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战争的宏大叙事中，骑兵作为一支机动性与冲击力兼具的强大力量，常常扮演着扭转战局的关键角色。中原王朝对骑兵的强大作用心知肚明，然而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漫长的对抗岁月里，却屡屡因骑兵力量的不足而陷入困境。
但事实上，中原王朝并非没有养马的历史与努力，背后隐藏的复杂缘由。
中原王朝的养马历程，是一部充满辉煌与艰辛的奋斗史。早在秦汉时期，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便将养马业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漠北之战，他一举出动 14 万匹马，尽管战后损耗高达 11 万匹，但这一惊人的数字背后，彰显的是汉朝雄厚的马匹储备。汉朝对养马的重视与投入，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坚实的战马支撑，成为保家卫国的重要力量。
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在养马方面也不遗余力。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设立监牧一职，在秦州、渭州等地开办马场，巅峰时期马匹数量多达 70 万匹。宋朝太宗赵光义年间，统计有 17 万匹马，此后在魏州、相州等地设立 7 个马场，产马数量在巅峰时期也达数十万。唐宋通过官方设立马场等举措，不断扩充马匹数量，以满足军事及日常需求，这些马匹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养马策略进一步发展为官民结合。明朝朱元璋重视养马，不仅官办牧场，还在民间推行马政。朱棣能够横扫漠北，大量的战马功不可没。明末清初学者傅维鳞推算，明朝全盛时期边镇军马约 40 万，京师驻军有马 16 万之多。这种官民结合的养马模式，为明朝军事力量的发挥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国家的军事安全与边境稳定。
然而，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比，中原王朝在马匹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却十分明显。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广袤的草原，马匹是他们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牧民家家户户养马，招募士兵时，应招者自备马匹，首领无需为马匹筹备过多操心。而且，高寒的草原气候适宜马匹生长，使得他们的马匹数量众多且质量优良。
反观中原王朝，在养马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主观困境。在民间，农民养马需要放弃良田开辟草场，而养马利润微薄，收缴时还需自费将马骑到交付地，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百姓养马积极性不高，甚至将马视为 “赔本的造粪机器”。同时，马匹数量和质量常被瞒报，难以保障，使得养马效果大打折扣。
除了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也成为中原王朝养马难以突破的瓶颈。气候与环境差异是一大制约因素，南方温湿的环境与北方不同，会导致马匹存活率下降。而且南方相对人口密集，马匹活动空间小，缺少日常奔跑训练，从体制上就落后于北方。
种马与配种难题也不容忽视，中原王朝种马获取途径多样，但古代配种技术粗糙，民间更是如此，导致虽不缺驿用马和驮马，但优良战马数量远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此外，马政的不稳定也是重要问题，历代马政朝令夕改，政策缺乏连贯性。
一会儿鼓励养马，一会儿限制养马；一会儿朝廷采购，一会儿又让马匹抵税。官员从中牟利，甚至出现宋朝养马变成养羊的荒唐事，使得养马成果付诸东流。
中原王朝在骑兵方面的劣势，在古代南北争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场上，骑兵力量不足可能导致战略被动、防线被突破；在政治上，可能影响边疆稳定，增加防御成本。然而，这也促使中原王朝不断探索其他军事策略，如发展步兵战术、加强城防建设等。这一历史现象深刻反映出古代社会发展中，军事需求与经济、民生、政策之间复杂的关系，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
中原王朝并非不养马，而是在养马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中原王朝在骑兵建设上困难重重。这一历史现象不仅是军事领域的问题，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课题。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文章来源：玄九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