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从何处来?”这问题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考古学”的核心，也是笔者读到张教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脑海里浮现的问题。
《知识考古学》
笔者关注的自然是“文学史的知识从何处来”。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第十五章是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p.288)，其中讨论到 Sanqu or Song Lyrics (p.296), 就是汉语世界所说的“散曲”。
张教授说：Related to songs in dramatic works, 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known as sanqu, that is,song lyrics not used in drama but written independently.(p.296)这句话的意思是：“元朝出现了一种新文体，称为散曲(song lyrics)，即独立于戏剧之外的歌词。”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散曲在元朝，是new genre?
这个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的说法，可以成立吗？张教授从何处得到“元朝出现新文类：散曲”这样的知识？有时候，历史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真相本身。
关于散曲，笔者想起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女主角黄蓉唱曲的情节（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
此回回末，金庸有自注：“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金庸《射雕英雄传》，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84页）。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北宋已经诞生的文类，在元朝怎能称为a new genre?
或曰：金庸以小说闻名，小说家语，未必可信。然而，金庸也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2010年取得博士学位）。
《射雕英雄传》
关于金庸对历史的执着，请参看马幼垣《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联经出版2013年版，页254）。关于散曲，金庸的发源于“北宋之说”和张隆溪教授的“元朝新文类”之说，哪一个比较可信？
本文集中谈谈散曲，也尝试了解张教授“元朝新文类”之说从何处来。Genre多翻译为“文类”，不过genre study也称为“文体研究”（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
《词与文类研究》
元曲，可以是指元代戏曲（今人编写的《全元曲》，第一部分就是元杂剧），但是，一般人说的“元曲”也可以指元代散曲。
中国戏曲研究学者罗锦堂说：“元人南北曲的形式及材料，早在宋金之际，即已具备。”（罗锦堂《中国散曲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83年版，页18）。“宋金之际”当指北宋衰微、金国崛兴之际，也就是公元1127年前后。
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王文才先生悉心研究元曲多年，他也认为“北曲……始兴自在宋金之际。”（王文才《元曲纪事》，中华书局2019年版，页280）。
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第二章的内容都在讨论“散曲起源”这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第二章将“散曲起源诸说”和“元前有关散曲起源的跟踪研究”分列为第一节和第二节。
所谓“元前”，就是“元朝之前”。
因此，我们只看杨栋所用标题，便知道杨栋研究散曲起源，追踪到“元朝之前”。《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的标题竟似是为了否定“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known as sanqu (散曲是元朝兴起的新文类)”之说而拟定的。
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以上三位专家（罗锦堂、王文才、杨栋）都认为，散曲产生于宋朝。下一节，我们检视南宋人是怎样说的。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宋人的证辞，说明了北宋末年中原的京师之中人们已经开始“歌蕃曲”。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记载：“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80）。
《独醒杂志》
“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这个年号，公元1119年开始用，止于1125年。
上面那段引文说明士大夫对“番曲”感到新鲜好奇，也开始唱蕃曲。《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都是汴京人依据蕃曲曲调歌唱的曲牌，它们自然带有北地的民族特色。
这些曲牌有的进入后世北曲里被长期运用，例如“大石调”里的《六国朝》（廖奔《戏剧：中国与东西方》学海出版社，1999年)。
上面曾敏行《独醒杂志》那段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八、元杂剧之渊源”也有征引（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24）。曾敏行(1118年—1175年)，号独醒道人，他晚年在玉笥山下建书斋居住，取名为“独醒斋”。
王国维讨论戏曲史，在书名上就标明“宋元”。由此可以想见，谈中国戏曲可以从宋朝谈起。《宋元戏曲史》书稿成于1913年，最早的版本是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宋元戏曲史》
张隆溪教授说过，他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和北大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章培垣、骆玉明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相近。
我们试查对一下，看看张隆溪教授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known as sanqu 的说法，是不是取自北大版、复旦版文学史。
章培垣、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着（增订本）》第二版第五篇第四章说明：“在南宋灭亡以前，散曲纯用北曲写作，作者均为北方人……”(第425页)。换言之，元朝建立之前，已经有散曲。
北曲的产生，当在南曲之前。今人龚鹏程指出，“南曲本无宫调”“势不能与北曲抗衡”（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页253。廖奔《中国戏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38）。
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
下面，我们看看北大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怎样讲述散曲的产生。
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第3册认为“散曲究竟兴起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已难以确考。”
虽然做不到“确考”，但是，“大约”与起于何时，袁行霈主编本还是有交待的。
撰稿者认为，“宋金之际”北方少数民族带胡曲番乐入汉族地区，与原有的音乐相结合，育出一种新的乐曲。由于原有的词（宋词）相形失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便应运而生。”
袁行霈主编本又引徐渭之说，认为是辽金北鄙杀代之音、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第3册，页375）。
徐渭说的“辽金”，似乎比“宋金之际”要早一点。
辽国（大辽）存在于公元916年到1125年，最终被金国所灭。北宋亡于1127年。散曲兴于“辽金”的话，自然是北宋的中后期。金国和南宋国祚有部分时间重叠，金国亡于1234年。
综合此节所述，张教授的“散曲是元朝新文类”之说，和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文学史的说法都不一致。
《中国文学史新著》
因此，“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known as sanqu (散曲是元朝新文类)”的相关知识，应该不是来自袁行霈主编本和章、骆主编本。
下一节，我们讨论张教授书中引马致远（马致远作品见于《东篱乐府》）、张养浩的散曲，并对张教授译文略加评点。
张隆溪教授引了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散曲为例。不过，张教授的译文，有值得商榷的之处。我们先看马致远曲子的译文：
After crickets sing, I may have a good night’s sleep,
When cocks crow, everyone is busy with something to do or keep.
When will it ever end!
Look at those tight-pressed rings like ants in the mud,
A swarm of bees busy making honey,Or a host of flies fighting to lick blood.Lord Pei in his Wild Green Hall,Master Tao joining the White Lotus group.In autumn, these are the things I like to find:Picking chrysanthemums with dewdrops,In frost frying crabs of the purple kind,And cooking red leaves with wine.Life and drinking all have limit,How many times can you have Festival of the Double Nineth?If asked, my naughty boy, remember to reply:Even if Mr. North Sea comes to call,Mr. Eastern Hedge is drunk and can’t receive guest at all.(p.298)
《马致远全集校注》
上面这作品，原作是马致远套曲《双调·夜行船》的《离亭宴煞》部分：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
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
乱纷纷蜂酿蜜，
急攘攘蝇争血。
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
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
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人问我顽童记者：
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上引《双调·夜行船》，见于章培垣、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五篇第四章，页432。“离亭宴”是指该曲使用的格律。
《西风瘦马：马致远传》
“陶令白莲社”被翻译成：“Master Tao joining the White Lotus group.”其中的 joining, 显然是原作所无，是张教授按自己理解加到英译本上的。“陶令”，指做过彭泽令的陶潜（365-427）。
张教授解释：“Master Tao” is Tao Qian, the great poet of nature and country life discussed in Chapter 4, who was invited by a famous monk to join the White Lotus Group.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高僧慧远邀请陶潜加入白莲社(the White Lotus Group)。
庐山的白莲社由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立，成员包括僧人和名士，共有123人。其中较著名的成员有：慧永（慧远的弟弟）、慧持、刘遗民、雷次宗。这些成员共同修行念佛法门，发誓愿意往生西方净土。
晋代无名氏《莲社高贤传．不入社诸贤传》记载：“（谢灵运）至庐山一见远公，肃然心伏，乃即旨筑台，翻《涅盘经》，凿池植白莲。时远公诸贤同修净土之业，因号‘白莲社’。灵运尝求入社，远公以其心杂而止之。”
《六朝隐逸诗学研究》
又“（陶潜）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高智《六朝隐逸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页99）。
所谓“（陶潜）忽攒眉而去”，指陶潜皱着眉离去。看来，陶渊明与慧远等人见解不同。似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陶渊明获邀入社，也曾去拜访过白莲社。“遂造焉”的“造”，意思是：“至、到达”。我们现在还用“造访”这词。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有一个“造门不前而返”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
“造门不前而返”，意思是，王子猷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门去就掉头走上归路。
陶渊明不见得同意庐山慧远的见解。公元404年，慧远写了一篇《形尽神不灭论》，陶渊明写下《形・影・神》三首诗，诗中表达的意见异于慧远的“神不灭”论。
《莲社高贤传》的记载是否可信，是一回事，有无陶潜参加白莲社的记载和史实，是另一回事。张教授说 Master Tao joining the White Lotus group，不知道有什么依据？
马致远写“陶令白莲社”，意思是“陶令加入白莲社”吗？无论如何，马致远这散曲的字面上没有说陶令“加入”。
《莲社高贤传》和《世说新语》都用“造”字。陶令造访庐山似有其事，但是“陶令（造访）白莲社”能解释为join? “攒眉而去”反映陶潜和庐山白莲社之人不投契。
友人朱伟光指出，佛家（白莲社的宗旨近于净土法门）戒酒，而陶潜好酒，双方本就捍格不入。
“陶令白莲社”可以解作陶潜到过白莲社，却不合群。
“陶令白莲社”前面那句“裴公绿野堂”也是说裴度在绿野堂，不理世事。《新唐书・裴度传》记裴度在绿野堂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世间事”（欧阳修、宋祁等人撰《新唐书》列传第九十八）。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笔者查阅过其他参考书，想看看有没有学者确定陶潜加入白莲社。
事与愿违，笔者找到学者明确说陶潜“不肯入社”（方英《文学欣赏》，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80）。
周啸天认为：“白莲社是晋僧慧远在庐山发起的宗教组织，邀陶渊明参加未果，此处未拘事实，以字面取对。”(《啸天说诗：只留清气满干坤》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页80）。
许渊冲译《元曲三百首》将“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翻译成：I would retire to the green plain / Or at the foot of White lotus Hill. (《元曲三百首》，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页51。)
许渊冲这译文将原义简化（译文也有瑕疵），其中没有陶潜加入白莲社之事。
许渊冲译《元曲三百首》
综合以上各种信息，所谓“陶潜加入白莲社”，恐怕是史无其事。相反，学术界有人明确说明陶潜没有加入白莲社。
张教授也征引了张养浩（Zhang Yanghao）的散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书中有以下一段：This is what Zhang Yanghao wrote about in another famous song lyric to the tune of “Goat on the Slope” when he passed by Tongguan, the strategic pass in Shaanxi Province near the Hua Mountains and above the Yellow River:
Mountain peaks gather like a bundle of arrows,
The Yellow River roars with angry billows,
Through mountain and river run the Tongguan roads.
Looking at the western capital,
No peace and calm in my heart,
Sad to see where Qin and Han emperors once passed.
Their palaces have all turned to dust.
People suffered at their rise.
And people suffered at their demise.(p.299)
《张养浩全集校注》
上面这首，原作是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汉语原作见于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3册，页387：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潼关在黄河边，扼守着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潼关令人联想起历代战事：无论谁胜谁败，百姓都要受战火波及连累。
原作“如聚”，张教授译为gather like a bundle of arrows（如一束箭）。“聚”自然不是“arrows （箭）”。
张教授这译法，大概是为了让句尾的 arrows 和次行句尾billows押韵。这是为了音美而调整译文所传达的内容，是无可厚非的，也无伤大局。
张熙惟《元曲傲骨张养浩》，崧烨文化2023年版。
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也录有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
《射雕英雄传》写女主角黄蓉找一灯大师求医，路上听到一名樵夫唱：“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黄蓉欲待相答，忽想：“他爱唱曲，我也来唱个‘山坡羊’答他。”当下微微一笑，低头唱道：“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金庸《射雕英雄传》，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79页）。
《射雕英雄传》这情节，引发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文学史公案。
《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安排一灯大师的弟子“渔樵耕读”四人出场。金庸用了不少篇幅来刻画“渔樵耕读”的个性和能力，同时突显黄蓉的才华。
黄蓉最先碰见一灯大师四大弟子“渔樵耕读”里的樵夫。
广州出版社版《射雕英雄传》
那樵夫唱了三首牌名《山坡羊》的曲儿：一首是‘城池俱壤，英雄安在……’第二首是‘天津桥上，凭栏遥望……’第三首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金庸《射雕英雄传》，明河社2010年版，页1166-1167）。
樵夫所唱三首《山坡羊》，作者是元朝张养浩。第一首原题是《咸阳怀古》，第二首是《洛阳怀古》，第三首是《潼关怀古》。
黄蓉欣赏樵夫唱得好曲子，欣赏他的情怀，所以她也唱了元人一首《山坡羊》曲子答樵夫。
然而，樵夫、黄蓉是南宋人，有学识的读者(informed readers)难免会问一句：“宋人的（元曲）知识从何处来？”逻辑上，宋人是不可能唱元曲的。
这样一问，不合理之处就突显了出来。违反历史这问题，由金庸的老朋友梁羽生率先点破。
1966年，梁羽生（1924—2009，本名陈文统）发表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其中论及金庸在诗词、回目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并拈出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来作为个案加以平议（文章发表时梁羽生用化名佟硕之。参看：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载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台北:雅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
梁羽生在文章中写道：“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事。”
梁羽生所说的“元曲”指张养浩等元人的曲子。张养浩，元史有传，在元英宗时张养浩做到参议中书省事。他1269 年才出世（这时南宋已灭40多年），1329年去世，而《射雕英雄传》最后写到成吉思汗去世之时。
请注意：成吉思汗死于 1227年8月18日。忽必烈在1260年称帝，建立了元朝。
南宋黄蓉与那樵子大唱《山坡羊》曲子之时，成吉思汗都还在世，所以唱曲时间当在1227年之前，当时还有没元朝。也就是说：南宋樵子唱了未来人的曲子。
黄蓉唱的那首《山坡羊》“青山相待，白云相爱。……”作者是宋方壶，原题为《山坡羊・道情》（见罗锦堂《元人小令分类选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页469）。
罗锦堂《元人小令分类选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
宋方壶的生年更在张养浩之后。宋方壶大约要在黄蓉唱他曲子之后一百年左右才出世，他是元末明初人（据李修生、李眞瑜、侯光复编《元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梁羽生的结论是：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也知道。宋人唱元曲也许是由
于金庸一时粗心，随手引用，但是，金庸这样写，人物形象就出了问题了。
梁羽生是金庸的朋友，梁羽生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梁羽生指出金庸这个错误，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现在（二十一世纪）看来，金庸写宋人唱元曲，多少有“穿越小说”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的情况好比书中故事的宋朝人穿越到元朝，默记了元人的散曲再回到南宋末年唱出曲子。
当然，《射雕英雄传》书中人物实际上没有“穿越后，又从元朝回到宋朝”。“穿越”的只是小说家金庸本人，他的神思穿梭于宋、元之间。
《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也没有写元朝人出现在南宋。
金庸对于《射雕英雄传》中“运用元曲”似乎比较松懈，原因可能是《射雕》男主角郭靖曾经在成吉思汗麾下从军，而成吉思汗在一些人心目中是元朝的始祖。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追尊皇祖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
“宋人的元曲知识从何处来?”在“穿越小说”中是不怎么成问题的，因为不少读者但求娱乐愿意接受“穿越”的情节。当然，金庸写《射雕》的年代，“穿越小说”这文类还没有大行其道（黄易的《寻秦记》，常被视为中国穿越小说的鼻祖）。
《寻秦记》
金庸后来尝试在修订本的故事情节中解释曲子是宋朝之前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是“来自元朝”。
金庸对于他自己书中的“历史问题”应该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辩解：(1) 他在《射雕》的世纪新修本中增插一个情节解释散曲的盛唐渊源; (2) 在第二十九回回末添加长注说“细节不免有误”; (3) 在书册之末再附上注释解说“恐难追寻其原始作者”（新修本《射雕》明河社，页1534。关于金庸对历史的执着，请参看马幼垣《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联经出版2013年版，页254）。
金庸宁愿“细节不免有误”，也不肯删除《射雕英雄传》宋人唱元曲那“穿越”片段，因为他在这部分“求故事生动热闹”。
《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
金庸面对“年代错置”的批评，尝试在《射雕英雄传》修订版的情节上做点补救，也就是将历史问题“合理化”。
一九九九年开始，金庸修订他全部小说作品，是为“世纪新修版”。
世纪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增补了大段文字，写郭、黄二人在求见一灯大师途中，借宿于一家“米铺货栈”，主人杨姓老者夜间在堂上唱起了《山坡羊》（“清风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朝，对青山！晚，对青山！”)，又讲解起这曲子的来历。
那老者说：“这首曲子流传至今，少说也有三百多年了。那是唐朝天宝年间传下来的”。当年，唐军两次进攻南诏，两次大败，“被俘和逃散的唐将唐兵十馀万人，全数流落在云南”，老者“的祖先就是唐兵的小军官，在云南……安家立业，绵延至今”，他还说“这《山坡羊》的曲子，还有好几首，是老朽的祖宗传下来的，听说当年在长安城中流传很广，贵裔庶民，很多人都会唱。唐将唐兵，……被俘不死，沦落云南，这些小曲便也在云南落地生根了。”（金庸《射雕英雄传（新修版）》，明河社2009年版，页1460-1461）。
时俊静《元曲曲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按照“新修版”上的说法，散曲早在盛唐就产生了。笔者注意到：金庸避谈张养浩、宋方壶的散曲，只借老者之口提及散曲产生的年代。
金庸这样尝试自圆其说，没有明确否定张养浩、宋方壶的著作权（那几首《山坡羊》的著作权难以撼动），其客观的结果却是：散曲诞生的日期被金庸提前到盛唐。
小说家金庸自我开脱的言论，有多大说服力呢？
就算金庸本人，在补述唐军遗留《山坡羊》曲子之后，也不得不在《射雕》第二十九回回末再“自我缓颊”，承认：“在南诏复没之唐军遗留云云，未必系事实，视作小说家言可也。”（金庸《射雕英雄传（新修版）》，明河社2009年版，页1488）。
既然金庸请读者“视作小说家言”，那么，世人自然不必再坚持以学术标准来对待《射雕》之中宋人唱元曲的小说情节。
但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曲产于何时是个学术问题。
任半塘（1897-1991，名讷，号半塘）《教坊记笺订》说：“南宋戏曲之用调有越过宋词，而直祧唐乐曲者，其故何在？颇堪玩索。”(崔令钦著；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5)。
《教坊记》
唐开元、天宝年间崔令钦录教坊曲共324曲（其中大曲46），演变为唐五代词调的有79曲，另有40馀曲入宋后转为词调（《唐代文学研究》第12卷，2008年，第141页）。这种传承关系，或可为任半塘“直祧唐乐曲”之说作一注脚。
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得出北曲和宋词“双生于唐曲”的结论。
张教授在“散曲”这种新文类兴于何时这个问题上，没有追随北大、复旦版文学史的说法。似乎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known as sanqu 是张教授的一家之言。
张教授这a new genre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的“知识”，是从何处得来的？此外，Master Tao joining the White Lotus group 的“知识”，又是得自何方？
上文所论，说明了“散曲是元朝新文类”这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如果说“散曲到元朝才兴盛”，自然可以说得通，但是，散曲在元朝兴盛无法说明散曲文类何时诞生。
《全元散曲》
文学史书上，有“唐诗、宋词、元曲”这类的通俗说法，这似乎反映了撰史者“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可是，诗，在唐朝之前已有；词，早在宋朝之前已诞生（据敦煌文献可以推知：民间词在盛唐产生。另参：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页1）。
张教授如果有理由说“散曲是元朝的 a new genre”“陶潜加入白莲社”，当然可以写论文将所持之理由统统罗列出来，例如，证明宋朝还没有散曲，散曲始见于元朝。这样做，可以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短板。
散曲溯源的工作，似易实难。这一点，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对我们略有启示（例如：“现代性”的源头为何？现代小说的开端，在什么时候？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五四吗？）
王德威撰，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原著为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017）从1635年晚明写起。这也有助说明“向前溯源”有诸多可能性。
文学史的任务之一正是说清楚文体的源起和发展。
当然，本文关心的是“散曲的开端/起源”而不是“现代性”（modernity）。在这方面，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倾向于强调散曲是单线发展而成的，强调“源之单纯”、只认“独具特质的音乐体系”(页46、页48)。他的说法，似乎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有时候，历史在史家的笔下被大幅度简化了。
散曲文类的诞生有多条线索（不是产生于一时一地）。今人王文才（1922-2008）说: “北曲虽盛于元，始兴自在宋金之际。时燕乐渐衰，中原乐曲乃融契丹、女真、达达之乐，滋演新声，自成乐系。燕曲旧调若用于北曲，亦属偶存。”(王文才《元曲纪事》，中华书局2019年版，页280)。请注意：这句话中有一个“融”字。既然是“融”，自然是多元汇合而成的。
《元曲纪事》
刘大杰说，北宋元佑之后“胡乐番曲”和词谱混合融化成一种新形体，促使散曲成长发育（《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14）。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单一、线性的。
今人时俊静的研究，也道出了元曲曲牌的多元来路（时俊静《元曲曲牌研究》上海古籍，2018年）。
附记一：时代错置、架空小说
关于小说情节的时代错置问题，请读者参考洪涛《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载《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
与“时代错置”相关的话题是“架空小说”。
《红楼梦》作者有撰写“架空小说”之意。《红楼梦》开卷就说，故事的年代失落无考，书中的“金陵十二钗”说的是金陵省的十二钗。这金陵省显然是架空的。
然而，近世不少“自许的诠释专家”却尽力将《红楼梦》挂靠在明末、清初的政治史。小说的“架空”被强说成“凿实”。这样一来，所谓“诠释”难免给人强作解人的印象。
情况看来就是“失去明清政治史，诠释者就失去大半诠释能力”……
《红楼梦学刊》2020年3辑
关于“架空小说”和原型论的讨论，请读者参看洪涛《幻笔的艺术：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优势”释出的要旨》，载《红楼梦学刊》2020年3期。
附记二：陶渊明
本文有一节主要谈及散曲呈现的陶潜。
关于陶潜，请参看洪涛《陶渊明何时得遇知音？陶渊明如何成为“偏平人物”?（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载《古代小说网》2023年12月28日。
这篇文章论及史书的“文本性”(textuality)。在文史家笔下，“陶渊明”恍如小说的一个角色，也经历了某程度的形象塑造characterization。
陶潜“攒眉而去”见于《靖节先生集》，江苏书局, 1883年。
附记三：《山坡羊》曲调源流本文的个案研究部分，涉及小说中唱《山坡羊》。
杨栋《元曲起源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四章是“《山坡羊》曲调源流考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此章。杨栋认为《山坡羊》源出北曲，后来北曲南化（页93）。
《元曲起源考古研究》
附记四：张隆溪教授怎样介绍“不同体裁的产生和发展”?
据说，张隆溪教授撰写英文版《中国文学史》的目的是“希望全面介绍”中国文学“不同体裁的产生和发展”给域外人（参看《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页75）。
在韵体作品方面，张隆溪教授有三说：屈原创造了赋、边塞诗是唐朝的 new genre、散曲是元朝兴起的new genre。(参看：张隆溪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Routledge, 2023, Chapter 2, Chapter 6, Chapter 15)。
以上三说，有历史依据吗？
《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
如果以上三说不是史实，说是“观点”又非学术界共识，那么，为什么以上三说就这样被当成中国的史实写入《中国文学史》？撰史者个人的“观点”，有足够的公信力？
此外，张隆溪教授翻译的赋、诗、词、曲，有没有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呈现中国文学“不同体裁”的形态特征 (the distinct generic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