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许多红军士兵悲壮牺牲，但红军的英勇战士们仍毫不退缩地与敌人抗争。即便是在革命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他们也始终坚守着信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深深烙印在他们心中的革命信念。

1934年的秋天，中央红军的主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离开了苏区。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离，不少红军战士选择留下来，其中就包括闽浙赣红军独立团。

闽浙赣红军独立团，原本是红十军团的一部分。1935年初，红十军团在怀玉山一带被围，损失极为惨重，只有粟裕等少数人带领的部队成功突围。

关英，时任闽浙赣省委书记，承担起了收拢残兵的责任。他迅速将这些失散的红军士兵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红军独立团。作为苏区内坚持战斗的红军领导人，关英亲自率领这支队伍，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下，红军独立团的处境极为艰难，每一次战斗都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甚至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关英和他的战士们从未放弃过希望，他们坚信，只要还有人在，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熄灭，红军的主力终有一天会回归。

在山林间穿梭的日子里，红军独立团的战士们历经了无数的艰难困苦。食物短缺，环境恶劣，他们几乎完全依靠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意志力在支撑着。

直到1936年的岁末，一份敌方的报纸详细披露了西安事变的内情，提及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以及国共两党可能走向合作的曙光。这些报道为关英和他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开始期盼中央红军能够迅速增强力量，北上进军，从而改变战局。

虽然关英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对党忠诚无比，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却有些欠缺。当他得知粟裕在浙西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后，决定带领独立团前往会合。

可不幸的是，他们在途中落入了国民党的埋伏，独立团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关英本人在山洞中养伤，逃过了一劫。此后，红十军团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剩余的部队分散成多个小规模的游击队，各自为战，局势愈发严峻。

这时，杨文翰站了出来，他开始重组这些零散的力量。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杨文翰，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下定决心在德兴和上饶一带重建部队，继续对国民党展开游击战。

在杨文翰的率领下，他们的小队在偷袭国民党的小股部队时屡屡得手，逐渐壮大到了500多人。这支队伍被正式命名为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出任政委，继续着他们的革命斗争。

随着游击大队人数的不断增多，杨文瀚深知如果继续这样无序扩张，管理将会变得异常困难。他决定将整个队伍带到山上，与外界隔绝，过起了一种隐居式的生活。

在山上，由于消息的封闭性，杨文瀚并不了解近年来国共两党之间关系。他也不知道，为了展现双方的诚意与合作，许多红军部队已经改编为国民党的编制。

杨文瀚对此并不十分关心，但国民党高层却对这支日渐壮大的游击队伍垂涎三尺，他们渴望能够将这支精锐之师纳入自己的麾下。

面对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揽，杨文瀚每次都以礼相待，但每当谈及改编事宜时，他总是保持沉默。方志敏同志的牺牲对他打击深重，使得他对国民党产生了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

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杨文瀚最终决定派遣一支小分队下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可在他满怀诚意地试图建立沟通桥梁时，却再次遭遇了背叛。

清晨，谈判小分队踏上了下山的路程。一切看似平静无波，但当他们接近山脚时，却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的围攻。由于毫无防备，小分队的成员们全部英勇就义，这一幕与方志敏的悲剧如出一辙。

此后，杨文瀚对国民党的仇恨愈发深刻。他甚至对中共南方局派来传达新政策和指示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敌意，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派人前往磨盘山对杨文翰进行动员。由于杨文翰的极度疑心和固执，他错误地将派来的同志视为叛徒，并下令执行了枪决。

两个月后，党组织并未放弃，再次指派了一位党员干部前往劝说杨文翰带领部队下山。遗憾的是，这位党员干部同样被杨文翰误认为叛徒，并遭到了相同的命运。

同年12月，组织上决定再次尝试，他们派出了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但余明兴也被杨文翰误判为叛徒并遭到处决。

尽管杨文翰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但他的性格过于固执，对国共合作的现实始终持怀疑态度。考虑到杨文翰曾对关英怀有深厚的敬意，并且关英曾是他的直接上级，党组织决定派关英亲自前往磨盘山进行动员工作。

1938年5月，关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地下交通员踏上了前往磨盘山的征途。在途经横峰县时，他们受到了当地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款待。

不仅设宴招待了他们，还赠送了一匹骏马给关英。关英也借此机会在当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

而这次意外的“横峰之行”竟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集会结束后不久，游击队内的线人将关英在横峰的活动详细报告给了杨文翰。杨文翰在阅读报告后，竟错误地判断关英已被国民党收买。

当游击队与关英一行人会面时，杨文翰亲自下令收缴了两名警卫员的驳壳枪。关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杨文翰却以“人熟礼不熟”为借口暂时平息了纷争。

晚餐后，关英开始耐心地向杨文翰解释组织的政策和新的指示。他告诉杨文翰：“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你应尽快带领你的队伍下山，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合。待一切安排妥当后，你随我回南昌报到。

关英认为自己的解释已经足够明晰，但杨文翰却仍然拒绝服从命令，甚至将关英一行人囚禁起来。在杨文翰的错误判断下，他亲自下令将关英等所谓的“叛徒”就地正法。

杨文翰的疑心病已经深入骨髓，甚至在杀害了关英之后，他仍然疑云重重。为了打消内心的疑虑，他竟派人前往当地的新四军办事处打探消息。

当新四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得知关英已经不幸遇害，内心充满了悲痛。他们严厉斥责杨文翰忘恩负义、刚愎自用，认为他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负责人强烈要求杨文翰立即下山接受改编，以融入更大的抗日力量之中。

可杨文翰的固执已深，他对此充耳不闻。他执意返回磨盘山的藏身之处，坚持认为除非红军大部队亲自来劝说他，否则他没有改编的必要。

他似乎忘记了，此时的红军主力已经完成了改编，有的成为了新四军，有的则编入了八路军。他所率领的游击队伍，实际上是红军大部队中仅存的最后一支游击队。

共产党方面对杨文翰已经彻底失望，而国民党则对他恨之入骨，下定决心要通过武力将他彻底剿灭。国民党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动员了包括正规军、民军等在内的一万余名武装人员，前往磨盘山进行包围。

这一次，失去了共产党支持的杨文翰真正陷入了绝境，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不过这场围剿行动并未能如愿以偿。杨文翰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竟然带领着几十名队员成功逃脱了包围圈。他们转向其他地区，继续展开游击战斗，与敌人周旋。

杨文瀚坚守着不投降的底线。可在1943年3月21日的一场变故中，游击队员邵恒竹的叛变给游击大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邵恒竹的带领下，国军进山对赣东北游击大队进行了残酷的清剿。只有杨文瀚和炊事班长刘福喜侥幸逃脱，他们选择了跳下山崖以求生机。

在逃亡的过程中，杨文瀚与刘福喜不幸走散。即使孤身一人，他仍然选择了继续战斗。他始终坚信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支撑着他辗转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试图重新组织起队伍来，但遗憾的是在1943年8月途经弋阳时被敌人发现并被捕。

同年10月杨文瀚遭到了敌人的杀害，在临刑前他仍然高呼着“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革命最终如杨文翰期待的那样胜利了，而杨文翰后来也跟被他错杀的5人同样被追认为烈士。虽然在行事方面，杨文翰有过一定的错误，但他确确实实是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素材来源：

毛剑杰. 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是如何消失的? [J]. 党的生活(黑龙江), 2015, (02): 42-43.