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守仁，号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其“阳明心学”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曾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可是本文故事的主角：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却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与批判。这并非出于他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风气、学术走向及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

下面将从历史背景、学术分歧、实践导向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顾宪成批判王阳明心学的缘由。

顾宪成画像

一、历史背景：晚明社会的动荡与学术变迁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于1550年出生，是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为明朝后期官员、思想家。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动荡、社会风气日下，成为顾宪成等士大夫深感忧虑的时代背景。在政治上，万历皇帝长期怠政，朝纲不振，官员贪腐成风，民间疾苦日益加深。

经济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阶级矛盾激化，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文化上，阳明心学自嘉靖、隆庆年间兴起，至万历时期已蔚然成风，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然而，心学的过度解读与实践中的偏差，导致士人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追求新奇、逃避现实、空谈心性的风气，这种风气与顾宪成等儒家士大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理念背道而驰。

顾宪成的著名楹联

二、学术分歧：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

顾宪成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核心在于对知行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良知即知，致良知即行，认为知行本为一体，不可分割。这一理论打破了朱熹“知先行后”的传统框架，为士人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然而，顾宪成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模糊了知与行的界限，导致实践中的空谈与虚浮。

顾宪成主张“行在知前”，“反之于实”，强调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对于达到“善”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学问不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知），更要通过实际行动去改变现状（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知行关系的本体论上，顾宪成也提出了与王阳明截然不同的观点。王阳明认为知行的本体是良知良能，是人心本有的道德自觉。而顾宪成则主张知行的本体是道性善，即人性本善，但这种善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来实现。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

他批评王阳明的“现成良知”论，认为良知并非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与虑来完善。这种对知行关系的重新阐释，体现了顾宪成对儒家正统学脉的坚守与对实践行为的重视。

综上所述：顾宪成学宗程、朱，认为朱熹是继孔子之后集儒学大成之圣人，周敦颐创建理学之功不在孔孟之下，然其学不守门户之见，对陆、王之短长与朱熹之不足持公平态度。力排佛学之非，批评王守仁“无善无恶”之说是来自佛学禅宗。反对不学不虑的见成良知说，提倡“躬行”“重修”的修养功夫。

三、实践导向：挽救社会风气与振兴国家的责任感

顾宪成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体现在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切忧虑与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上。他认为，心学的过度解读与实践中的偏差，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导致士人阶层中弥漫着一种率性而为、放荡不羁的风气。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个人修养，更对国家的治理与民众的福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东林书院门楼

为了挽救社会风气，振兴国家，顾宪成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士人与官员，从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积极展开了一场道德救世运动。他们高举儒家正统学脉的旗帜，批判心学末流的空疏浅薄与流于禅学的倾向，倡导回归儒家道统、直面现实、干预政治、关注民生的实学精神。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旨在培养一批具有铁肩担道义精神的文人士大夫，通过他们的努力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在具体实践中，顾宪成等东林党人不仅致力于学术上的批判与建设，更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力图通过改革朝政、澄清吏治来扭转国家的颓势。他们敢于直面权贵的腐败与朝廷的黑暗，以清流自居，力图恢复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德秩序。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完全改变明朝的灭亡命运，但他们的精神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进步思想家顾宪成

结语

总之，顾宪成对王阳明心学的猛烈抨击与批判，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风气、学术走向及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他通过对知行关系的重新阐释与实践导向的强调，试图纠正心学末流的空谈与虚浮之风，恢复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德秩序。

顾宪成的批判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与实践经验。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与困境。

顾宪成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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