远见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到对面的黑河市去学中文，所以，阿廖沙说着一嘴浓重东北味的普通话。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证明，让阿廖沙学习中文，是他的父母最正确的决定之一，让阿廖沙受用无穷。
阿廖沙高中毕业之后，进入了俄罗斯著名的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学习中文，全世界的著名大学都是一样，只有学霸才能进入，圣彼得堡大学也是一样，阿廖沙的同学不是学霸，就是世家子弟，也就是他们的家长非富即贵。
阿廖沙的选择证明，他的这些同学在他以后的职业生涯里，对他帮助良多，受益匪浅。
阿廖沙毕业之后，进入了俄罗斯一家大型企业，这家企业是一家能源企业，和中国有着广泛而长久的合作，阿廖沙以为自己良好的中文水平，会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但是，他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想的太好了。
这种大型企业有着等级森严的科层体系，这在全世界的所有企业里面都差不多，阿廖沙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日常的工作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主要工作就是把各种俄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同时把各种中文的文件翻译成俄文。
工作量虽然不算太大，但是每天也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活动的时间，只是在电脑前机械的翻译文件，交流也仅限于周围的几个同事。
在交流中，阿廖沙了解到，这些同事在这里翻译文件，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了，他仿佛看见了自己未来的样子。于是，他请教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同事，同事告诉他，如果没什么野心，就在这里熬着，按照年头一年一年的升级，薪酬福利还是不错的。如果想干一点事业，那就去能够和中国的客户直接接触的部门，比如销售部门、国际合作部门等等。
阿廖沙几次写申请想调到这两个部门去，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所以在这家公司工作两年多以后，阿廖沙离开了这家公司。
那家公司的总部在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所以，阿廖沙也就没有离开新西伯利亚，想在这里重新找一份和中国有关系的工作。
在新西伯利亚的中资公司还是很多的，不过一般规模都不是很大，大部分都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的贸易公司，像我们公司那样的一百多人的中资公司，还是不多的，最后当然是选择加入我们的公司了。
阿廖沙刚进入我们公司的时候，岗位是报关员，最初的几个月，他和其他报关员也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按照程序完成各种商品的报关任务就可以了。
但是，在此期间，阿廖沙办的两件事，使公司对他刮目相看。
有一次，在发货前，阿廖沙照例和国内的接货人员沟通了一下，没想到他一沟通，发现了问题，那就是国内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变化，如果这批货物发过去，公司按照新的关税政策缴纳关税，会损失几十万块钱。
这得益于阿廖沙良好的普通话水平，能够和国内的员工直接对话，其他俄罗斯员工就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国内已经把关税政策变化的文件发过来了，但是还没有翻译成俄文，所以在俄罗斯这边没有下发，因此，阿廖沙也是不知道的，得亏他有这个好习惯，给公司挽回了一大笔损失。
还有一次，国内有一个大客户订购的一批木材需要紧急交货，但是俄铁没有足够多的车皮来运输这么多货物，大家急得团团转，如果不能及时交货的话，不但会赔偿大客户一笔钱，而且很有可能失去这个大客户。
所以，国内给我们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火车皮，把货物及时运到国内，我们在俄罗斯也是悬了重赏，谁找到火车皮，重赏十万块，果然，没过几天，阿廖沙就找到了火车皮，我们自然也兑现了诺言，给了阿廖沙十万块人民币奖金，这笔钱对于俄罗斯人也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一年的工资也就是5万块，十万块奖金相当于他们两年的工资。
不过，后来，有人说阿廖沙找人办这些火车皮花的钱比这些还要多，我们当然不能让员工掏这些钱，就把阿廖沙送礼打通关系的钱给报销了。
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就给阿廖沙升职加薪了，新的职位是报关部主任。从此开始，他就更多的时间在公司办公室上班，公司的管理层才开始更多地和他有了交集，也更加注意到了他的表现。
我作为俄罗斯公司的负责人，并不直接管理他，因为他的级别还不够，但是，开会的时候会经常在一起，这时候就体现出来语言的重要性了，当大部分俄罗斯员工还在用翻译和我交流的时候，阿廖沙则可以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交流，这当然提高了沟通的效率，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没过几个月，我就把阿廖沙提拔为我的助理，也就是总经理助理，协助我处理一些公共事务，比如和俄罗斯的各级地方政府打交道，主要是处理投资、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问题。
自从阿廖沙给我当助理之后，和中国员工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中国员工有一个集体宿舍，是一个独栋的别墅，大家下班之后轮流做中国美食，阿廖沙非常喜欢中国美食，于是经常到中国员工的住处，和他们一起品尝中国的美食。
我们中国外派到俄罗斯的员工绝大部分都是男员工，但是，有两个员工是女性员工，因为她们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接触的时间久了，阿廖沙就爱上了其中一位。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没什么吃惊的，年轻人在一起情啊、爱啊是很正常的，当我看见阿廖沙爱上的是两位中国女员工中年纪较大的那位，我表示也有点看不懂了。
我们总部派到俄罗斯的两位女员工，一个年纪和阿廖沙差不多大，另一个比阿廖沙大七八岁，我刚听说的时候，以为阿廖沙和年纪小的女员工搞对象了，没想到阿廖沙喜欢的是年纪较大的那位员工。
这位女员工名字叫杨松月，比我晚到公司一年，是个资深的财务管理人员，还是我极力争取，把她调到俄罗斯的，杨松月专业素质不错，又懂俄语，就是感情不顺遂，结婚两年就离婚了，后来据说又处了几个，但是没有结果。
没想到，到了俄罗斯，遇到了一个俄罗斯小伙，我自然是没什么意见，感情这事，来了就挡不住，没人的时候，我就逗杨松月，我说我让你来俄罗斯，是看中了你的专业能力，没想到还解决了你的个人问题，也算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
有人也跟杨松月开玩笑，说你这也是老牛吃嫩草了，使用什么手段，把一个小你六七岁的俄罗斯帅哥给弄到手的。
杨松月辩驳说，我真没使用什么手段，是阿廖沙对我紧追不放，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犹豫，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还是真心的，我才答应的。
对于杨松月的说法，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后来看他们的发展，以及阿廖沙对待杨松月的态度，我们慢慢地相信杨松月说的是真的，也许这就是爱情吧，喜欢什么款的都有！
过了几个月，阿廖沙和杨松月就结婚了，在俄罗斯，一般情况下男女结婚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彩礼之说，也没有什么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之类的要求，只要男女喜欢，租个房子就结婚了。当然了，如果条件可以，买房买车就更好了，但是，不分男女，谁有钱就谁出钱，不像中国这么复杂，就好像买个媳妇似的。
但是，有一点，他们还是很在意，必须举行结婚仪式，一般都在当地的东正教教堂举办，不信教也没问题，一样也可以在教堂举办婚礼仪式，获得牧师的祝福。
我们这些在俄罗斯的中国员工就成了杨松月的娘家人，杨松月的父母也来了，最奇葩的是，杨松月的前夫也来了，我们都怕出什么事，不过还好，杨松月的前夫已经再婚了，而且是杨松月自己亲自请来的，我们也没好意思问，杨松月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心理。
阿廖沙的工作还是一直给力，俄罗斯的员工基本上是不怎么加班的，就是公司支付加班费，也有人明确表示不愿加班，这个习惯我们一到俄罗斯就领教过了，跟欧洲人学的坏毛病，兜里没几个钱，这些坏毛病学的可快了。
阿廖沙就和中国员工一样，因为是我的助理，经常在下班之后和我一起参加各种商务活动，参加各种宴会，我喝酒不行，有时候就需要阿廖沙顶一顶。作为俄罗斯人，阿廖沙虽然很能喝酒，但是他不像大多数俄罗斯男人一样，嗜酒如命，后来一问，原来他爸爸就是喝酒喝没的，他妈妈对他管教非常严，不允许他喝一滴酒。
阿廖沙对我的工作支持越来越大，后来，我们公司要在俄罗斯投资建一个工厂，我就交给阿廖沙全权处理了，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地方政府都有立法权，所以他们的投资政策也有很多的不同，最好是依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处理，何况，俄罗斯的官场腐败也相当厉害，并且效率极低，很多时候也需要到处打点，才能好办事。
投资办厂的事情事无巨细，从选址、建设、通水、通电、修路、设备安装、消防安全、环保等等各方面都需要处理，我基本没怎么出面，只是在几个关键节点象征性的露一下面，剩下都由阿廖沙经办的。
再后来，2017年的时候，阿廖沙和杨松月的孩子要出生了，他们要到中国生孩子，阿廖沙也早有到中国的高校读研究生的想法，所以他们就回国了。
杨松月属于调回国内，继续在总部工作，阿廖沙要读研究生，自然是不能两者兼顾了，所以他就离开了我们公司。
后来，疫情发生了，我也回到了国内，和阿廖沙一直保持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