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约49年—约120年），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
班昭博学高才，早年嫁给同郡的曹世叔，却年轻守寡。兄长班固曾经著写《汉书》，然而中道去世，遗稿散乱，于是妹妹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对于《汉书》的修撰和传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其后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并让皇后和贵人们视为老师，号“大家”。邓太后临朝后，曾参与政事。
班昭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环境熏染，成长为一位颇具文采的女子。班昭的父亲班彪以及哥哥班固皆是声名远扬的学者，其另一哥哥班超则为武将，为东汉王朝出使西域立下赫赫功勋，名垂青史。
班彪为我国古代史学贡献卓著，自青年时代起，便致力于考察和收集前朝的各类轶闻异事，立志承续司马迁的《史记》，计划著成《汉书》，遗憾的是，壮志未酬便过早离世。班固承接父亲遗志，班固亦是奇才，字孟坚，九岁能文，随年龄增长学识渐丰，通晓九流百家之言，厚积薄发，将二十余年积累用于续写《汉书》。然而，班超亦如父亲般抱憾而终，在即将完成《汉书》时，卷入窦宪一案，死于狱中。
班昭才华出众，曾多次应召入宫，成为皇后及诸位贵人的老师，后宫之人对其甚为敬重，尊称其为“曹大家”。因身处皇宫且与后宫重要人物接触，她难免参与到东汉的政治当中，尤其是在与其关系密切的邓太后临朝称制之时。班昭与邓太后交往频繁，邓太后掌权时，班昭作为其得力助手，为其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邓后对年长自己三十岁的这位老师的感情，超越了师生之情，甚至凌驾于君臣关系之上，在邓后眼中，很多时候，班昭如同长辈。然而，即便如此，班昭亦深知皇宫内的残酷争斗以及女子身处帝王家的悲惨命运，故而她参与政事时极为谨慎。
年轻时，班昭曾有一段美满婚姻。她十四岁成婚，嫁与如意郎君曹世叔，曹世叔性格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两人性格互补，般配非常，生活幸福美满。不幸的是，曹世叔英年早逝，她青年守寡。班昭深爱丈夫，曹世叔离世后，她对其念念不忘，立誓不再改嫁，年纪轻轻便成寡妇，独自抚养儿女。彼时，妇女改嫁较为常见。班昭为世人称道之处，并非终身不改嫁的贞烈，而是其卓越才华。
班昭的主要功绩在于继承父亲班彪和兄长班固的遗志，整理并最终完成《汉书》这部重要史籍，使之成为继《史记》之后的历史巨著，开创中国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这部伟大著作共计百篇，总计120卷。
因司马迁离世，《史记》于西汉武帝年间中断。虽后续有人续写，但据《后汉书》记载，班昭之父班彪认为“然继多鄙俗，不足以踵其书”。于是他搜罗、研究各类史料，撰写《后传》60 余篇，欲将“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部分补齐，然心愿未了便因病辞世。其子班固接手此项工作，整理父亲遗稿后发现“所续前史未详”，遂着手编写一部以高祖创业为起始，以王莽覆亡为终点，涵盖西汉全部历史的《汉书》。不料竟有人指控他“私改国史”，班固因而被捕入狱。弟弟班超得知后，匆忙赶赴洛阳向明帝上书，幸而获召见，班固方死里逃生，并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公元89年，班固已励精图治二十余载，眼看这部巨著即将完工，却被任命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攻打匈奴。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亦受牵连，抱憾亡于大狱之中。《汉书》遂被搁置，稿本散乱。
幸有班昭，《汉书》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方能流传于世。当和帝得知班昭能胜任续写和修缮《汉书》之工作时，即刻召她与马续至皇家的东观藏书阁开展工作。班昭凭借自身才华以及来自父亲和兄长的激励，夙兴夜寐，多年呕心沥血。四十岁时，班昭终完成《汉书》。
《汉书》开创“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包含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其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将《史记》的“本纪”简称为“纪”，“列传”简称为“传”，“书”改称为“志”，取消“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革，为后来的一些史书所沿袭。《汉书》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皆有记述。此部分，《汉书》常移用《史记》。但因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以及材料取舍标准的不同，移用时亦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首次系统叙述法律制度的沿革及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目，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为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存世书籍，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由《平准书》演变而来，但内容更为丰富，分上下两卷，上卷论“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为当时的经济专篇。
可以说，《汉书》乃班氏两代多人的心血，为纪念他们，人们将《汉书》称作“班史”。此书为我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的佳作，以言简意赅、事备著称，可与《史记》媲美，全书涵盖纪、传、表、志等各类文章。虽历经四人之手撰写，此书读来却毫无割裂之感，仿若出自一人之手，行文和谐。除整理、续写《汉书》外，班昭后续还致力于《汉书》的普及工作，贡献颇多。《汉书》问世后，许多人不解其中内容，在班昭的教授下，大儒马融等开始诵读。
汉和帝对班昭极为器重，她于宫中，成为众多妃嫔的老师，向她们传授儒家经典、天文、数学，由此，班昭声名更盛。在汉代，德才兼备的妇女被尊称为“大家”，因班昭丈夫姓曹，故被尊称为“曹大家”。班昭除编撰《汉书》成就斐然外，亦是杰出的文学家，著有赋、颂、铭、谏、书、论等文章十六篇，收录于《大家集》三卷中，但大多未能留存，现仅存《东征赋》和《女诫》7 篇，其中《东征赋》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作为女史学家和文学家，班昭名留青史，光彩照人，《列女颂》中有对其称赞：“东观续史，赋颂并娴。”
班昭最为人熟知且流传最广的作品当属《女诫》，作为“妇德” 教材，此作品无疑成为现代人争议的焦点。《女诫》全文仅两千余字，却以女性“正统教科书”的身份，成为女子的必读书籍，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女诫》从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章节展开论述。最初仅是班家教导自家女儿之用，未料京城世家竞相传抄，很快风靡全国。
“卑弱”篇阐述女性地位，依《诗经・小雅》所言：“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女性生来便无法与男性相较，生活中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如此方能尽好本分。
“夫妇”篇规定女性对丈夫的态度，丈夫于女子而言至高无上，必须敬谨侍奉，“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晰义理”。
“敬慎”篇强调女子应谦卑柔顺，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无条件顺从丈夫。女子柔顺乃本分，唯有如此方能与男子的刚毅互补，使夫妇关系和谐。
“妇行”篇为妇女制定四种行为标准，即德、言、容、工四方面，《女诫》记载：“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胡说八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
“曲从”篇教导妇女如何对待丈夫的家庭，认为妇女在处理公婆关系时要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忍耐至上，顺从是应有的表现。
“叔妹” 篇告知妇女如何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无论何事都要识大体、明大义，即便被冤枉也要忍气吞声，不可做出忤逆之事，维护家庭和睦气氛乃首要之事。
以当下观点来看，《女诫》中确有违背男女平等、剥夺妇女基本权利之处，正因如此，许多对这部作品持批评态度之人皆忽略了班昭在其他方面的才华与贡献。《女诫》的著成与传播，被视为封建社会统治者以儒家道德规范对女性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的束缚。
但通过对《女诫》教学实践的研究，仍可看出班昭思想中存在开明的部分。例如，在接受教育方面，班昭认为男女平等。虽“卑弱” 中强调男女有别，但她又言：“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 在受教育权上，女性与男性平等，同时，《女诫》的根本目的在于教育女儿。此思想为邓后所采纳，她专门派遣中官近臣至东观藏书阁学习儒家经传，学成后让其教授宫女，遂有汉宫中“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风气。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又下诏让济北王、河间王的子女和邓氏近亲子孙，年龄在五岁以上的共七十余人一同学习，并亲自监试。超越男女、贵贱界限，平等接受教育，在古代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此外，在教育内容上，班昭亦有创新。在整个古代社会，女性教育以“四德”为核心。以下历史记载中，不乏对女性教育内容的阐述：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周礼・天官》
《礼记・内则》则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
班昭虽主张女性的“四德”，并在《女诫》中定下“四德”标准，但实际教学内容远不止“四德”。她还向邓后教授经学、天文、算数等，而其自身更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
班昭乃博学多才、品德高尚的中国古代女子，兼具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因其在文学与史学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而流芳百世。从另一方面而言，她的才华与成就亦成为其得以生存的倚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