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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乾隆时期被称为“盛世”，数十年难得的和平孕育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快的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

当时西方人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社会充满了令人向往的活力和稳定。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看上去生机勃勃的时代中，一种名为“叫魂”的黑色妖术突然将12个大省份搅得天翻地覆，从农夫的茅房到帝王的卧榻均无一幸免。

关于叫魂案最早的官方记载来自于浙江德清县。

1768年早春，德清县东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于是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请来了石匠吴东明重修水门。修水门就需要在水底打木桩，而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匠只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就会给大锤添加某种神秘力量并夺取此人的精气，被夺精气的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这种力量被称为“叫魂”。叫魂的方式也不只一种，如果不知道名字，可以用头发、衣服等随身物品代替。

吴石匠老家塘栖镇有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民，听闻吴石匠要去打桩，于是悄悄地找到他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两个侄儿的名字，他问吴石匠：“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没有？”

原来沈士良的哥哥死后，他的两个侄子就和他住在一起，但是两个侄子对他并不好，不仅时常折磨他，还抢夺拐骗他的钱财，虐待殴打他的母亲。

沈士良曾希望通过阳间的方式讨回公道，但折腾一圈无果后便决定诉诸阴间的力量。在找到吴石匠前，他还跪在土地庙前烧了一张黄符，向土地爷告状。

虽然沈士良没有明说要干嘛，但是吴石匠一看纸条就知道他的心思。

其实不仅是石匠，包括木匠以及其他工匠一样，在很多人眼里都拥有魔力。当时的很多中国人都相信风水会对凶吉产生影响，因此负责修建的工匠就有责任在修建时施行“好的”法术来排除邪气。

既然能施行“好的”法术，也就能施行“坏的”法术，所以如果出现了灾祸，人们往往就要将其怪罪于风水不好，而负责修建的工匠也就要成为背锅的人。

吴石匠对沈士良的求助非常愤怒，他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魔力，更担心自己被卷入“叫魂”的罪恶勾当中，于是他叫来了当地的保正，将沈士良绑起来送到了德清县县衙。

阮知县了解了经过之后认为十分荒唐，打了沈士良二十五大板后，就把人放了。吴石匠本以为这件事就完事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他已经卷入了一场席卷整个大清荒唐危机中。

几天之后，在杭州接二连三发生了与“叫魂”有关的案子，而且越来越多与叫魂相关的离奇案件也在变多。

一个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为了向衙门邀功，故意诱使石匠将一个纸包嵌入木桩打入河底；一个名叫巨成的游方僧只是问了问路边小孩叫什么名字，就被村里人认为是“叫魂”的术士，差点被烧死；还有一个叫蔡瑞的捕头，勒索一个叫超凡的游方僧钱财不成而诬陷其“叫魂”，并称在超凡的行李中发现了剪刀和头发，但事后证明剪刀和头发都是蔡瑞自己的。

面对“叫魂”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荒唐案子，浙江巡抚熊学鹏有点头疼，做到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是根本不信什么“叫魂”的。而且案发至今，没有一个人因为“叫魂”生病或死去。“叫魂”所引发的恐慌完全来自于人们对谣言的轻信。

为了将此案做个了解，熊学鹏下令钱塘和德清两县组成“专案组”从源头进行调查，专案组将此前几个叫魂案的当事人带进公堂一一进行对质和审问，搜查了石匠们的家，德清县的阮知县还重新排查了打入河底的木桩，都没有发现与妖术相关的器物。

专案组再次得出了一个结论：叫魂就是一场闹剧。

熊学鹏认为在官方定性后，叫魂案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真正要将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心里驱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叫魂流言就顺着京杭大运河向北蔓延到了江苏苏州，这个时候的叫魂已经不是以石匠在木桩上贴人姓名为主，而是以剪人发辫的手段为主，因此叫魂案也被称为“割辫案”。

江苏人也相信实施叫魂妖术的均是来自浙江的游方僧，这些游方僧进入江苏的目的就是为了干叫魂的勾当。

不久后，人们的怀疑对象从游方僧扩展到乞丐，再到来路不明的外地人。

有一个叫顾正男的10岁小孩因为走在路上感觉辫子被人拉了一下，就导致3名乞丐被抓进了衙门并受到了夹棍的伺候，一人因为伤势过重死在了狱中，另外2人最后因证据不足而开释。

叫魂恐慌让各地官府不得不进入戒备状态。不过不少官员依然没把这件事看的太重，认为不过是愚昧百姓中流传的迷信谣言而已，死几个囚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官员们还是低估了“叫魂”在民间引发的恐慌，6月21日，在距离叫魂发源地千里之外的汉阳府。一群在街头看戏的人抓住了一名行迹可疑的“妖人”，人们在愤怒之下将其当街打死，并当众焚烧了他的尸体。

7月，深居紫禁城的乾隆皇帝收到了几份密报，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妖术正在江南流行，并且已经蔓延到了山东，正如病毒一般向全国扩散。

乾隆并不相信密报中那些荒诞的民间流言，但他却仍然非常重视叫魂案的发展，并对此感到了一丝不安。

乾隆一直认为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蛊惑，一旦有危机或者天下大乱的迹象，人们就会惊恐万状，产生暴力反应。

叫魂案发酵如此之快很可能是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谣言，而这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令他十分担忧。尤其是在“伪稿案”和“马朝柱谋反案”一直未破获的情况下，乾隆几乎是坚信“反清复明”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

而令乾隆更愤怒的是，叫魂案遍布大半个中国，省级官员们在奏折中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这不明摆着“欺君”吗？我堂堂天子居然被你们瞒了大半年，而且瞒我就算了，这半年过去了你们居然都还没搞定这个案子，都是一群废物，非得逼我亲自来教你们怎么破案。

于是他向各省官员“空投”了手令，要求严查背后真相，不得让人借这个案子来搞事。

其实在很多官员眼里，他们大部分都不认为真的存在这种妖术，但因为案子影响不小又不得不认真对待，于是他们在谨慎行事和不以为然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

处理叫魂案的棘手难度并非一般，它并不是“辟谣”这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叫魂案只要对簿公堂，往往都是原告一堆漏洞，被指控为“妖人”的被告都因为证据不足释放。

但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向妖术低头。一旦因为百姓的这种想法在地方上发生了动乱，那么这名官员的评价表一栏上就要被写上“无能”，而这也几乎意味着仕途的到此为止。

而如果逼供用刑“过度”处死一个陌生人，虽然能平息民怨，但也难免会被上级指责为“玩忽职守”，没有官员愿意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这样的污点。

其实根据《大清律例》，装神弄鬼的行为是可以杀头的。但是所有的死刑都要经过高一级官府的复查并最终要让皇帝本人过目签字，如果案子被打回重申，那对于官员的仕途来说也是沉重的打击。所以对于断案的官员来说，证据还是要充实一些好。

在最初的叫魂案中，官府处理的方式并无太多不妥，一方面尽可能避免无辜人蒙冤，一方面也真的不想去劳动皇帝的大驾。

但是叫魂在引发的民间和朝堂的恐慌远超他们的想象。

在中国的传统迷信中，“灵魂”有着多种层次。一个活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着精神之灵的“魂”以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魂”控制着较为高级的脑和心，“魄”管理的则是更为具体的感觉和身体功能。

当人活着的时候，魂魄和谐地共存于人体内。当人死去之后，它们就会分开。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人相信，将“魂”从活人身体里剥夺出来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睡觉时，魂就会和人体分开，但它通常会回到人体。

我妈给我讲过她小时候家乡的一个“神婆”做法，“神婆”端着一碗水，振振有词地念了几句咒语，一个40岁的大妈就如同被催眠一般昏睡过去。然后这位大妈就开始神游阴曹幻境，闭着眼睛说自己看到了死去的谁谁谁，不一会儿，这位大妈脸色突变，“神婆”又念了一段咒语就把她的“魂”给拉回来了，还解释说再不拉回来就回不来了。

过去的中国人将很多健康问题归结为“失魂”，长期“失魂”会导致没精打采、昏昏沉沉，严重的话会发疯或者死亡。特别是当一些小孩子病重或死亡的时候，一些大人会认为是小孩子的“魂”被吓跑了，所以招魂也成了一种医治手段或殡葬仪式。

既然“魂”能招回来也就能被偷走，而且人们还相信偷魂的妖术并不难学。

与“巫术”不同的是，“妖术”是后天学习的，会妖术的术士是非正统的旁门左道。而“巫术”是与生俱来的力量，巫师是可以天生与鬼神世界打交道的人。

人们担心术士使用害人的法术窃取活人的精气，附身在没有生命的木人、纸人、藕人上。或者控制“魂”来操控失魂的躯体。

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有太多关于术士偷魂附身傀儡干坏事的“奇闻异事”，这是人们对“失魂”的恐惧最主要的来源。

头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含义，人们对于头发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东西方都有文化认为头发是更为抽象性的事物，如具有繁殖能力、附着着灵魂，个人的精神力量等。

过去广东的一些地区的丧事中，死者的已婚女儿或儿媳会在死者的棺材上摩擦头发，希望让死者的灵魂通过头发重新进入家系中，以此来加强生育能力和家系延续。

所以民间对于头发有着十分特殊的情节。

而在清朝这个由满族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头发还有更为复杂和敏感的象征。

清军入关后，满清统治者下达了“削发令”，此后二百六十七年间，剃光前额留辫子成为了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在满清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削发令”一度成为汉人团结起来在绝望中对抗的焦点之一，以至于满清对中国南方的征服过程更为血腥。

多尔衮一度对“削发令”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了这道命令，因为他认为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统一，他们最终可能会趋于“二心”，对于不服从者将“视同逆命之寇”。

因此头发问题在清朝官方眼里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对于统治者来说，削发是民众诚服的象征，也是衡量官员们对于政权服务热衷到何种程度的一把尺子。执行削发令越严格的官员在皇帝眼里越忠心，有网开一面心思的便是有二心，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头发成为了清朝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

叫魂案发展到以割人发辫为主后，背后的政治意义就越来越浓厚。割辫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谋反、抗命，这触及到大清的统治权力。

官员们刻意对皇宫隐瞒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此，这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件，不能轻易给出结论，否则一旦有误就会在极为敏感的问题上背上一个“欺君之罪”。

掩盖信息是发生在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官僚为了自身的仕途会习惯性地掩盖信息，因此往往导致皇帝对地方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奏折上永远都是太平盛世，稳中向好，承认的错误也是无关痛痒的小错。这也导致了乾隆对官僚的极度不信任。

明面上皇权至高无上，但实际上，通过对信息的垄断，官僚往往才是地方的“土皇帝”。

因此皇帝为了控制国家一般也都有着秘密的通讯体系，清朝的这一体系一般都由军机处负责。对信息的掌握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博弈的力量。

乾隆有民间的情报渠道，大臣们也有宫里的信息来源。就在乾隆批准关于叫魂案首份圣旨的前一天，山东巡抚富尼汉向乾隆递上了关于叫魂案的第一份详细奏折。

这个时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巧合，但更像是一份争取先机的报告。因为一旦叫魂案无法对皇帝继续隐瞒的时候，只有在皇帝骂人的圣旨降下前迅速做出报告，才有可能免于欺君的罪名，而且这份报告一定要让皇帝满意。

揣摩圣意是一项复杂且危险系数极高的，但对官僚来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猜错了说不定喜提九族升天，猜对了说不定就青云直上。

富尼汉在揣摩圣意方面是比较拿手的，他准确拿捏住了乾隆的思维。他的这一份奏折将叫魂案越出了“荒诞”流言的范围，他告诉乾隆真的有人在尝试使用并传播妖术，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怀疑。

富尼汉怀疑各地的妖术可能是同一个源头，背后有一个幕后主使正藏在某个地区指挥妖术传播，扩大妖党势力，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谋反。

乾隆虽然担心叫魂案背后有大阴谋，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都是谣言不用担心，那指定是要挨骂的。因为未破获的“伪稿案”和“马朝柱谋反案”一直是乾隆的心病，这两个案子动摇了乾隆关于“外族统治”的信心。

乾隆明白大清的政治和社会远不像表面那样稳定，尤其是北京城里的贵族已经打上了汉化补丁，以江南为首的汉文化压制了满族文化，贵族乐不思蜀，官员腐败横行，乾隆眼中的大清四处充满了“反清复明”的危机。

乾隆需要一个重新弘扬满族文化，打压汉文化的机会，但是种族问题绝对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因为“天下一家”“百姓拥戴”是政治正确，所以镇压叫魂危机给了乾隆一个绝佳的理由。

富尼汉的奏折戳中了乾隆的心巴，乾隆并未因有人谋反而愤怒，反而像是抓住久违的大鱼一般兴奋。

官府收到的报案越来越多，很多人被偷偷剪走了发辫，有的人还称对方法力强大，自己被拍了一下，或吸了一点粉末就失去了知觉。

综合多地上报的叫魂案件，山东官员们发现似乎有人在有组织地传播妖术搜集发辫，被抓的犯人表示进入妖党后，他们被传授妖术，所谓妖术也十分荒唐，要么是去骗去偷袭去恐吓剪人发辫发辫，要么是拿一包所谓的迷药，撒到受害人脸上迷晕对方后再剪发辫。

其中成功率最高的还是偷偷去剪，用迷药的最惨，往往都是现场被打然后被抓。

经过审讯，官员得到了几个名字，整个犯罪团伙有大概三层关系，最底层的就是实施犯罪的犯人，这些基本都是穷人、乞丐、游方僧，他们或是被迫或是被钱财吸引进入了妖党。

第二层是为招募犯人的4名术士，分别叫做通元、张四儒、明远、刘秃子。这4人的身份要么是和尚，要么是算命先生。

第一层是两名大术师，也是叫魂案的头目，名叫吴元和玉石。

叫魂案取得重大进展，乾隆大喜，立刻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全国排查叫魂案，并抓捕大术师吴元和玉石。

其实现在叫魂案仅在江南和北方的几个省流行，但这份诏谕是面向全国的，因为乾隆认为叫魂妖术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乾隆在上谕中强调，妖党可能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叛乱。

不过乾隆在诏谕中并非说明妖术中辫子到底有什么作用，各地官员也很有默契地对辫子的作用闭口不谈，显然这是一根大家都明白的敏感神经。

没有官员能清楚地描述清剿是如何升温，而清剿所涉及的也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其实对谋反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有一些邪派在借助叫魂恐慌在扩张势力，比如在张家口和蒙古就出现了一个叫“收元叫”的邪教，但也很快被捣破。

封建王朝在对待妖术等超自然问题上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各种形式与神灵建立了各种联系，比如祭祀、占卜等行为，甚至还设立有专门的官位来解读星象，某种程度上讲，这关乎到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在国家层面没有办法否认超自然能力的存在。

但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公开参与和妖术的竞争，相当于是变相承认了这些妖术有着非凡的能力，反而会大大提高妖术在民间的地位。

所以在对待妖术问题上，封建王朝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些妖术是真正具备超自然力量的，于是就发明了一个词“妖言惑众”。妖术目的也解释成不是为了召唤神灵，而是在于“诱惑”民众加入非法团体或谋反。

这同样也说明了一点：国家对于迷信拥有垄断权。只有朝廷才能和神交流，民间私自与神交流就是妖术。

妖术能否削弱朝廷对于社会的控制，关键是在于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但百姓大多数时候对于妖术是轻信的，一旦妖术造成社会的动乱，就很有可能造成“大楚兴陈胜王”的结果。

一个王朝如果失去“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反之一个王朝如果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民间如同天象，观天象其实就是察民情，动乱是上天不满的迹象和手段。

因此在朝廷眼里，人与神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是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的威胁。妖术产生的危险性既有其所谓超自然的一面，又有政治性的一面。

这也表明，皇家对于“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

封建朝廷是迷信的，但又不完全迷信。他们会无比重视民间的动乱，将一切不详扼杀在摇篮里，但手段和过程往往又是充满着荒谬和血腥，将所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全然抛在脑后。

18世纪的中国，在100年间增长了2亿人，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失去生计、失去家人、或者是逃犯，总之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对于这些人而言，向上的道路基本被堵死，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社会下层移动，最终沦为乞丐这类的最下层阶级。

而在“叫魂”案中，怀疑对象往往集中在乞丐和游方僧身上，其实游方僧虽然自称和尚，但本质上和乞丐没什么区别，“叫化子”中的“化”就是化缘的意思。

所以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基本都是乞丐。不同背景的乞丐却都有着相同的特点：陌生、来历不明、没有根基、没有关系以及不受控制。

他们明明是社会中最无助的人，却让民间和官府对他们都产生了恐惧感。

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普遍害怕“鬼”的存在，而“鬼”通常指的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人在死之前都希望回家落叶归根得到安息，而不是成为孤魂野鬼。

流浪的乞丐虽然不是“鬼”，但其无根无基的特点，又和“鬼”类似，这类没有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在人们眼中具有一种独特的危险。

平时，衣衫褴褛的乞丐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心，但也会激起人们强烈的反感。一个人也许会给乞丐施舍钱财，同时却不愿意乞丐来触碰自己。与乞丐保持距离，并不只是出于对卫生的考虑，而是更担心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污染，让自己变得不幸。

“打发乞丐”这类词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对乞丐的施舍，其实更像是一种“借钱消灾”的行为。

而在官府眼中，这些流浪者是叛乱和非法活动的温床，尤其是对游方僧，官府格外警惕。因为经常有犯人披着僧人或道士的衣服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很多游方僧并没有真正加入佛门或道门，都是自己剃了头发就上街化缘，“游方僧”成为他们方便乞讨的方式，也成为他们最后的尊严。

其实游方僧比一般的乞丐在面对妖术指控时处于更为软弱的地位，因为僧人的身份，在其他人眼里拥有一种装神弄鬼的力量。

在拥有对迷信垄断的官府眼里，这种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乞丐也是社会中最贫穷也最无自卫能力的人，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反击或报复的能力。

当然遭殃的也不仅仅是乞丐，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私怨或谋取私利。

以“叫魂”罪名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以获得的权力，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是稀缺的，甚至只存在于幻觉之中，而获得这种权力后紧接而来的就是滥用，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责别人为“叫魂犯”。

因此诬告的案件开始增多，因叫魂引发的冤案，不仅来自于官府，更来自于民间。

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乾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虽然隐蔽，但是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清剿本身。

这场较量来源于皇帝与官僚之间长期的矛盾——官僚责任制度。如果一名下层官员犯错，则该官员的上司也会负有“失察”的责任，如果“失察”的责任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面，那么关乎的直接就是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展开。一般来说，下层官员犯的错只要未经官方确认，那么他的上司就不会有“失察”的责任。这种时候下层官员犯的错，往往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采用更为私下的方式处理，比如“自罚三杯”。

对于下属和自己犯的错，官员逃避责任最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向上“封锁消息”，这种隐瞒是层层递进的，因此身居高位的人是最脱离群众的，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他们真不知道。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虽然说是至高无上，但他真正了解的地方可能也就是他的紫禁城，甚至连紫禁城的真实情况也不清楚。

乾隆极度不信任官僚体系，他认为官僚体系的运作，使得皇权正在缓慢的消退，并最终会被官僚集团架空。

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时，皇帝必须用形式化的行政程序来约束官僚，但是在这套行政程序中，皇帝的作用不过文件处理中的一个盖章的节点，相当于一台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只不过这个齿轮好看一点而已。乾隆希望摆脱这种境地，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官僚的主子而非官僚的臣仆。

叫魂案为乾隆对朝廷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乾隆的愤怒可以借着办案的名义直接发泄到官员身上，或者说乾隆可以借助叫魂案就自己真正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在整个叫魂案件中，首席检察官始终都是乾隆，各地呈上来的奏折，事无巨细，乾隆都要亲自批阅，并且通过“个人热线”与各省官员直接交流案情，微操到个人，也就是所谓的“朱批奏折”，而这意味着整个案子不再按照正式的行政程序进行。

对于官员的办案速度，乾隆从未满意过，他不断对官员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的办案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刻薄训斥。

对于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使得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握信息的竞争之中，也让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在这场信息争夺战中，乾隆有自己的底气，他在各地官僚机器中都部署有自己的眼线。这使得下层官员面临着两难，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或者说避免被发现制造冤狱。

面对乾隆施加的压力，官僚其实也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对于官僚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对信息的掌握比皇帝更为及时。

70岁的江西巡抚吴绍诗对乾隆使出了一招“忙而不动”，在乾隆下达清剿令后，吴绍诗在奏折中说，他在省内安排了一张比其它省份都要严密的警戒网，并挑选了特殊“干员”潜入民间秘密调查。他还下令让各府州派出精干人员调查寺庙和道观，动员基层，要求看到可疑人员都要上报。

总之，从奏折上来看，吴绍诗就凸显了一个字“忙”。但是从清剿结果上来看，吴绍诗报告说，江西没有发现一例剪辫案。而且江西各府州的文件中也没有其它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因此也没有一例冤案。

出现这样的结果，最大可能是说明吴绍诗在奏折中提到的所谓的精心布置和忧心忡忡，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

吴绍诗根本没有对叫魂案进行缉查，充分利用了“山高皇帝远”的信息优势，设置了一些只有几个人，甚至是没有人的机构来表现出很忙的样子，他既表现出了“热忱”，又表现出了“实干”。

乾隆对于吴绍诗本来也是不信的，他在奏折中写道“恐属空言，实难信矣。”不过乾隆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一来是因为没有证据，二来吴绍诗的身份也确实不一般。

吴绍诗是一个法律世家的大家长，而且他的上司是高晋，高晋不仅是大清的治河名臣，还是乾隆的亲家，他的堂姐妹是乾隆朝唯一的一位初封贵妃慧贤皇贵妃。

因此乾隆对吴绍诗是比较尊重的，甚至破例让吴和他的儿子同时在刑部任职，通常情况下，按照回避原则，这是不允许的。

另外，在叫魂危机过后，吴绍诗非但没有受到斥责，还高升为刑部尚书，一方面和他在法律的造诣方面有关，一方面也和家世背景、朝中的关系相关。

吴绍诗的法子属于不可复制的，但对策也不只一种。比如吴绍诗的次子吴坛，当时是江苏的按察使，他使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将案件的主要视线转移到了教派上，通过打压已经被朝廷禁止的大乘教和无为教，转移了压力，虽然最后因为没有破叫魂案，依然受到了惩罚，但是也因为立功，其惩罚代价几乎就是没有代价。

还有一些省级官员通过共同上奏联合奏报来分担压力，毕竟法不责众，一群人“犯错”比一个人“犯错”更容易躲过惩罚。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把叫魂案所涉及的政治问题行政化，不断地按程序收押犯人，不断向上报告有新进展，但却迟迟没有结果，也就是“拖”。

总的来说，官员们尽管没能在办案中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是“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不求立功受奖，只求不犯错误。

经历了3个月的全国清剿，始终未能发现叫魂案核心犯人的终究，抓了无数人，审出来又都是小喽啰，不同的口供连起来十分混乱毫无逻辑，最后乾隆勉强得出了一个结论，妖党核心开始在全国流窜。

官僚系统无法查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乾隆便下令将案件相关人员全部解送到京城，包括石匠吴东明、沈士良等人也被送到了京城，由军机处来审理，这也变相是皇帝来亲审。

案情发展迎来了关键一步，屈打成招的犯人们在军机大臣面前纷纷翻供，在下面提交的证物中，大臣们还发现有的所谓用来割辫的刀已经钝到连纸都割不动，根本不可能用来作案。

更可笑的是，当初供出几个关键名字的犯人在反复审问下，证词也出现了严重的前后矛盾，比如供出“张四儒”的犯人靳贯子，却并不知道张四儒是什么人。

有意思的是，在安徽宿州确实抓了一个叫张四儒的乞丐，一度让官员们看到了“破案”的希望，但在两江总督高晋的亲审下才发现这个乞丐的原名叫张四，因为名字上的一字之差，他和他的儿子就被抓进了大牢，并最终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叫“张四儒”。而张四翻供的时候，他的脚踝已经被夹烂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四还是被押到了京城和靳贯子当面对质，并由军机大臣刘统勋亲审，结果自然是靳贯子根本不认识张四。靳贯子最后也承认，张四儒这个名字是他在重刑逼供下编的名字，而他残废的双腿也印证着他的说法。

最终张四还是没能等到重见天日，病死在狱中，但由于他的伤情并非由京城的官员造成的，也无人对此负责。在军机大臣认定张四并非案犯后，官府出资为他准备了棺椁，其子则被送回了原籍。

其实除了张四儒的乌龙外，供出妖僧明远的乞丐蔡廷章也翻供称这是他编出的名字。

尽管官僚们想尽快地回避冤案，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叫魂案彻底进入了死胡同，乾隆抱怨各省提交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他要求各省督抚在不要伤及无辜的同时，尽快将所有嫌犯一网打尽。但这对于备受压力的官僚们来讲，“既要……又要……”是一个自相矛盾而无法实现的指示。

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什么妖党，那几个所谓的妖党核心术士和头目，都是编出来的名字，这3个月来全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一直在侦办一件不存在的案子。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乾隆自己停下来。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名，乾隆在这个案子上已经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王朝的尊严。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也就是要找一个人来背锅。

所以说，有的时候受到公司领导器重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大多数领导更需要的不是精干的人才，而是一面挡风的墙。

乾隆尽管多少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但此时对清剿逆党仍然上头，谁来开口给皇帝发热的大脑降温是第一个问题。军机大臣刘统勋成为了这里的关键人物。

刘统勋已经在军机处任职了二十多年，雍正时期就深受皇帝信任，到了乾隆也是一样，拥有极高的声誉，且官声清廉。

满朝文武中，刘统勋是少有的敢于报告坏消息的人，乾隆虽然有时对他不满，但也对他抱有极高的尊重，当时能够当众质疑乾隆而不受重罚的人，除刘统勋外可能找不出第二个。

10月中旬，乾隆在避暑回京的路上接见了刘统勋，听取后者汇报案情以及建议，11月1日，乾隆回到京城，两天后下旨停止了清剿。

叫魂案终于落下帷幕，但让皇帝认错是很难的，所有的荒唐必须落在很有分量的人身上。

刘统勋等人先是发出一份通告，称叫魂案遍布数省是地方官员玩忽职守的结果，对上级的指示掉以轻心，最终导致冤案频发。皇帝命令各地将案犯押往京城审理，尽管没有抓到首恶正犯，但洗刷了众多冤情。正因为地方官员办案不力，导致民怨沸腾，皇帝体恤民情下令停止清剿。

朝廷依然承认叫魂案，尽管“正犯”无一落网，但他们“确实存在”，他们的逍遥法外是由各省的失职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挽回龙颜的说法。当然挽回颜面是不够的，案子结束了，也该到了算总账的时候。

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乾隆最不满的就是官员们对案情的掩盖，他要求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熊学鹏等多人，还有一批中下层官员遭到革职、弹劾。

这次官场的洗牌确实让一些只会严刑逼供、欺上瞒下的官僚得到了惩罚，但也让一些杰出官员的仕途毁于一旦。比如徐州知州邵大业，曾以治水闻名，他的任期内当地免受洪涝灾害长达7年，深受百姓爱戴。但是因叫魂案被贬到边军，几年后死于边境。

官僚集团中最惨的，也是背锅背的最黑的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正是他所谓的“发现”，让乾隆对叫魂案背后有阴谋深信不疑，直接导致了整个案子的发酵。而且富尼汉给出的关键证词前后矛盾，比如富尼汉坚称没有严刑逼供，但是乞丐蔡廷章和靳贯子被送到军机处时已经奄奄一息。

军机大臣们纷纷要求富尼汉给出解释，但富尼汉却又嚣张地拿乾隆出来挡箭，拿出乾隆的谕旨称是受皇上之命查案，显然富尼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乾隆下令将富尼汉交给吏部，后将其贬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从省委书记降到了副省长，乾隆还在朱批奏折上批注“革职留任”。

从官职的变化来讲，富尼汉受到的惩罚似乎并不算太重，但是考虑到其仕途基本到头，也算所有巡抚中受罚最重的了。其实按理来说，富尼汉犯的欺君罪应该是交由刑部论罪的，但是乾隆并没有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这也是乾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开释。

其实对于叫魂案的调查并没有完全结束，乾隆的心病仍在，案子肯定是要给个说法的。11月中旬，军机处在理清了各地的冤案后，将思路理回到了叫魂的发源地浙江省德清县。

官员们想要弄清石匠吴东明在案件中发挥的作用，但却无意之间搜集到了一些新线索，凭借这些线索，最终理清了整个叫魂妖术的来龙去脉。

德清县有一座慈相寺，这座寺庙香火冷清，寺里的几个和尚也过得穷困潦倒。而德清县附近的一座观音殿却香火鼎盛，这使得慈相寺的穷和尚们心生嫉妒。

在一番筹谋后，他们决定散布谣言，说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去观音殿进香的不仅不能得到庇护，还要再到诅咒。

恰好石匠吴东明等人当时正在修水门，又恰好又有一伙与吴东明竞标失败的外地石匠，这些石匠对吴东明心怀怨念，于是在穷和尚们的诱导下杀了一只公鸡埋在通往观音殿的必经之路上。这些石匠们相信，这样做法能置对手于死地。

准备就绪后，和尚们开始散布谣言，同时又给自己的慈相寺打了广告。只是没想到最终在全国扇起了对叫魂的恐慌。

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生产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