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苦战14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将领屈指可数，诸如杨靖宇、赵尚志等勇将，均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

而这其中，李兆麟将军则是仅存硕果之一，但就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李兆麟将军却被敌人残忍加害。

事后查明，敌人为诱杀李兆麟将军，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煞费心机”。

一、

李兆麟，辽宁辽阳人，19岁时便参加革命，193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入侵东北后，李兆麟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中，并创建汤原抗日根据地。

凭借着卓越的军事能力，李兆麟迅速成为抗联名将，并在1939年出任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

在他的领导下，第三路军给予了敌人沉重打击，仅在1939年的下半年，第三路军就与日军展开激战多达276次，极大的杀伤日伪势力，有利的配合了全国抗战。

由于被第三路军频频打击，令日军极为胆寒，在其资料中，就称李兆麟和杨靖宇所率领的抗联队伍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为了除掉李兆麟，日军甚至开出了高达一万大洋的悬赏，誓要除之而后快。

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他们的妄想也由此破灭，而李兆麟也成为了少有的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抗联将领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兆麟任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同时兼任北满分局委员，负责与国民党公开谈判。

在此期间，李兆麟多次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意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将这些反动派的真面目公之于众，这样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了国民党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和平。

看到自己的阴谋被戳穿阴谋后，国民党方面急了。

当时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指令哈尔滨的特务组织“滨江本组”，要求把李兆麟将军作为首要暗杀对象。

而当时担任滨江本组的组长张渤生，刚刚上任不久，为了稳固自己的组长之位，自然是对这个任务毫不迟疑，在他看来，“优先”解决掉李兆麟，有四大好处：

首先，李兆麟在哈尔滨号召令，而他屡屡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就给国民党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把他解决掉，就会有利于国民党在哈尔滨的下一步工作开展。

其次，李兆麟当时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与苏联关系密切，杀了他，就可以减少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

另外，李兆麟出身于东北抗联，而不是来自延安的干部，一旦刺杀成功，同时在加以舆论引导，就能破坏共产党内部的团结。

最重要的，是杀了李兆麟，便会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

有这么几个好处，张渤生自然是在接到指令后马上采取了行动，在1945年的10月，也就是抗战刚刚胜利，他的刺杀行动就已经展开了。

不过，尽管张渤生行动力强，但其却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纸上谈兵那说的头头是道，但真等到开始执行了，却水平相当之低。

他所策划的数次刺杀李兆麟的计划，均因各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是张渤生得知李兆麟要参加一场宴会，因此他就决定在宴会上投毒，结果啥都准备好了，却得到通知，宴会取消了。

不久之后，张渤生决定趁着李兆麟外出的机会，在大街上提前设下埋伏，以当街枪杀的方式实施暗杀。

这次李兆麟确实是外出了，并且路线也和张渤生打听到的一致，而张渤生也十分顺利的提前埋伏在李兆麟的必经路线上了。

但最终，这次刺杀还是失败，原因就在于，张渤生认错了人，误把大街上一个与李兆麟相似的男子给打死了。

两次刺杀行动虽说失败了，但张渤生却不气馁，还“矢志不移”的继续寻找机会。

由于接连两次遭遇危险，为保护李兆麟将军，组织上就决定给他配备专职的警卫员和专车，避免他在步行外出时会遭遇危险。

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张渤生决定在制造“交通意外”，可惜他机关算尽，却不知身经百战的李兆麟将军，早有了应对之策。

他早就觉察出敌人的蠢蠢欲动，因此经常在出门后临时改变行程，这么一来，张渤生根本就找不到机会实施暗杀。

再往后，张渤生又策划了多次刺杀行动，但依旧未能得逞，由于他的不断行动，引起了苏军的注意，也让他特务的身份暴露，最终被逮捕关进监狱。

得知此事后，戴笠顿感颜面扫地，而为了挽回面子，戴笠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

此人名为余秀豪，跟随戴笠多年，深得戴笠信任，而戴笠对此人也极为看重，不仅让他主持哈尔滨的特务工作，另外还将整个北满的特务指挥权交给了他。

大权在握后，余秀豪信心满满，他向戴笠表示，自己一定会解决掉李兆麟。

二、

余秀豪的自信，也并非是无的放矢，他本就是高材生，另外他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从他那里学的了不少本事，远不是张渤生这种水平的人能比的。

而为了能成功刺杀李兆麟，余秀豪制定了一个极为详细、周密的计划。

他一一调取了之前张渤生刺杀行动的资料，在认真研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张渤生的失败，主要在于总处于被动埋伏，而这样就十分容易被各种外来因素所影响。

因此余秀豪就认为，要想成功，必须让局面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那就是改被动为主动，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把李兆麟引到自己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一旦如此，那李兆麟就任由宰割了。

但道理是想通了，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把李兆麟引到自己提前布置好的地方呢？思来想去，余秀豪决定找一个人。

这个人，名字叫做孙格龄，之所以找她，是因为她有大用处。

孙格龄祖籍是山东人，早年间其父闯关东后留在了东北，并与俄国军官打上了交道，靠着精明强干，不仅赚了不少钱，还娶了一个俄国姑娘为妻子。

而孙格龄便是其父与这个俄国姑娘所生，由于是混血儿，孙格龄长得十分漂亮。

长大之后，孙格龄进入军统，而戴笠素来好色，因此十分看重孙格龄，甚至还把她安排到哈尔滨，担任了时任哈尔滨师长杨绰庵的秘书。

在此期间，孙格龄曾配合戴笠完成过一次刺杀行动，由于表现出色，更是得到了戴笠的特殊关爱。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戴笠是不舍得用孙格龄的，但这次为了能成功刺杀李兆麟，戴笠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之所以戴笠会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孙格龄当时担任着杨绰庵的秘书，而李兆麟因为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自然免不了与杨绰庵打交道，如此一来，李兆麟也和孙格龄比较熟悉。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层不容易被李兆麟起疑的关系，戴笠才忍痛割爱，舍得让孙格龄出马。

当然，仅凭这层关系，还远远不能让李兆麟完全信任，更不可能做到把他引至一个陌生环境，所以，还需要给孙格龄一个能让李兆麟毫不怀疑的角色。

而这个角色，余秀豪早已就安排好了。

根据他调取的资料情报显示，早在抗联时期，李兆麟身边曾有一个警卫排长，两人关系之好如同兄弟一般。

并且，这个警卫排长还是在一次敌人突袭时，拼着自己牺牲救了李兆麟一命，因此，李兆麟对这个救了自己的异姓兄弟极为感激。

而这个警卫排长的妻子是个俄国人，因此女儿也是一个混血儿，他在牺牲前，曾托付李兆麟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后多加照顾，这种托孤式的遗嘱，李兆麟自然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

但由于战事紧张以及局势变化，李兆麟始终未能找到这对母女，更没有见过她们长什么样子，只知道警卫排长的女儿叫做“柳芭”。

根据这个情报，余秀豪决定让孙格龄去冒充柳芭，反正李兆麟没有见过真正的柳芭，加上孙格龄也是混血儿，还是可以蒙混过关。

而为了骗取李兆麟的信任，余秀豪可谓是煞费苦心。

他把有关于柳芭的所有资料都搜集而来，让孙格龄熟记于心，并编造出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一步行动便由此展开。

按照余秀豪的计划，需要将李兆麟引到水道街9号，这里原本是伪满的“松浦洋行”，抗战胜利后成为军统“滨江本组”的秘密联络点。

只要能把李兆麟成功引到这里，那一切都由军统说了算了。

与此同时，歹毒的余秀豪又着手准备了刺杀成功后的处理方案，即在成功刺杀李兆麟后，如何毁尸灭迹，如何全身而退，以及事后该如何应对舆论。

余秀豪的计划是，由孙格龄负责引李兆麟来，具体行凶自己和自己的手下不参与，而是由他重金找来的两个亡命之徒高庆山、孟庆云执行，这样就能洗脱嫌疑。

此外，在行动完后之后，必然会在哈尔滨引起巨大影响，所以为了转移舆论，余秀豪提前花钱搜集了一大批桃色新闻，就等着事发后广而告之，用以转移民众视线。

不仅如此，余秀豪考虑到李兆麟身经百战身手不凡，虽说他确实很信任扮成柳芭的孙格龄，但为以防万一，还是先对他下毒，这样就能保证他没有反击的气力。

如此周密且歹毒的计划，可以说是考虑极为全面，为了刺杀李兆麟将军，特务们真的是步步为营、用尽心机。

而第一步行动，就是先让李兆麟“知道”孙格龄就是柳芭。

三、

这个比较简单，在一次会议上，孙格龄“无意间”把自己原名“柳芭”的消息，侧面透露给了李兆麟，而报恩心切的李兆麟果然中计，一番询问后，孙格龄对答如流，成功的让李兆麟相信她就是恩人之女。

这一步成功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了。

借助“恩人之女”这个光环，孙格龄很快让李兆麟对她十分信任，加上她总是向李兆麟讲一些革命理念，对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又进行批评，都让李兆麟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有见识，自然就更信任了。

到了1946年的3月8日，考虑到时机已成熟，余秀豪安排孙格龄展开下一步行动，即把李兆麟引至水道街9号。

当天恰逢“三八节”庆祝大会，李兆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在会后，孙格龄就找到李兆麟，称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想找他具体商量商量“国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对此，李兆麟并未怀疑，一来他十分信任孙格龄，二来不久前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提到过这件事。

不过，由于李兆麟当时身兼数职，所以行程十分忙，而当天的行程已经全满，所以自然只能推脱，而不死心的孙格龄哪里会善罢甘休，又一番软磨硬泡后，最终与李兆麟约定，在次日下午3点水道街9号见。

到了第二天，李兆麟因为有事耽误了一会，等忙完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他为赶紧乘车往水道街赶，结果没想到，车子在行驶到半路时，突然无缘无故的坏了，半天打不着火。

当时开车的是专职司机卢德才，他在和警卫员李桂林倒腾半天后也没能修好，而此时刚好时任哈尔滨报社社长的唐景阳路过此地，他认识李兆麟的车牌，于是就下车过来询问怎么回事。

得知车子坏掉并一时半会修不好后，唐景阳便邀请李兆麟上自己的车先走，不得已，李兆麟只得先上了他的车。

临走时，李兆麟告诉警卫员李桂林，自己会先回中苏友好协会，让李桂林等车子修好后去协会办公室接他。

就这样，李兆麟离开，而他在回到办公室后等了好一会，始终不见自己的车子回来，此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距离约好的时间都过了一个小时了。

由于水道街距离办公地点不远，等的有些不耐烦的李兆麟就有了步行前往的想法。

其实按照当时组织的规定，在经历了多次刺杀的李兆麟是不能独自出门的，但李兆麟也是性子急，依旧出了门。

临走之前，他怕警卫员李桂林回来找不到自己，还特意在办公室的日历上留下一句“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的话，以便让李桂林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并且，他还交代秘书，等李桂林回来了，记得提醒他看。

做完这一切后，李兆麟出门，不一会就抵达水道街9号，在这里早已等着急的孙格龄原以为计划泡汤了，没想到李兆麟还真来了，并且还是一个人来的。

大喜过望的她赶紧把李兆麟迎了进来，而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李兆麟脱掉大衣，挂在了距离李兆麟很远的地方。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李兆麟习惯随身带手枪，而他的手枪一般都在大衣里。

之后，两人落座，孙格龄端出茶水，一脸客气的请李兆麟喝茶，而这茶水中，早已被孙格龄下了氯化钾。

李兆麟到这时候依旧没有起疑心，一直到喝了一口茶水后才觉得有些不对劲，他问孙格龄，“这茶怎么这么咸？”

尽管意识到不对劲，但为时已晚，氯化钾很快发作，而李兆麟也顿感眩晕无力。

此时的孙格龄，看到药效发作，赶紧说了一句“我给你换杯茶吧”，同时往外面跑去，这句话其实是暗语，就是通知藏在房间里的那两个亡命之徒高庆山、孟庆云可以动手了。

得知指令，这二人当即跳了出来，看到李兆麟后根本没做其他动作，直接尖刀就刺了过来。

最终，李兆麟身中“七刀八洞”，这种手法，是土匪惯用的手法，目的就是保证被杀对象不会有活着的机会。

见李兆麟没了呼吸后，两人把他的遗体装起来，又处理好地面的血迹，随即带着遗体逃之夭夭。

而此时，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刚刚才发现，李兆麟失踪了，原来他在车子修好后回到办公室，看到李兆麟留的话，二话不说就往水道街9号赶，但此时的水道街9号早已人去楼空。

之后，李桂林又直奔李兆麟的家中，依然一无所获，到了当天下午6时多，无奈的李桂林只能上报了李兆麟失踪的消息。

而他不知道的是，李兆麟将军此时已经遇害。

一直到三天后，在组织的全力寻找下，李兆麟将军的遗体才在距离水道街9号不远的一个小房子中找到，本身特务们是准备毁尸灭迹的，但担心动静太大，因此只能先把将军的遗体藏了起来。

将军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迅速在哈尔滨引起了轰动，而我东北局也迅速侦破此案，并着手开始缉拿凶手。

从1946年到1957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多个参与此案的凶手一一落网并遭到应有的惩治，但遗憾的是，作为主犯的余秀豪和孙格龄，却在哈尔滨解放之际逃去了台湾。

不过在逃台之后，这两人由于没了戴笠的庇护，不久便失势，其中余秀豪逃亡到了美国，最终在1963年因被逼债自杀，临自杀前他曾给好友打电话说，自己杀了抗日功臣，活该倒霉20年。

而孙格龄则是沦为了窑姐，靠着出卖身体为生，最终在90年代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