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公社小学的土坯房前，攥着那张入伍通知书，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1973年的秋风卷起操场上细碎的沙粒，打在褪色的军绿色裤腿上沙沙作响。
身后的教室里传来张老师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朗读声，那是他接替了我代课的位置。
三个月前我还在给孩子们写"人、口、手"的板书，此刻却觉得这些字都变成了枪械拆解的示意图。
参军这个决定是跪着跟爹娘说的。
爹蹲在灶台前吧嗒旱烟，火星子溅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烧出个焦黑的洞。娘把舀水的葫芦瓢摔在青石板上，碎成两半的水瓢像咧开的嘴。
"全公社就出你一个代课老师，你倒好！"她操起扫炕笤帚要打我，笤帚疙瘩举到半空又颓然落下，在土墙上撞出簌簌的灰。
我知道他们气什么——大哥十四岁就跟着生产队上山背石头，二姐出嫁时连身新衣裳都没有，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我读到高中，就盼着我能吃上公家饭。
可我想当兵。去年腊月去县城赶集，看见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从吉普车上跳下来，牛皮武装带把棉军装勒出挺拔的线条，黑皮鞋在雪地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响。
他们给合作社送年画，红底金字的"军民鱼水情"在供销社玻璃窗上反着光。
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困不住我，我要去当兵，要像表姐夫那样把军功章别在胸前。
新兵连的夜晚，我总盯着上铺床板缝隙里透进来的月光。
表姐夫寄来的信就压在枕头底下，信纸上还沾着云南的潮气。他说昆明军区的汽车兵最金贵，让我好好学技术。
我跟着汽车连的老班长学拆装发动机，手指被机油泡得发白起皱，指甲缝里总嵌着黑乎乎的油泥。
有次给师部送物资，吉普车在盘山路上抛锚，我钻到车底修了三个钟头，绿军装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洇出盐渍。
那次之后，我胸前别上了闪亮的五角星，提干命令下来那天，表姐夫在电话里笑得很响："你小子出息了！"
探亲假批下来是1984年清明前后。
我特意绕道昆明想给表姐夫捎两瓶西凤酒，却在军区大院门口被卫兵拦下。
接待室的老文书摘下老花镜，钢笔尖在表格上游移半天，最后叹了口气："王副连长他...去年在老山。"
我站在传达室的水泥地上，手里拎着的酒瓶突然重得提不住，玻璃磕在门槛上迸裂的声音惊飞了窗外一树麻雀。
表姐来车站接我时穿着素色布衫，鬓角已经见了白。她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女娃，眼睛和表姐夫一样是微微上挑的凤眼。
我们走回村子的十里山路，她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只说前年探亲时表姐夫给女儿取名叫"念军"。
经过村口的老槐树，我突然看见树身上新刻的"正"字，表姐说这是念军学会写的第一个字——表姐夫最后一次回家，总把女儿的小手包在掌心教她划横竖。
那天夜里我蹲在灶房磨了整宿的菜刀。月光从漏风的窗棂挤进来，刀刃在磨石上刮出沙沙的响。
我想起新兵连第一次摸枪时表姐夫的话："当兵的要学会把愧疚化成子弹。"
可现在我胸膛里堵着的分明是颗哑弹，卡在肋骨间不上不下地发烫。
天亮时我把攒了十年的津贴用红布包好塞在念军枕头下，布角上还沾着汽车连检修车间永远洗不掉的汽油味。
后来我给表姐介绍了连里最踏实的汽车兵李大同。
相亲那天下着毛毛雨，李大同一个劲用袖子擦吉普车后视镜，擦得能照见人影。
他们结婚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把军功章别在小念军衣襟上，小姑娘被金属硌得直躲。
谁曾想两年后的雨季，李大同的运输车在麻栗坡触雷，连人带车滚下山崖。我去收殓时，他口袋里还揣着念军用作业本纸折的千纸鹤，被血浸透的翅膀上铅笔字迹洇成了蓝黑色。
今年清明我带着念军去烈士陵园。
三十岁的姑娘已经出落得和表姐年轻时一模一样，只是眉眼间总笼着层雾似的。
她蹲下身擦拭墓碑时，我忽然发现墓碑旁有两个木牌——一个是李大同，还有一个是刚刚病逝的表姐姓名。
山风掠过松林，带来远处训练场的炮声回声。念军忽然转头冲我笑："舅，当年你塞在我枕头下的红布包，娘一直收在陪嫁的木匣里。"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那些年开着军车穿越过的盘山公路。
陵园门口卖白菊的老汉还在，三十年过去，他装花的竹筐从草绿漆褪成了灰白。我买下最后三支菊花，花瓣上凝着的水珠滚落指尖，凉得像1973年秋天公社小学屋檐下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